典雅閩南語傳承的斷裂來自內外兩個力量的作用，一個來自日本殖民政府強勢的教育與語言政策，另一個竟是接受這殖民現代化教育的一整代人對母語與傳統的自我棄絕。
◎原載於《思想》第35期，2018年5月，2018年10月增加「失去的光復契機」一節。
晚餐桌上父子的言語交鋒
半個多世紀前的1963年有個「周鴻慶事件」，那年10月7日一位中國大陸到日本的訪問團成員周鴻慶，在東京向蘇聯駐日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蘇聯大使館將其交給日本政府處理，而日本政府最後在年底將他遣返中國大陸。在這期間卻傳出周鴻慶原先是要去中華民國大使館，因不知所在才找到蘇聯使館。因此國府強烈要求日本政府不能把他交還給中共，最後在表達了強烈抗議後召回駐日公使。
周鴻慶事件成了當時台灣報紙的頭條，喧騰一時直到隔年年初。當時台灣媒體的情緒除了反映反共國策，而痛責日本的「親共」政客外，還不免掀起一陣日本侵華的新愁舊恨來。我那時是初中一年級，剛度過初中聯考壓力，讀報關心時事是我的課外作業，也是每天晚餐桌上大放厥詞的資源。周鴻慶事件當然讓我在餐桌上對日本政府的行徑大肆抨擊起來。
父親原先如往常並不多言，後來聽我說多了，忍不住講了幾句，說日本政府有其應遵守的國際規則，有其為難之處。這下更令我義憤填膺，聲音更大了。我的政治性早熟帶來的那個激憤的小心靈，顯然並不完全針對日本政府，也有著一個成長中的男孩對父親公然挑戰的成分。然而在我一番漸次升高的言詞挑戰下，父親除了囁嚅而出的那麼幾句外，竟然還是無言。
然而我並沒因為父親的近乎無言而有絲毫的勝利感，反而覺得挫折。如今想來，在周鴻慶事件這種議題上，相對於我能將閩南語與國語並用，還不斷引用報紙上的成語修辭的情況下，父親能夠清楚言說的語言大概只能是他較為熟練的日語吧。他那一代人既說不好國語，也說不好閩南語；基本上日語才是他們的論述語言，而閩南母語只能用在日常生活上。然而日語卻非我聽得懂的，於是他只能沈默以對了。這個母語論述能力的不足是他失語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往後的歲月也讓我一再遭遇。
從揭陽到榮陽的距離
就在周鴻慶事件前一年的1962年祖父過世了，父親他們幾個兄弟將祖父葬於台南城東郊關廟鄉的一處新闢墓園，並預留墓穴，當十年之後祖母往生時也合葬於此。此後那段日子每年掃墓時，總有件事令我感到困惑，就是在關廟的祖父母墓碑上刻的祖籍地，竟然與曾祖父母墓碑上的不一樣。曾祖父母的墓碑上刻著「揭陽」兩字，而祖父母墓碑上刻的卻是「榮陽」兩字。
曾祖父母與祖父母分別葬在不同地方。曾祖父母葬在台南城大南門外的桶盤淺一帶，後來規劃為南山公墓。那原是從明鄭時期開始幾百年來的傳統墓葬區，每座墳墓都依各自的風水而朝向不同的方位，其間往往無路可循，曾祖父母的墳墓就侷促在一條小溪的邊坡上。當祖父在一九六○年代去世時，南山公墓區已經不容易找到空地了，父親他們於是就找到台南城東郊關廟鄉的那個新闢墓園來安葬他。
曾祖父去世於日據初期的1906年，刻著揭陽兩字的墓碑是祖父幾個兄弟在那時所立的。揭陽這地名我從小跟著祖父來掃墓時就認識到──曾祖父的原籍是廣東省潮州府下的揭陽縣，然而祖父的祖籍怎會與曾祖父的不同？而榮陽又在哪裡？我一時納悶，也沒去深究，以為我家伯叔輩在修建祖父母之墓時將揭陽錯寫成榮陽了。
從揭陽到榮陽之謎讓我困惑多年，後來才搞清楚。中國大陸確實沒有榮陽這個地名，那是「滎陽」兩字之誤，指的是一般所謂鄭氏起源地之一的河南滎陽，滎陽鄭氏在唐代之前是大族。「滎、榮」兩字一從水、一從木，雖然在國語是不同發音，在閩南語卻是一樣，都讀「營」(yîng)。
顯然父親他們兄弟在一九六○年代修建祖父母的墳墓時，希望以鄭姓的起源地滎陽來刻在墓碑上，就像陳姓家族會以河南的潁川為起源地那樣。但是他們可能只是聽他們父執輩提過，只知「滎」的讀音，而不知正確的漢字寫法，或者曾經見過而依稀記得字形，以為就是同音的「榮」字了。很可能就在這麼一種誤解下，他們於是在一九六○年代的祖父母墓碑上刻上了「榮陽」兩字。
大伯生於1913年，最小的四叔生於1930年，他們幾個兄弟都沒上過傳統漢文學堂，從小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現代化教育，讀完日據時期的中學校，四叔後來還考上台大醫學院。就日據時期受過教育的人而言，父親的四個兄弟都是當時的知識菁英；然而從傳統讀書人的觀點來看，他們卻是不太識字的，連自己鄭姓的起源地滎陽都不認識，可說不夠格當個讀書人。較令人驚訝的倒是，到了一九六○年代安葬祖父時，他們竟還想從廣東揭陽追溯到河南滎陽。
如果閩南語族的姓氏確實是從中原南下的，這個從河南滎陽到福建泉州，再到廣東揭陽(據研究潮州人是早年從泉州遷移過去的)，最後到台灣台南的行腳，代表著一、二千年綿綿不絕的移民路線。然而從滎陽到榮陽的距離，雖然只是一個水與木的部首差別，卻代表著我的祖父與父親這兩代人之間一個難以彌補的母語與漢文能力的退化。
母語能力退化的乙未世代
從歷史上看，這個閩南母語能力的退化與斷裂，首先發生在像我父親的幾個兄弟那樣，日本占領台灣之後的乙未新生代。這整個大約從一九○○年代到一九三○年代出生的台灣人，即使是對文字較為敏感的文學家，也不能免於母語能力退化的問題。比如說台南府城出身，住在我們鄭家老宅所在的白金町與萬福庵一帶的葉石濤。
葉石濤在日據末期開始以日文進行文學創作，光復後從日文轉為中文，繼續筆耕不輟。他的作品屢屢提到台南赤崁樓旁一個地名「石鐘臼」[1]，那是個小吃攤販聚集區，離萬福庵很近，我年少時也常流連。那時只知道這地名的發音tsio̍h-tsing-khū，不曾細究漢字寫法，還因諧音以為是「石精龜」，因為赤崁樓旁就擺著一排馱著石碑的大石龜(贔屭)。然而正確的漢字卻是「石舂臼」，因為「舂」與「鐘」的閩南語白話音與「精」的讀書音都讀tsing，所以有此混淆。那個地方古時候應該有個舂米的石臼，因而得名，只是經過了日據時代的文化與教育改造之後，這批乙未世代就忘了石舂臼命名的由來及其本字了。
葉石濤生於1925年，比我父親晚了十來年，光復時還算年輕，有餘力學習現代白話中文，以國語來創作或論述都毫無問題，遂能有後來的文學成就。然而以他對文字的敏感，又出身府城，卻仍然未能完整的認識閩南母語的漢字，尤其又是住家附近的地名，就像父親他們兄弟不識滎陽。在這裡只大他二歲，1923年出生的同輩李登輝的語言能力就更能反映那一整代人的一般狀況了。
一九八○、九○年代李登輝當上總統後，照例要在元旦時發表總統文告，並親自朗讀。那些文告都寫得文謅謅，他用帶著口音的國語來朗讀沒問題，畢竟從一九五○年代開始他一直在公務機關做事，後來又當了各個層級的行政首長與副總統多年，已經自我訓練得可以用國語來朗讀文告。那時他也想用閩南語來朗讀一遍，卻發現不會讀，因為他的閩南語程度跟我父親那一代人一樣，甚至更差。最後他只好請了一位老先生來代為朗讀。
可以說，日據時期出生越晚，母語能力的退化就越嚴重，我還碰到過不少例證。十多年前的2005年10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舉辦過「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學術研討會，其中包括「台灣閩南語的活力與傳承」這個議題，有不少閩南語學者參加。這個主題是關於閩南語的，但論文發表人、回應人與聽眾中的發問者，發言時卻主要還是用國語，必要時才夾雜著閩南語。比如1931年出生的知名閩南語語言學者鄭良偉，他在發表論文時，開始還試著用閩南語，然而沒多久就放棄了，最後還是拿起論文稿子用國語來讀，有時甚至跑出日語詞彙，可以看出他早年教育的痕跡。當然會場上還是有具備閩南語論述能力的學者，但確屬鳳毛麟角。這場研討會的場景清楚顯示閩南語能力在台灣日據時期退化與斷裂的結果。
他們這批成長於日據時期的知識菁英，母語能力的退化也影響到一般民眾。舉個流行歌詞的例子，「寂寞」這個詞彙經常出現在一九五○、六○年代的閩南語流行歌裡，比如我們從小聽起的〈港都夜雨〉裡的「港都夜雨寂寞瞑」這句有名的歌詞，從歌手到聽眾都將「寂」讀錯了，都唱成「淑」(siok)。這個詞在日常生活中是不用的，只會出現在文章詩詞與歌詞上，「寂」字正確的讀法應是「叔」的陽入聲(tsi̍k)。而如今報刊上的閩南語流行詞彙就更是錯字連篇，例如「討契兄」(契兄是乾哥)變成「討客兄」，「好額人」(有錢人)寫成「好野人」，「鬥鬧熱」寫成「逗鬧熱」，「足感心」寫成「揪感心」或「揪甘心」，兒子「囝」與小孩「囡」兩字不分等等。
從我父親與伯叔們將「滎陽」誤為「榮陽」，到葉石濤將「石舂臼」誤為「石鐘臼」，再到李登輝必須請人以閩南語代為朗讀總統文告，而鄭良偉只能以國語來宣讀關於閩南語的研究論文，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做為台灣日據時期所培養的一代知識菁英，雖然在日常口語與業務交流上講閩南語沒問題，卻是喪失完整閩南語能力的第一代人。
在他們家裡的書架上是難得有漢文傳統經典的，甚至連一本最通俗的《唐詩三百首》都沒有；他們更不曾從蒙書《幼學瓊林》學到最起碼的漢文所包含的歷史與地理知識，難怪「滎陽」變成了「榮陽」。他們這個乙未世代對這些漢文經典是極為疏離的，後來我們這一代人只能在學校用國語去接觸這些經典，還以為這些文學與思想經典是國語才有的，而不知道這也是閩南母語所內涵的傳家寶。我在家中曾經聽到的對漢文經典有所接觸的長輩，都是祖父級的前清遺老，母親會提起他們施家的九叔公喜歡吟詩作樂，就是去詩社吟唱傳統詩詞，而我們鄭家的大舅公也甚好此道；母親提起時還帶點不務正業之意。
當然到了我們這一代人，由於無從在家裡從父親一輩人口中學到完整的閩南語論述與文學能力，母語能力就更退化了。這即是1963年在家裡晚餐桌上，父子兩代人言語交鋒不成的一個重大因素。
閩南語的文白異讀特性
關於父親那代人的閩南語能力，這裡有一個漢語本身的問題必須稍作說明。我父親那一代人學了日語之後並非就都不會說閩南語了，在日常生活與一般工作場合，他們還是以閩南語溝通無礙的；他們失去的是用閩南語來閱讀與朗誦中國傳統經典與詩詞的能力，因而失去的是運用閩南語來論述與書寫的能力。就是說他們還保留著一般日常生活所需的閩南語的能力，但失去了認識足夠的漢字詞彙，並以閩南語進行論辯與抽象思考等這個屬於知識分子層次的語言能力。這裡先來解釋一下漢語方言的這種上下層次問題。
所有的漢語方言，包括各個官話系統，都有所謂「文白異讀」的現象，就是有些字有讀音與語音之分，一個字在平常口語上是一種發音，寫在文章與詩詞上又是另一種發音。文白異讀不是破音字，破音字是歧義歧音，同一個字的不同發音代表不同意思，比如國語的「重新」與「輕重」的「重」字是不同意義、不同發音的破音字。而文白異讀則是同義歧音，同樣意思的一個字在讀書或說話的不同場合時有著不同的發音，比如國語的「車」字平常說話時發「ㄔㄜ」音，在吟誦詩詞時則要讀「ㄐㄩ」。
然而並非每一個漢字都會文白異讀，根據漢語學者的考察，閩南語的文白異讀比例是很高的，接近一半的字，北方官話如北京話則很低，翻一下國語字典就可發現有些字注有讀音與語音兩種發音，但不多。此外各種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現象是來自不同的歷史機制，這除了牽涉漢語文言文的形成過程外，也與閩南語形成歷史早，歷經的變化多，而北方官話的歷史較短有關。
再則，一般生活中閩南語也並非全用白話音，而是文白夾雜使用。由於唐代之後很多以讀音發聲的新詞彙加入了日常的生活閩南語，什麼詞彙得用讀書音，什麼詞彙則用白話音，在上千年的閩南語歷史中形成通則。例如「大學」兩字，不管誦讀還是口語，都一定用讀書音tāi-ha̍k；而當動詞的「學游泳」的「學」字則一定用白話音o̍h，雖然游泳得念讀書音。但是讀書人在閱讀傳統經典與詩詞時，則需全部使用讀書音，康熙字典上的每個漢字都有一定的閩南語讀書音。由於大半傳統經典詩詞的詞彙與成語在日常生活中是用不上的，因而不能完全在日常生活之中學到，比如前述的「寂寞」一詞。所以古時候的學童必須在學堂裡，從《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或《千字文》的「天地玄黃」開始識字並學習這套讀音系統。
這就造成了語言使用上的上下兩層性，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婦女與勞動階層，從生活中可以學習到使用文白夾雜的閩南口語，而讀書人則還進一步可以使用文言文與讀書音這個上層閩南語來書寫與論辯。這麼一套始於唐代的上千年的語言文字系統，有人稱之為「典雅閩南語」。這麼一個文白異讀與上下兩個層次的現象，是很多漢語方言，尤其是閩南語，在語言的歷史變遷中形成的特質。如何形成，我們另文探討。
乙未割台前台灣漢人母語的一般情況
如上所述，像我父親那樣在一九一○年代到一九三○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們的閩南母語能力是不完整的。一篇中文字若是以現代白話中文書寫，比如報刊上的文章，他們大略讀得懂，但文中若用到較為典雅的詞彙或成語，就讀不全了；對於以較文言的方式書寫的文章，他們更不懂了，遑論以閩南語讀出來；而很多中國歷史與地理知識對他們而言也是陌生的，就有了我的伯叔們將「滎」字誤為「榮」字的情況。他們這代人閩南母語的退化，究其原因，得從乙未割台之前的情況談起。
1894年甲午戰爭之前，台灣的閩南和客家語族在日常生活、觀賞戲曲、讀書識字，到引經據典、高談闊論等，就只用一種語言，就是各自的漢語方言閩南語和客家話。就是說閩南語和客家話不僅各自作為日常生活語言，也是各自的讀書人用來作詩與論述的語言。在書寫上他們則與其他地區的漢人社會一樣，主要使用共同的書寫形式──文言文體，這是將近兩千年來傳統中國的共同書寫形式(當然其間也有不小的變化，例如從駢文到散文)，也影響到周遭受到漢字影響的國家，比如明治時代的日本政治菁英多有書寫文言文章的能力。當然用各地方言的口語白話來創作戲曲與小說，也從元明之際開始發展了好幾百年，但主要是在北方官話區，這部分的作用另外再來詳談。
總而言之，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前，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各自成套的傳統中國語言與完整的漢語系統，一個讀過書的人可以以此與其他方言區的人書信溝通。在明清時期，他只要不想上京赴考當官，或到各地經商，是不需要去學習「官話」的。而官話的形成也是因為帝都位於北京城，自然造就以其方言作為大家溝通的普通話的地位。這是西方現代化浪潮尚未衝擊到東亞時的語言狀況。在這期間即使母語為滿語的清朝皇室也並未能改變漢語的這種情況，何況他們的北京方言也講的很溜。
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勢教育政策
然而1895年乙未之變後，日本帝國的占領台灣卻不同於清朝的入主中原。相較於清朝皇室的漢化，日本帝國以武力鎮壓台灣的反抗之後，開始為其帝國的殖民事業對台灣進行現代化改造，其改造方針是「去中國化」的同化政策，而教育改造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1898年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台灣設立「公學校」──給台灣人就讀的現代小學，全面實行日語教育，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公學校就成了台灣人基本教育的初階，日語成了台灣學童學習現代化事物的主要語言。就正常學制而言，公學校首先招收的當然是六、七歲的學童，但在其新設之時，很多已經十多歲的、讀過漢文學堂的也來入學，大約到了一九一○年代才正常下來。
隨著日本小學教育體制的建立，能夠教導孩童用閩南語或客家話讀書識字的傳統漢文學堂，遂競爭不過這套現代化教育體制而逐漸凋零了。日據時期抗日文學創作者王詩琅(1908-1984)如此寫道：「日人入據台灣後，書房無形中已成傳播民族精神的重要處所,所以光緒廿四年(日明治卅一年)施行公學校規則後，日當局即採取逐漸禁止的方針」，例如據官方統計台北地區在1902年漢文書房還有127所，到了1938年就只剩下9所，包括義塾，而且還須兼教日文。[2]
一九二○年代日本殖民政府開始設立台灣人就讀的中學校，造就從小開始接受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灣知識菁英。本來日本殖民政府早就在建立全台小學教育體制的同時，開始陸續設立給日本子弟就讀的中學校。直到1922年公布第二次台灣教育令，實行「日台共學」政策，才開始設立主要提供台灣子弟就讀的中學校。
唯一例外是台中一中。1915年林獻堂等熱心人士眼見台灣子弟沒有可讀的中學校，就想專為他們創辦「台中中學校」，並得到全台二百多位士紳的捐助支持，可說是代表著當時這整代前清遺老的心願，但卻在創辦之後即被日本殖民政府強制徵收為官辦。[3]
此外日本殖民政府開辦現代化教育，一個重要因素還是在於將台民菁英從小起改造成帝國臣民。因此教育事業必須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林獻堂的台中中學就被強制徵收了。只有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中學是例外，如台南的長榮中學與台北的淡水中學，但其教學也在殖民政府的嚴格監控之中，尤其在戰爭期間皇民化運動高潮時就未能倖免，都派駐日本教官。
於是從二十世紀初到1945年日本戰敗退出台灣為止，台灣子弟有能力接受教育的，絕大部分經由日本殖民政府的公學校到中學校這個系統。他們在新式學校裡全面用日語來上課，日本的學校教育也不准台灣學童講母語，其程度與執行力比後來國府的政策強悍許多。公學校的歷史教育不僅不講中國歷史，也沒有台灣人過去的歷史。雖然新式學校裡也有漢文課程，講解一些中國傳統經典，起初還聘用在地人的老師，後來就全用日文來上課，並無助於典雅閩南語的學習。何況日本人使用的漢字有限，這也限制了這整個世代人的漢文能力。
這樣的教育整整涵蓋了四、五十年，培養出以日語來接受現代化觀念與事物、以日語作為抽象思考與論述語言，然而卻失去母語論述能力的一代菁英，也就是從我父親的兄弟們到李登輝、葉石濤與鄭良偉等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這一新的台灣世代。
日語作為具有文明優勢的現代語言
這個乙未新生代如此學會了以日語來進行現代化思考與論述，然而如前所述，他們的母語能力卻是不足的，他們失去了典雅閩南語的能力。這裡我們要問，當時台灣人學習這兩種語言非得這樣非此即彼，互相排斥不可嗎？當然不是。人具有學習多種語言的能力，但歷史卻是以如此互相排斥的情況在二十世紀上半的台灣發生了。
這裡牽涉到的新的因素是，日本殖民政府除了像入關的清朝那樣，憑藉武力等物質條件的優勢之外，還具備著「文明優勢」。乙未之變後，代表著西方現代化力量的日本帶給台灣的不只是依靠武力來進行的殖民統治，而且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已經翻身成為現代化國家，一個具有文明優勢的國家。這個文明優勢所向披靡，日語隨即成了具有文明優勢的現代化語言。這是日據時期台灣閩南語和日語在「文明」高低位階上的明顯對比。
然而典雅閩南語不只在學校與上層論述環境中失傳，也在台灣民間與家中失傳，這即是另一個重要環節。隨著中國傳統經典學問變成了落後的東西，而西方與日本的現代知識則是進步的，這麼一種新的價值觀的形成，用來傳授傳統經典的典雅閩南語就變得落伍了，而用來傳授現代學問的日文則成了高尚進步的語言。
如此沒接受過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我祖父母，屬於前清遺民的那一代人，在他們的子女眼中頓時成了落後的一代人。他們還穿戴「落後的」唐裝，執著「落後的」觀念，講著「落後的」閩南母語。他們頓時成了時代的落伍者，成了他們的後生晚輩不太看得起的一代人。於是我祖父那一代前清遺老，即使還會使用全套閩南語，在面對學得新的優勢日語的子女時，也講不出話來，而成了第一代的失語者。
閩南語比起日本話，既然成了一種落後的語言，已經或正在學習日本話的一代人，如何能回頭去學好它來做為論辯思維語言呢？因此典雅閩南語的傳承在這代人的斷絕，就不全是來自日本政府的強迫，畢竟一個政權再強勢也很難完全管到家庭裡頭。可以說，這個典雅閩南語傳承的斷裂是來自內外兩個力量的作用，一個來自日本殖民政府強勢的教育與語言政策，另一個竟是接受這殖民現代化教育的一整代人對母語與傳統的自我棄絕。
總的說，乙未新生代閩南語能力的退化主要來自四個方面：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勢語言與教育政策；日語在現代文明上的優勢；前清遺民雖具傳統閩南語能力，卻因完全失去社會主導權而無力傳承；最後則是新生代對現代進步事物(比如日語)的追求，而對文化母體的疏離與對傳統事物(比如典雅閩南語) 的棄絕。閩南語在台灣經過了日據時期之後，遂淪為只是日常的生活語言。
時局變動下的現實抉擇
當然以上只是歸納出來的幾個時代趨勢，實際發生的還包括各種現實處境的抉擇。這個轉變並非立刻發生，而是有一段過程。1893年出生的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杜聰明在其回憶錄裡，描述乙未之變前後台灣一般家族對子女教育的安排。他父親在淡水山上開墾農田，乙未之變前依循傳統作法，將長男生財送往私塾讀漢文，然後又送到台北大稻埕，「就大先生秀才黃傳經先生深坑人進修深造，決心要考秀才。不幸翌年遇日本來台灣，社會環境一變，不得以回故鄉在鄰里竹林頂開書房教書」。[4]
乙未之變使得台灣人的傳統功名之路斷絕，此後杜聰明的父親對其他子女就有了不同的教育安排：「對次男家齊之教育，父親認識時世變遷，要給他讀日本書，送他往滬尾街淡水國語傳習所讀六個月，卒業後入台北師範學校…第一回卒業生，為當時的先覺者。對三男本人出生時就有決心要給他讀書…九歲時，就送我往車埕長兄生財之書房開始念漢文矣」。[5]
日本據台後，在設立公學校之前，先在各地成立應急的「國語傳習所」，訓練一批能講日語的台灣人。而後又成立師範學校，訓練公學校的台灣人師資，產生了日據初期接受現代化教育的第一批「先覺者」。杜聰明則被父親安排先讀傳統漢文學堂，然後在十一歲時才進入公學校接收日文教育：
相較於杜家父親對子女較為靈活的教育安排，淡水的一戶書香世家卻有著不一樣的看法：
杜的回憶錄記錄了日據初期人們對時局的不同判斷，與對子弟出路的抉擇。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前，一般子弟的出路較單純，如果有心上學，就是入漢文學堂準備一層層的科舉考試，如杜家長子，順利的話就是一條傳統功名之路。乙未之變後，出過舉人的書香家族李家沒讓子弟進入日本殖民教育體制；而非書香家庭的杜家反而「認識時世變遷」，將子弟送進新的教育體制。
回憶錄裡沒有提到李家子弟後來的發展，但由於「見識之差異」顯然大不如杜家子弟。這個就業出路的新局面就此有如秋風掃落葉，將台灣人子弟送入日本殖民教育體制，讓傳統漢文學堂一蹶不振，也讓新生代台灣子弟沒能學習典雅閩南語，而失去了完整閩南語的能力。換言之，乙未之後處於被迫現代化的台灣人，半推半就的自我棄絕了典雅閩南語，割斷了母語的傳承。
此外，杜聰明在1903年就讀滬尾公學校之前，先已在家跟其當私塾老師的長兄學習二年漢文了。也就是說日據初期還有台灣人家庭在送子弟進日本公學校之前，先要他們學幾年漢文的。另一位有名的例子是蔣渭水，他在17歲進公學校之前也是先在漢文學堂讀書的，因而日後還能書寫文言文，例如〈台灣文化協會趣意書〉與〈送王君入監獄序〉。然而大勢所趨，傳統漢文學堂在這種大環境下很快就沒落了，杜聰明長兄的漢文私塾也就在那兩年停辦。
那是個新舊交替的時刻，撰寫《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彰化鹿港人葉榮鐘(1900-1978)，如此回憶道
我九歲就學公學校，同時並在先父的窗友所主持的漢學書房，做一個…學生。…我在那裡讀了一本《三字經》半部《論語》，因為學生越來越少，不上半年，這家書房便不得不關門大吉。[8]
到了一九一○年代公學校全面設置時，由於傳統學堂的沒落，一般人並不容易學習傳統漢文，有心人只能個別聘請老師。比如1907年出生的名律師陳逸松在自傳提到，上公學校四年級時漢文學堂已經凋零，他母親請了一位老先生來教他漢文，背誦一些經典，也只學了兩年，當他遠赴日本上中學時就停止了。那時北台灣除了長老教會的淡水中學外，還沒有給台灣人就讀的中學，他只能去日本就讀。陳逸松那時學習漢文才兩年，「很高興背誦過這些漢文，覺得很有價值」[9]，對他的閩南語能力是大有幫助的。而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漢文教育遂構成了這些人一生安身立命的文化資產與身分根基，到了晚年還會寫傳統詩詞。
相較於稍年長的蔣渭水、杜聰明和葉榮鐘等這些幼年還有機會學習傳統漢文，因而能書寫文言文並心懷祖國的前輩，像我父親這乙未世代從小開始就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因而沒能發展閩南語的論述能力。他們在成長歲月的日據時期雖然保留了日常閩南語的能力，然而日語卻成了他們的知識與論述語言。能講一口流利日語，能寫一手得體日文，成了日據時期文明上層的象徵。
如前所言，以日據時期培養出來的菁英知識分子李登輝為例，他缺乏完整閩南語的能力，不能用閩南語朗讀總統元旦文告，而只能在日常生活上使用夾雜著日語的閩南語。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在缺乏閩南語論述能力這方面，是以日語來取代的。他不只在接見來訪日本記者、作家、政治人物時，能以日語暢所欲言，在他私下進行縝密思考時，應該主要也是用日語在進行。這是那一代人的高層語言能力，即使光復之後學會了用國語來交談應對與閱讀，但用日語建構起來的高層抽象思考的世界卻是從年輕時候就開始營建，很難替換，就像後來接受國語教育的幾代人必須用國語來思考一樣。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1915年當初由林獻堂等人士籌辦的「台中中學校」沒有被日本殖民政府收歸官辦，他們應會在課程上加入傳統漢文的學習，或許典雅閩南語就不會在我父親這一代人身上完全消失。雖然這只是一間中學校，只能讓全台灣的一部份學生受益，或許也足以培養出一批日語和閩南語兼備的知識分子，作為母語傳承的火種，以待光復的到來。然而強勢的日本殖民政府卻不讓這情況發生。
抗日運動面臨的語言難題
日本殖民政府全面壓抑傳統漢文教育而推廣日文教學，在如此強勢的日語教育政策下，台灣的抗日分子要以何種漢文書寫文體來與之對抗呢？這一直是日據中期台灣啟蒙知識分子的語言難題，也伴隨著政治社會運動而演變。
雖然台灣文化協會的創會旨趣〈趣意書〉用頗文言的文體寫成，以「方今之文明，物質文明也。現在之思想，混沌險惡之狀態也。近時之機運，建設改造之秋也」起頭，代表著新舊交替世代的古典漢文能力，但新一代的啟蒙知識分子在語文上能夠拿來做為對抗資源的，就只能是正在中國大陸上推行的風風火火的「白話文」。這就是一九二○年代的賴和、張我軍、陳虛谷等人所創作的台灣第一批現代小說所使用的文體。以現代白話中文來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語言同化政策，同時也表達他們的祖國情懷，這在那時的條件下顯然別無選擇。
當時為何別無選擇？首先文言文已經不適合作為抗爭的工具了，何況如前所述已經為當時的教育體制所不容，年輕一輩已經不熟悉了。再則台灣閩南語還沒能跟上現代化腳步而發展成可用的書寫文體，就是說典雅閩南語本身在現代化大潮洶湧而來之下，並不會自自然然地變成能夠應付現代思想、觀念與邏輯的、言文一致的語言。換言之，傳統漢語的文言文與白話的言文分離現象，必須經過一番改造才能趨向言文一致，就像清末民初開始的白話文運動。就日據時期的條件而言，台灣閩南語並沒有這個機會。
中國大陸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能夠順利展開，有一個歷史性的條件，就是以官話白話為書寫文體的作品已經發展了數百年，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那無數的白話小說。白話口語作為書寫文體早已經過數百年的鍛鍊，有此基礎到了二十世紀才能迎戰西方現代文明的大潮。
然而台灣在日本殖民現代化的籠罩下，卻有著不一樣的景象。不論是台灣閩南語還是客家話都還未能建立白話書寫的文體，搬演陳三與五娘愛情故事的戲曲《荔鏡記》，以及南管梨園戲等，算是其中少數例子，但是沒有小說。白話小說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敘述與對白兼具，與當代口語差距不大，可以被廣泛傳布而成為大眾閱讀的文本，而閩南語白話書寫的發展就缺了這個環節。於是心懷祖國的台灣第一批抗日啟蒙知識分子如蔣渭水、賴和等人，只能別無選擇並且順理成章地採用白話文作為議論、宣傳與創作的書寫文體。
然而大陸知識分子所採用的「白話文」文體，在兩岸分斷的日據臺灣並沒能順利推廣到全社會。這是因為一方面有著由上而下殖民教育體制的重重阻礙，另一方面隨著完全接受日文教育的乙未世代的成長，台灣的知識階層的書寫文體逐漸轉成日文，例如楊逵、翁鬧、張文環等人在一九三○年代的日文小說創作。於是配合著左翼思潮的興起，就有了徹底「言文一致」的想望，而發生了「台灣話文論爭」。支持者如黃石輝、郭秋生等人認為「白話文」也只是另一種知識菁英的文言文，而要求發展「台灣話文」──即是以閩南口語白話為基礎的書寫文體，以為如此才能真正面向基層大眾。
這個「台灣話文」的主張，基本上是大陸白話文運動的「我手寫我口」思考邏輯在台灣的複製，如前所述由於缺乏有如官話白話小說的數百年基礎，是需要極大的努力才能看到成果的。何況如此主張的人都已不再熟悉典雅閩南語，天真的以為從其日常生活閩南語中就可以提煉出一套成熟的書寫系統。結果是時不我予，一九三○年代中期開始，皇民化運動禁止報刊上的漢文版面，於是不論「白話文」或「台灣話文」都不再有發表平台，何況到此為止都還沒出現成熟的「台灣話文」作品。
反諷的是一九三○年代初的這場漢文書寫文體之爭，都是以現代白話中文來書寫，而且參與這場論爭的乙未世代知識菁英基本上多認為台灣話本身鄙俗無文，需要提升來符合現代社會標準。這是乙未新生代抗日啟蒙知識分子面對的語言難題，他們拋棄了傳統經典，也就無知於典雅閩南語；大陸的白話文又難以用來作為普及一般大眾的書寫文體，而理想中的「台灣話文」卻只能畫餅充飢；最後只能讓強勢的日語成了唯一的論述語言與書寫文體。
在這場關於書寫文體的論爭之中，少數點出典雅閩南語重要性的是撰寫《台灣通史》的連雅堂(1878-1936)。飽讀漢文經典的連雅堂，屬於傳統與現代交替的世代，在其1933年發表的《台灣語典》自序裡指出了閩南語的悠久傳承與典雅優美，「夫台灣之語，傳自漳、泉；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其源既遠、其流又長」，「余以治事之暇，細為研究，乃知台灣之語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10]
連雅堂於是為淪落了的典雅閩南語發出悲鳴：
今之學童，七歲受書；天真未漓，咿唔初誦，而鄉校已禁其臺語矣。今之青年，負笈東土，期求學問；十載勤勞而歸來，以忘其臺語矣。今之縉紳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遊官府，附勢趨權，趾高氣揚，自命時彥；而交際之間以不屑復語臺語矣。[11]
他可說是在日據時期的語言轉折困境中，對閩南母語能力的失落有深刻認識的少有幾位。然而作為一個半舊半新的人物，他的呼籲當然進不了乙未世代現代化了的視野。葉榮鐘也感嘆自己國學根基淺薄時說道，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特殊情形，而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在富有舊學氣氛的古都鹿港，尚且如此，其他的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12]。
失去的光復契機
以日語來學習、思考與論述現代觀念與事物，成了日據時期乙未新生代這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尤其是男性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現象。日本戰敗與台灣光復改變了這個語言格局，並提供了一個歷史契機──恢復台灣人閩南母語能力的契機，然而這個寶貴的契機竟就被錯過了。
戰爭末期，大部分頭腦清楚的台灣人都察覺日本即將戰敗而退出台灣，日語將不再是台灣的主導性語言。他們面對這個語言變局時如何因應呢？我們從當年的各種記載中讀到的，無非是趕快去學北京話，或者英語。先父當時就曾經因為與朋友談論學英語或北京話的事，而被日本憲兵隊抓去關了好多天。這現象清楚表明他們知道即將來臨的強勢語言是什麼，但無論學什麼語言，尋回典雅閩南語能力這件事是不在選項中的。
當時作為台灣社會中堅分子的乙未新生代並沒想去恢復台灣的漢文傳統，因為那是代表著跟他們上一代人一樣的落後的東西，何況經過那幾十年的教育改造，他們其實也無知於丟掉了什麼東西。
在這語言交替的關鍵時刻，一批來自大陸的「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們竟也面臨了這個問題，並看出了端倪。光復不久的1945年底，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即聘請魏建功與何容為正副主任委員，來台籌建「國語推行委員會」，1946年4月正式成立。就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他們就碰上難題，而竟然要提倡起台灣的方言來了。
魏建功、何容、陳文彬等幾位委員在光復之初的那兩年，曾在作為台灣讀者的主要報紙【台灣新生報】上寫過多篇文章來討論他們面臨的難題[13]。其中有幾篇文章的標題特別醒目，如魏建功的〈何以要提倡從台灣話學習國語〉與何容的〈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都在強調台灣方言的重要。
「國語推行委員會」原本是要來推行國語的，卻反倒強調起方言，推行起方言來了。這與他們在大陸上的經驗完全相反，在大陸上他們是藉由各地既有的漢語方言來推行國語。他們從大陸的經驗認識到方言本身就是學習國語的重要媒介，因為作為方言之一的國語和其他漢語方言有著強大的內在聯繫。然而他們來到台灣後，卻發現台灣人已經失去既有的方言能力了。不僅如此，台灣方言也失去了原本該有的社會地位。推行國語變得無所倚靠。
他們是如何發現這問題的呢？何容在1946年4月7日〈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的文章說出他對台灣人方言能力的觀察：「因為受了日本話的強力的壓迫，台灣話同我國其他區域的方言相比，已經喪失了它應有的地位，…一種方言在它自己的本區域內，應該是日常生活的用語，現在台灣省的情形是，自政府機關、學校，以致一般社會，還多是用日本話。」因此他問說：「為什麼在可以用台灣方言的時候，不用台灣方言卻用日本話呢？這不就是台灣話喪失了它應有的地位嗎」？
不只日常生活用語，思考方式也成了障礙。何容後來在1947年6月1日登的〈方言為國語之本〉裡，回顧他們剛到台灣面臨的情況：「到台灣不久，我們就發現一件以前沒有預料到的事，就是多數台灣同胞丟掉了『從方言學國語』這把鑰匙。這現象，我們認為相當嚴重」。在來台這一年半中，他觀察到「現在本省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作文，有的是先用日文起稿兒，再丟掉假名，換些漢字，略改句法；有的雖不先把日文寫在紙上，也是用同樣的方法起腹稿兒，循著日本話的『思路』想出意思，用漢字寫出來」。魏建功也指出「台灣人不知道尋求一條捷徑去學國語，即是沒有外省各地自然從方言對照學習國語的觀念」，以致讓何容覺得「老是像教外國語那樣教本省同胞學國語」。
在【新生報】上討論這問題的幾位學者都是語言專家，魏建功與何容原本就在大陸推行國語運動，而陳文斌則是高雄燕巢人，留學上海與日本，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當時還是建國中學校長。他們應該都已讀過當時現代中國語言學奠基者之一的羅常培發表多年的《廈門音系》這本重要著作，知道閩南語和古漢語的關聯，可說比起當時台灣一般的知識階層對自己母語的認識更清楚。光復不久的1945年11月8日的【新生報】社論就這麼說：「台灣話也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這種話比中國國語所帶漢族的古音更多」，希望藉由強調台灣話(閩南語)的古老傳承來恢復其社會地位。
於是魏建功在1946年3月17日的文章〈國語的文化凝結性〉裡說：「本省推行國語第一句話應該說：台灣同胞趕緊恢復方言與國語的聯繫觀念」。何容接著在4月7日的文章〈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中也說：「方言在它本區域內推行，不但不妨害國語的推行，並且對國語的推行有幫助。因為方言和國語是由同一種語言演變而成的不同支派，彼此的語法是大致相同的，語音的差別雖大，也有演變的系統可尋」。
陳文彬則在4月21日的文章〈國語與台語〉裡，進一步闡述何容關於方言有助於國語推行的觀點：「國語本是北方的方言，而台語也是中國的方言之一，和國語是個堂弟堂兄的關係。…它們的演變是有系統的」，並且列舉了不少例子來說明其中語音的演變法則。因此「台語的存在對於國語的推行，不僅無害而且很有益處」。魏建功也在5月28日登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擺明地叫做〈何以要提倡從台灣話學習國語〉。
何容對乙未新生代知識分子的細心觀察正是反映了前文所述的他們失去母語能力的現實情況，而且他也正確地指出是「因為受了日本話的強力的壓迫」。他曾想過台灣學生如果「能用自己的方言把意思寫出來，再把方言的特殊詞句改成國語的詞句，那就很容易改成一篇很通順的文章」。然而當時的台灣知識階層，已經沒有能力用自己的母語來寫出自己的意思了，就是說台灣話已經難以現成地做為學習國語的媒介了。
總的來說，國語運動本身就是希望講方言的人學會講國語，是不需要，也不應該再去推行方言；方言反而應該是學習國語的重要媒介。然而他們來到光復後的台灣卻發現，台灣話已經難以做為學習國語的媒介了，因為台灣人已經失去了方言能力。
於是他們有了新的看法，在台灣推行國語就不能簡單地應用在大陸施行的，藉由方言做媒介的那一套，而必須雙管齊下，一邊推行國語，一邊推行方言，才能達到推行國語的目的。而推行方言其實就是恢復台灣人的方言能力，這就是何容主張要先「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的緣故。這真是個弔詭的情況，然而卻也正是台灣的特殊處境使然。
這裡有一個地方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何容提到光復初期台灣人多用日語而不說台灣話的現象，應該是與他所接觸到的台灣人的身分地位有關。他的接觸範圍很自然地應該侷限在都市地區，他所接觸到的人應該大半是受過教育的台灣人或學生，也即是前文所提到的我父親那一輩乙未新生代。如前文所述，這一代人已經失去典雅閩南語的能力，而主要靠日語來溝通思想觀念與現代事物。然而廣大的農村人口以及不識字的婦女，除了幾句通俗口語外並不會說日本話。因此何容悲嘆的是作為社會領導指標的台灣知識階層已經喪失了方言母語能力，無能做為學習國語的表率，也因此妨害了整個社會國語的學習。
這也是魏建功在1946年5月28日登的一篇文章〈何以要提倡從台灣話學習國語〉上說的：「我對於台灣人學習國語的問題，認為不是一個單純語文訓練，卻已牽聯到文化和思路的光復問題，因此很誠摯而坦白的提倡台灣人要自己發揮出自己方言的應用力量」。他希望台灣人要主動恢復自己的母語能力，然而這個期望還是落空了。
他們推行台灣話和國語雙管齊下的策略並沒能得到施展的機會，不僅乙未新生代對此無感，接著的二二八事變與四九年的變局讓整個時局改觀，魏建功回到大陸，陳文彬因「人民導報案」遭到國府追捕，也逃往大陸，只有何容留在台灣。1949年之後，國府在台灣推行國語的作法就基本看不出當年這幾位有識之士所構想的痕跡了。這個恢復母語能力的光復契機就此失去。
此後，大半的乙未新生代知識分子既沒能學好國語，也沒能主動「發揮出自己方言的應用力量」來恢復自己的母語能力，而繼續使用日語來做為思考與論述語言。而戰後新生代則生活在沒有完整方言能力的家庭與社會環境中，上學後直接學習國語，並學得了其完整的語言功能，作為一生的思辨語言。
三代人的失語狀態
如上所言，日本戰敗與台灣光復之後，做為上層論述語言的日語在台灣就失去了優越地位，以致乙未新生代這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尤其是男性知識分子──他們年輕時學到的日語論述能力在社會上幾乎完全失效；而歷經五四白話文運動數十年來錘鍊出的國語，成了台灣的新的上層論述語言。但是他們年紀已大，大多來不及重新學好新的一套，反而他們的後代，即台灣戰後新生代，卻很快學會了這套現代白話中文作為上層論述語言[14]，在他們面前振振有詞了。
總的說，典雅閩南語作為傳統讀書人用來思考、論述與書寫的一套論述語言，到他們這一代就斷了傳承，光復後並沒能傳遞給我們戰後新生代。而我們這代人不僅沒能在家裡從父執輩他們學習這一套典雅閩南語，也沒能從學校的語言教育中學到。其實國民黨當時即使認識到這套具有中古漢語傳承的閩南語的重要性，恐怕也無力恢復，而只有餘力來推行國語。這就是在1963年底周鴻慶事件發生時，我們家晚餐桌上父子兩人語言位置上的對比而造成父親失語的歷史因素。這樣的處境也讓我聯想到再早幾十年我父親年輕時，他應該也曾操著才學會的日語振振有詞，而讓我那只會講閩南語的祖父啞口無言吧！
這是台灣人百年來語言上的兩次斷裂。這裡用斷裂的概念，似乎是讓世代的演變有如刀切那般絕然。當然歷史是不會如此發展的，舊的與新的、落後的與進步的、傳統的與現代的總是互相交疊而糾纏，在一個時期甚至同一年齡層都會有新舊並存的現象。戰後新生代如我者是從一開始就接受中華民國教育的；像我父親或葉石濤這些在二十世紀初的二、三十年間出生的人則完全接受日本教育；這兩種人的語言經驗較為單純。但還有在乙未前後出生的，如前文所述在尚未能進日本公學校之前，曾經有過漢文學堂的教育經驗，這段漢文學堂經驗對他們而言有著特殊的意義；而在日據晚期的一九三○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則在求學期間轉換了教育語言，或者在小學，或者在中學，從日語變成國語。
有不少一九三○年代出生的人，一方面以當時的日語基礎繼續發展日語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努力學習國語，而掌握得很好的例子。但他們如同兄長輩的李登輝，還是缺乏典雅閩南語的能力。教育語言經過轉換的這一些人出了不少台灣閩南語專家學者，如王育德、鄭良偉等，以日文、國語，甚至英文發表閩南語學術著作，但真能駕馭典雅閩南語，並以之作為書寫與論述的語言者卻是鳳毛麟角。何況還有一個大問題尚待克服，即是現代閩南語白話書寫至今尚未如現代白話中文（北方官話）那樣，建立規範化的文體。
所以整個說來，除了日據早期那些讀過漢文學堂的台灣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之外，二十世紀出生的幾代知識分子，雖然也掌握了論述語言，或者日語或者國語，卻幾乎全都失去了典雅閩南語的能力。就像我父親那一代人失去了典雅閩南語的能力，只能用日語來論述，我們戰後新生代學到的論述語言則是現代白話中文的國語，即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是用閩南語溝通，但是在進行論述辯駁時就必須轉換成國語。我們父子兩代人都有著這種話語的雙重性。
這種現象在吳語地區的上海也有同樣的情況。上海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說上海話，一旦要進行討論辯駁就得轉成普通話。或許這是因為閩南語與吳語這兩種方言的書寫文體都沒有像北方官話那樣，有過一個上百年的現代白話文運動，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清兩代的白話小說的發展，或許這才是閩南語沒能成為現代論述語言的更大的背景。當然漢語各種方言在歷史上如何形成這種狀況，比上面所簡略陳述的遠為複雜。
生活閩南語的退化
上文提到，由於這整個乙未新生代沒能學習典雅閩南語，閩南語退化成只是日常生活語言。更甚的是，他們日常使用的生活閩南語也退化了，而且很多閩南語詞彙也不再使用，卻多了一些在地化的日語詞彙。可笑的是有人就以此為理由認為台灣話已經不再是閩南語，而是一種新語言了；其實台灣閩南語只不過多了一些新詞彙而已，基本根柢還是貨真價實的閩南語。
在我成長的一九五○、六○年代台南的閩南語環境中，我從女性長輩學到的生活閩南語詞彙遠比從男性長輩學到的多；而在女性長輩中，屬於前清遺老、大半不識字的祖母輩的生活閩南語又比屬於乙未新生代的母親輩豐富許多。日本教育顯然不只打亂了台灣菁英男性的語言完整性，也影響了一般台灣女性的生活閩南語能力。
家母常提起她年輕時，台南城裡番薯崎街坊有位大家暱稱寶姊的女性長輩，平常說話滔滔不絕，擅長運用成語典故，母親直到晚年都還記得這位寶姊豐富流暢的閩南語，但也只能引述一二。當然母親是頗遺憾沒能有這樣的生活閩南語能力，而這樣的人物在我戰後的成長年代再也不曾遇到。但即使如此，我還是從並非能言善道的祖母，學到不少如今偶而還會讓我脫口而出的閩南詞彙。
所以說，台灣人的閩南語能力經過日據時期後，是整體退化了，不只是典雅閩南語那部分。這即是我們戰後新生代成長時期在家族與鄰里中的母語處境：我們不只不知道有典雅閩南語這回事，以為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就一定是用國語來讀，我們也難以從長輩學到豐富流利的生活閩南語。當時能夠聽到較為流暢的閩南語敘述，大半來自閩南語廣播電台裡文白夾雜的說書節目。
學校的環境更不用說了，我記得讀小學時有些老師國語講不好，乾脆就用起閩南語甚至日語詞彙來。對當時很多年紀較大的老師而言，夾雜日語詞彙的閩南語最能讓他們暢所欲言。相鄰班級的級任老師們在讓我們練習測驗題時會聚在走廊上聊天，他們都是台南在地人，聚在一起說話時兼用三種語言──閩南語、國語以及日語。他們小時多曾讀過日據時期的小學，有些日語詞彙也在地化了；光復後他們有些人又從師範學校學到國語；而閩南語則是將日語和國語詞彙組織起來的基礎架構。於是我們學生在教室裡一邊埋首答卷，一邊則聽到走廊上傳來陣陣閩南語夾雜日語與國語詞彙的談笑聲。
這是一九五○、六○年代台南府城核心地帶的閩南語環境，甚具代表性，從乙未到光復的六、七十年來，閩南語的詞彙就在二、三代人之間，在台灣人的言談中大量流失。我們的伯叔輩或小學老師是用一種夾雜著日語或國語詞彙的閩南語在交談的，而即使這麼一種混雜語也並不能讓他們暢所欲言，因為他們大部分對這三種語言都沒能完全掌握。來到我們學習國語的戰後新生代，不僅無知於典雅閩南語的存在，一般生活閩南語能力甚至更加退化了。
從打拳賣膏藥到選舉講台的話語
當然那時台灣並非沒有用到閩南語長篇大論的場合，比如選舉講台上。那時在台南城裡，候選人基本上必須用閩南語來發言，如上所言我的父執輩已經喪失閩南語的論述能力，如何能夠上台講出一番政治的大道理呢？幸好台灣的選舉講台並非是講道理的地方，而主要在推銷自己與攻擊政敵，這樣的場合對語言論述能力的要求就不高了。這種在街頭推銷產品的能力卻是台灣基層社會一直就有的傳統，例如在夜市擺地攤「打拳賣膏藥」者的一套民間生猛話語。
在一九五○、六○年代台南城裡的友愛街上，從西門路到海安路那一段，入夜之後成了夜市，其中不少是賣各種草藥膏藥的地攤。擺攤的總是滔滔不絕講著一套「打拳賣膏藥」的道理，除了跌打損傷的膏藥外，最多而且最吸引人的無非是各種壯陽藥。地攤上擺滿瓶瓶罐罐，乾癟的或浸泡在酒裡的鹿鞭，或其他什麼鞭，各種奇怪的藥丸藥膏，賣藥人的一套基層閩南語講得口沫橫飛、張牙舞爪。年少的我常佇立人群之中，為其土俗、粗獷、生猛、性暗示甚至明示的言辭而聽得入神，也為其誇張耍狠的動作而目瞪口呆。而圍繞在我周遭的成人男性已有不少人躍躍欲試，成交了不少生意。
這是一套我在家裡與鄰里間不曾聽過的話語，那些基層而生猛的詞彙與腔調不曾出現在我父母與鄰里的語言世界裡，然而卻成了當年地方政治人物可以用來在競選舞台上推銷自己的寶貴語言傳承。後來不少政治人物在選舉講台上的滔滔不絕，以及台下備受鼓舞而目眩神迷的選民，都讓我聯想到少年時期在夜市聽到這套話語的場景。
一九五○、六○年代這一大批熱切參與地方選舉的候選人，在缺乏高階的、傳統菁英知識分子的典雅閩南語能力的情況下，除了「打拳賣膏藥」的一套現成的基層生猛話語可用之外，後來還有另一套可資運用的，即是長老教會傳教時所使用的一套佈道式話語。這套話語就不只是在推銷自我，也是在傳播思想理念、影響信徒。然而這套佈道話語在其百年來的傳道歷史中，為了傳教而使用的詞彙必須簡單而不能深奧，主要是在營建一種信仰的氣氛。我大學最後一年的1972年底，在台大校門口聽到的康寧祥初次出來競選立法委員的演講，就是這麼一個氣勢，是我在台南沒聽過的，當時就讓人覺得耳目一新。此後在選舉講台上，我們聽到本土候選人用閩南語發表競選演說，基本上不脫「打拳賣膏藥」與「傳教士佈道」這兩套話語方式的混合。
然而不管是打拳賣膏藥的一套，還是傳教士佈道的一套，畢竟都不是從典雅閩南語的豐富詞彙與成語發展出來的。缺了這麼重要的一塊，也就缺了閩南語本身的深厚歷史傳承。即使本土政治人物在競選講台上講得口沫橫飛、誇誇其談，看似能言善道，但台灣人的閩南語能力在沒能補足典雅傳承這重要部分的情況下，終究是不全的。
小結
在往後的歲月，有機會再回首細看我們的前輩，竟發現那些在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之前或同時，曾有機會上過幾年傳統學堂的知識分子，如杜聰明、葉榮鐘等人，他們直到晚年都還以寫書法為每日功課，還不時以典雅閩南語來創作吟誦傳統詩詞，這些非現代文明的傳承竟然成了這批台灣第一代現代化知識分子晚年還能安身立命的東西。比他們稍晚出生的我的父執輩，缺了母語的這個重要功能，他們的生命也就變得無根，晚年顯得無所適從。
我們戰後新生代就是在這樣母語能力退化的語言環境中長大的。從這個歷史視野來看就很明白，國府是否在學校壓制方言，不是如今台灣閩南語退化的主要因素，甚至不起直接作用。國府在光復後推廣國語的政策雖然粗糙，但無可厚非，這也成就了如今台灣人能以現代白話中文走遍全球華人世界的功效。國府的責任在於沒能力認識到，閩南語這個做為中華文化重要傳承的古漢語，在日本殖民五十年間已經被摧殘大半而亟需大力拯救；沒能力認識到不去拯救復原典雅閩南語這一重要而豐富的文化傳承，後果就是從戰後新生代開始，台灣人就一步步走上了自我疏離母體文化的道路。
總的說，台灣人閩南母語能力的退化從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那一天就開始了，日本帝國的殖民現代化改造方案所具有的「文明位階」的優勢，才是真正讓台灣人母語能力退化的最大因素。而乙未之後的幾代台灣人對文化傳承的自我棄絕，更進一步加速了自己母語能力的退化。如此我們失去的就不只是母語的能力，還有這套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母體。
台灣人從乙未世代的語言斷裂開始，從此和漢語古典文學與經典疏離，以致不知道那套經典是閩南母體文化與語言的重要基礎。到了今天，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失去了什麼，以為政治人物在台上的口沫橫飛就是我們母語文化的最佳表現；而近年來中學國語課本的「文言文比例之爭」，更是顯現了如今台灣人菁英將這套經典當成是國民政府強加的外來物的扭曲認識。將自我文化的重要成分當成外來物來加以排斥，這毋寧是最扭曲、最悲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