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表於2013年9月2日北京三聯書店”鄭鴻生作品”新書發表會，修訂稿刊登於北京《文化縱橫》雙月刊2013年10月號。
「關於台灣的國族認同問題，很容易陷入意識形態之爭，或者慣用後殖民主義等時髦話語進行包裝。鄭鴻生先生卻用細膩的心靈體察，為我們描繪了三代台灣人跨越乙未割台、二戰光復、國共內戰與兩岸對立的百年歷史。不同時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變遷，最終都在不同代際身上留下深深烙印。這不只是台灣海島的悲情歷史，也是百年中華民族文化命運跌宕的縮影。這也不只是台灣人如何尋找歸鄉與和解之路，也是中華民族如何在洪流中保持文明的體面和尊嚴。」(《文化縱橫》文章導讀 )
一、簡介三本書
今天是我的三本書在大陸出版的發表會，而我要談的卻是「台灣的認同問題與世代差異」。這個題目與三本書的書名看不出什麼關連，所以得先解釋一下。我先簡介這三本書的內容：
《青春之歌》是2001年年底在台灣出版的，距今已有十多年了。它的副標題是「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是以1971年發生在台灣大學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為主軸的一群知識青年的故事，涵蓋1968年到1973年我從高中到大學畢業的這段時間。談的是六十年代台灣知識青年的理想與實踐，也可說是戰後新生代成長的故事。
《尋找大範男孩》則是在十年後的2012年出版的。談的卻是祖父、父親、兒子三代人間的故事，涵蓋了乙未割台後台灣百年來的社會變化。在台灣版封面上的宣傳文字這樣寫著：「祖父是清朝遺老，父親是日本皇民，兒子又成民國青年，三代之間的傳承與斷裂，鋪陳百年來台灣男人講不出口的心聲」。可以說是以我個人的家族史，來呈現台灣的近代史，三代台灣人跨越了乙未割台、二戰、光復，到國共內戰與兩岸對立的這百年時光。
《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比上一本書早兩年（2010年）出版。我為了寫作《尋找大範男孩》一書必須收集家族的歷史材料，其中一個很重要來源就是那時已接近90歲的我高齡母親，她記得很多事情。在材料收集完成後，我母親，一位洋裁老師，她一生的故事也就順理成章了。1930年代初，我母親在還穿著唐裝的十五六歲之齡，幫著看顧家裡開的小雜貨店的時候，發現了洋裁的天地，就此投入「洋裝的裁縫」這行業，從洋裝店的裁縫女工做起，後來成為一個洋裁老師。直到1990年代她在77歲之齡才把經營了40年的縫紉補習班結束。她在前後一甲子的洋裁歲月中，歷經了台灣女性從老唐裝到穿起洋裝，從量身訂作到購買成衣，以及從日據到光復的各種時代變化。這本書除了描寫母親的洋裁專業生涯，及其背後社會變遷的脈絡外，並以不同於《尋找大範男孩》的視角，來呈現這位女手工藝者如何度過台灣的這百年離亂。
這三本書除了各自以不同的社會角色，呈現台灣不同時代的政治社會變遷外，還有一個共同的軸線──不同時代的身分與認同問題，牽涉到三四代人之間的感情差異，例如，相對於讓我這代人如此熱血沸騰的釣魚台問題，現在的年輕人就毫不關心了。這也就帶出本文的主題「台灣的認同問題與世代差異」，就是說這三本書都緊扣著這個不明說的共同軸線。接著我就來把這條軸線講清楚。
我談的這個身分認同很清楚指的是台灣人的「中國身分認同」。先講一個故事，1975年我到美國留學，那時北美洲還沒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而來自台灣的學生多互稱「老中」。當你聽到台灣留學生說一個老美和一個老中如何如何，你知道他是在說一個美國白人和一個台灣來的中國人的事。然而也就在那幾年，有一個場合我和一個老美攀談起來，偶然談起我的來歷，我答以Chinese，心中意思是中國人。而他在進一步詢問得知我是來自台灣之後，竟說我不是Chinese，只是Taiwanese。對我而言中國人的身分和台灣人的身分是不衝突的，然而對那個老美來說，台灣人不僅不應該是中國人，也不是華人。這裡要注意的是，中國人與華人這兩種身分在英文裡面是不分的，都叫作Chinese。這老美不僅不准我作中國人，也不准我作華人。對於初到美國，對這種身分的分歧尚不敏感的我，乍聽之下覺得這老美真是莫名其妙，竟然還干涉到我的身分認同。我當時想，只要中國人，不管來自台灣、港澳還是大陸，接受我是中國人，不就得了，還需要你這老外說三道四嗎？當然慢慢我就發覺，這問題比我想像的還要複雜的多。而事情就在那個年代開始起變化。
舉一個近年來的民調數字。2009年12月台灣的《天下雜誌》刊出的一份身分認同的民調，有62%受訪者回答是「台灣人」，22%回答「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而回答「中國人」的則為8％。其中在18到29歲的年輕人中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高達75％，只有15％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就是說越年輕就越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我自己接觸年輕人的經驗也是如此。其實從1970年代台獨運動興起之後，就有不少原本接受國府民族精神教育的我這一代人，在這潮流下變成了激進台獨派，包括我的一些老朋友。這個趨勢有著多重而複雜的因素。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談「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試圖分析拆解這個趨勢，並提出和解的可能。但一般的反應很冷淡，大部分人不理你，少數有反應的則多表示反對或者嫌惡，尤其是在知識菁英層。
回溯這個變化的歷程，我第一次感覺到身分認同的複雜是在更早的1963年，那年年底我剛上初中，發生了一個周鴻慶事件。周鴻慶是當時一個大陸到日本的訪問團團員，據台灣的報紙說他企圖投奔國府大使館不成，反而被日本政府交還給大陸，遂引發台灣的強烈抗議。這事件成了當時報紙的頭條，喧騰一時，一致指責日本政府背信棄義。當時我剛上初中，年少氣盛，初受民族意識啟蒙，在餐桌上也跟著抨擊日本政府。父親忍不住說了幾句日本政府也有其為難之處的話，卻在我「理直氣壯」的言詞挑戰下，接著無話可說，默默吃他的飯了。父親的「親日」以及無言讓我印象深刻，感覺到世代的差異。
我在這裡談世代差異，指的不只是同一社會群體自發的時代變化。台灣還有著特殊的歷史事件所帶來的世代差異，就是1895年的乙未割台、1945年的回歸祖國，還有1949年的兩岸分裂等等。這些特殊歷史事件所帶來的不只是一般的世代變化，而且還是世代斷裂。
1895年的乙未割台，不只是蒙古大軍南下，不只是滿清入關，而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一部份。日本不只是一個軍事強權，還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他不只在武力上打敗你，還在「文化」上、物質文明上壓倒你。這麼一個西方「現代文明」的東方代表，在台灣所造成的歷史與文化的斷裂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繼續發生作用，至今猶未稍歇。
乙未割台後，大陸連接發生重大歷史事件：八國聯軍、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國共鬥爭、八年抗戰等等。在這五十年的過程中大陸的知識菁英艱苦奮鬥，尋求一條自主的現代化道路，而台灣卻有著極為不同的遭遇，走上一條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殖民現代化之路。由於海峽兩岸的斷裂與不同步發展，1945年台灣光復後不到兩年就發生了二二八事變這個悲劇。
當然，台灣在這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的社會發展，並非與大陸的現代化事業毫無關係，例如抗日組織文化協會的創始人蔣渭水，就是個虔誠的孫中山信徒，他曾計畫過刺殺妄想稱帝的袁世凱。但是很多激進的抗日分子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大壓迫下卻有個另類出路，他們還可以到中國大陸去參與大陸的革命運動，有參加長征的，更多的是參加國民黨。
因此，台灣的認同問題有著很大的基於歷史斷裂而來的因素，而這斷裂所帶來的世代差異也就更為強大。這三本書所跨越的這百年，正是這個世代斷裂與身分認同，錯綜糾葛的世紀，也是本文所要鋪陳的這三本書的歷史背景。
就如同這三本書的寫作視角，本文也要從我個人的經驗談起。
二、國民黨的民族精神教育
讓我們回到1963年飯桌上的周鴻慶事件。這是父親第一次面對一個接受國民黨民族精神教育的兒子的反應，就是有了這個民族精神教育，才讓我當時顯得理直氣壯。底下我來講這個民族精神教育對我們戰後新生代的影響。
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開始全面在中小學校實施民族精神教育。然而我要到1963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後才真正開始上中國歷史與地理課。原因是台灣那時從小學升上初中要通過聯考，為了減輕學童負擔，只考國語與算術兩科。於是我就讀的小學就將課程裡的其他科目包括史地的時間，幾乎全部挪用來加強國語與算術。尤其是五六年級全力準備聯考時，我們全天都在上這兩科，下課後的補習與回家的作業也全都是。
因此在那年代升上初中才真正開始上中國歷史與地理課，對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而言，這是完整的中華民族教育的真正開始。中國歷史從黃帝開始，接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路講下來。中國地理則從有著三十五省，還包括外蒙古，的一張地圖講起。這張中國地圖以其形似而被暱稱為一葉秋海棠，而不是一隻老母雞，東北有九個省而非三個。然而這張地圖上面的鐵路線縱橫不過數條，稀稀疏疏。可以說，這張地圖是被凝固在1949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卻是我們學生用以認識中國地理的基礎。
我還記得，少年時候看著中國地圖上稀疏的鐵路線，比較著歐美日等國密集的鐵路網，曾經就在這張秋海棠式的大地圖上，想像著從這城市到那城市連起一條條的新路線來。那時鐵路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設，詹天佑是耳熟能詳的民族英雄。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灣少年的共同記憶。
其實這類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時候就已陸續出現在小學的國語課本上，即使零零碎碎，效果還是蠻大的。我記得還是七八歲時，一個下著大雨的日子，水溝不通，尚未鋪上柏油的巷子滿是泥濘，我和鄰居幾個頑皮小孩在雨中玩起大禹治水的遊戲。「大禹治水」是我們從學校的不知什麼課上剛學到的故事。
國民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對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影響是如此重大，我讀高中的六十年代末期，還有同學組織了地下社團取名「丹心會」，宗旨是「志在恢復漢唐雄風」。丹心會之名就是取自文天祥〈正氣歌〉裡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顯示出民族教育的刻骨銘心。當然這樣的教育方式也有其反作用，當年受過這種教育影響的我們這代人，後來有不少卻走上了台灣分離主義之路。然而不管如何，對活在當年庸俗、自利、謹小慎微的庶民社會中的台灣青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確是生命成長的第一個啟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一個很給力的教育。這個力量是後來1971年保釣運動的一大動力。
然而這樣的民族教育有個明顯的缺漏，那時兩岸是劍拔弩張，互相對立，我們學到的中國歷史與地理是在海峽對岸那個觸摸不到的「神州大陸」。這個觸摸不到的感覺，這種對立，也是很早就知道的。例如，就在那玩大禹治水的日子，大約是念小一的1958年春天，學校有次舉行防空演習──當敵機來襲時，學生要如何疏散躲避。我那時擔任小排長，除了負責在班上收取坐同一排課桌同學的考卷外，就是在放學時將這排同學整隊帶出校門解散。演習是在上午舉行的，我只聽到老師突然說敵機來襲了，我們要疏散躲避。事出突然，我以為敵人真的來襲，就糊裡糊塗地把這排同學整隊帶出學校解散回家了，大家都不知道真正發生什麼事。其中有幾個同學住得遠，還有大半天的時間可以玩耍，我就把他們帶回家玩彈珠，看小人書，以為這就是敵人來襲時我們小學生該做的事。就在看小人書、玩彈珠的時候，我們竟也爭論起敵人是否真的攻來了，因為我們也注意到街頭巷尾的大人們一無動靜。記得幾個小鬼頭還在為金門、馬祖防禦堅強，敵人是否過得了那一關而爭辯。接著就是老師發現防空演習的結果是弄丟了一整排同學，趕忙派人四出到各家一一帶回學校，繼續上課。兩岸的隔絕與對立在那幼年時刻就以如此方式銘刻於心了。
三、戰後美國思潮對台灣的影響
對於台灣戰後新生代提供啟蒙作用的除了國府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外，還有另一個重大思潮：在經歷五十年代的嚴厲氣氛之後，台灣從六十年代開始有個出版的榮景。不僅冒出許多新的出版社，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也有不少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將他們在三十年代前後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涵蓋了大陸時期那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這種景況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是我們父母輩所未曾經歷過的，帶給當時台灣的青少年另一類重要啟蒙。
柏楊批判傳統是醬缸文化，李敖追求個性解放，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這是當時眾聲喧嘩中聲音最大的，主要訴求是反傳統、反權威、追求個性。這些帶著叛逆因子的主張正好投合戰後新生代進入青少年反叛時期的生命成長需求。
六十年代也是五四運動的文化與思想方面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做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經由翻印的出版物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戰後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李敖等人當時以全盤西化派的姿態及潑辣的文筆挑戰對手，他們的觀點與視野雖沒超過大陸時期，而且其中也充滿各自隱諱的政治意圖，卻無損於這是一次中國現代化議題的實質論辯，無損於這是一次台灣遲來的五四的重演。
我不無誇張地在一篇文章裡將這段時期稱之為《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但是這些補課與重演卻都有個重大的限制，就是當時的親美反共思想框架。我們當時讀不到左翼陣營參加這些論辯的圖書文字，學到的只是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不僅如此，我們對日據時期台灣左翼前輩的活動也毫無所知，甚至連林獻堂等人較為溫和的抗日活動也不見諸當時的出版文字。
六十年代又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對既有體制的造反行動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及新潮電影等，大量傳入。總部設在香港的美國政府的宣傳機構「今日世界出版社」，除了發行《今日世界》月刊外，還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內容豐富的中文圖書，影響一整代知識青年。台灣的文藝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洗禮的同時，也如饑似渴的接受全球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美軍與來台休假的越戰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除了美國新聞處圖書室成了學生朝聖之地外，全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更是大家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流行音樂節目。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衝擊之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那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圈。這是來自盟邦上國而能穿透管制的一些文化左翼因素。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式的「現代化」在年輕人心目中也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透過今日世界社的出版品，在台灣的知識圈大量傳布。美國因素對台灣的知識青年如此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可以說，六十年代台灣的「文藝復興」基本上是在這反共親美框架裡進行的。我們一方面經由國府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得到大我的啟蒙，另一方面又受到冷戰時期美式現代化思潮的影響，開始了個人自由的追尋。這雙重思潮看似衝突，卻又互補。我們這個戰後新生代在接受美式現代化思想的啟蒙之後，開始造國民黨的反。在各種內外在因素的配合下，終於在西元2000年把國民黨拉下台了。然而，國民黨在台灣促成的這個「反共親美」意識形態至今仍然當道，而退潮的卻是那個在反共民族精神教育下塑造的中國人意識。
這個中國人身分的變化可以回溯到1971年的國府退出聯合國，從此台灣不再代表中國。直到今天，馬英九在公開場合都不敢說「我們中國人」。這個四十年來的身分變化顯示著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似乎不堪一擊，而反共親美意識形態卻深入人心，無所不在。
以上說的是台灣在光復之後，中華民族意識對我們這代人的影響與今天的處境。
四、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那一代人
讓我們再回到1963年的周鴻慶事件。1963年底發生在家裡飯桌上的父子爭論，父親所面對的不只是站在民族立場高位的，還是學會用國語來論述辯駁的兒子。在同一時期，這個兒子也用這套現代白話中文開始閱讀各種課外讀物。此後隨著兒子論辯能力的發展，他更是無言以對了。
這件事呈現出另一個重大的世代差異：我那時已經學會了用現代白話中文來閱讀、思考、論辯，而父親那代人卻是從小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長大的。他們不僅是台灣接受現代教育的第一代，還是以日文來接受現代化啟蒙的，基本上只能以日文來進行較抽象的、理論的思考與論辯。因此，在1963年底的飯桌上，他若真要反駁，就只能以夾雜日語與閩南語的方式說出，然而這對不懂日語的我卻是無效的。當然父親的失語並非只是論述語言這一因素，還有失勢鎩羽的父權這個時代結構。他不只在兒子面前失語，在社會上也是失語的。父親那一代台灣男人的這種處境，我在《尋找大範男孩》一書詳細地談到。
現代化啟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父親這一代人基本上是經由日本殖民統治從上而下帶來的現代化而啟蒙的，而我這一代人則是經由國民黨民族精神教育與反共親美現代化理念而啟蒙的。這兩代人有著不同的啟蒙語言，但都不是他們的母語。
這兩套東西既競爭又互補，都是對現代文明的崇拜。雖然我父親這一代所接受的日本殖民現代化在光復之後遭到壓抑，尤其是在語言上，但在民間卻暗暗流傳著各種故事，以台灣的「文明先進」來打擊當時國民黨所代表的中國的「落後」。
國民黨在台灣努力了幾十年的現代化經營，最後還是得背負著一個「落後」的沈重罪名。這除了因其特務統治而造成的離心離德之外，其實還有一個無可逃避的歷史性因素，那是打從1945年臺灣光復，國軍部隊一上岸就如影隨形跟來了的。幾十年來台灣流傳著各種對當年國府軍隊十分貶抑的說法，說當年來台的國軍軍紀如何不良、軍容如何破落、現代知識又如何貧乏。傳言中，上岸的國軍衣衫不整、背著做飯的大鍋，還拿著雨傘，令台民大失所望。
這些說法的貶抑性，最終凝結成一則水龍頭的故事，數十年來在台灣廣泛而不斷地傳述著：「當1945年日本戰敗，中國兵來到臺灣時，他們看到牆壁上的水龍頭這東西竟然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牆上一塞，卻奇怪為什麼沒有水流出來」。這是我年少起就聽過的笑話，二三十年來每次大小選舉，這故事就被民進黨一再用來羞辱對手。多年前有個試圖調和「省籍矛盾」的電視喜劇，也曾用過這樣的題材，顯然已經成了全民共識。
這些故事原來是以耳語傳遞，解嚴之後就名正言順地在各種選戰與意識形態爭戰中公然引述傳布了。這樣的故事不管是否屬實、是否有普遍性，幾十年來在台民心目中已經成了一種精鍊出來的對國府軍隊的「記憶」。而且這種記憶是帶著價值判斷的，拿來作參照標準的卻不是臺灣人自己的軍隊，而是日本軍隊。在這標準下，國軍是一點不如曾「威攝台灣、軍容壯盛」的日本軍隊，而國民政府也一點不如曾賜予台民「水龍頭」的日本政府了。這個水龍頭的故事代表著光復後失語失勢的我父親那一代人，對國民黨的反撲。對他們而言，日本據台五十年留下來的就不只是「軍容壯盛」與「水龍頭」的表徵，日本殖民政權還是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進者。
我在《台灣的大陸想像》一文裡以這個水龍頭的故事作為開場白，而在另一篇《水龍頭的普世象徵》裡，更詳細地探討了這麼一個深具現代化象徵的故事所代表的意義，以及為何國民黨因此失去現代光環，甚至失掉政權。
這些文章是1963年在家裡飯桌上發生周鴻慶風波的四十年之後，我才得以進行反思的成果。
五、前清遺老的故國之思
在四十年後的反思之中，這種因為思辯論述語言的無用武之地而來的失語現象，也讓我想起七八十年前我祖父那一輩人，面對剛學得現代日語的我父親那一代人時，也是失語的。我這種戰後新生代對待失語的父親這一輩的態度，當也有如當年我父親這代人以日文學得現代知識之後，對待他們前清遺老的父兄們一樣的態度。
我父親那一輩人在台灣光復之後，以水龍頭的故事來嘲笑從農村拉伕來的落後的國民黨軍隊。同樣的笑話也可被用來嘲笑還未被現代化的前清遺老的自己的長輩與先祖。這是「普世性」的現代文明嘲笑落後社會的態度。像我祖父那樣只上過漢文私塾，不懂日文與國語的人，從日據到光復終其一生大半沈默寡言。
然而在日據時期之初有幸還接受過傳統漢文教育的一些人，卻曾在歷史上起過一些關鍵作用。台灣漢人以傳統武力抗日的最後一役是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之後開始採取現代政治社會運動的形式進行反抗的，就是由這批人開始的。這批在時局變化之際曾經受過傳統漢文教育，而後又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新式知識分子，在青少年時代都還留著辮子，懷有故國之思，密切關注祖國的變化。
以二十世紀初畢業於醫學校的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等人為例。他們生長於世局變換之際，在進到日本殖民政府設立的小學教育體制之前，都讀過傳統漢文學堂，並且後來都進到台灣醫學校成為現代知識分子。1893年生的杜聰明在回憶錄提到，他是直到醫學校本科第二學年(1911年)「始斷髮」，又說：「民國初年前後，筆者是在醫學校的學生時代，我們台灣青年雖受日本統治，但我們漢民族的意識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閱讀報紙看中國革命如何進展，歡喜革命成功。」這些心懷祖國革命事業的醫學校前後屆的台灣菁英子弟遂在蔣渭水、翁俊明號召下組成秘密團體。
杜聰明接著說：「我們歡喜革命已經成功，但不料袁世凱傳說要做皇帝，我們非常憤慨他的野心。」於是在1913年這群台灣青年志士構想了一個暗殺袁世凱的計畫，並推舉翁俊明與杜聰明兩人前往北京執行。這時他們還在醫學校就讀最後一學年。他們兩人間接從日本轉赴大連，再前往北京，沿路受到台灣同鄉的照應。然而他們發現北洋政府警衛嚴密，這群業餘志士的粗糙計畫毫無下手機會，又感覺到已經被盯上，只好無功而返，南下上海搭船回到台灣。
可以說這個傳統漢文學堂教育對他們有著深刻影響，他們在世紀之交接受現代醫學教育的同時，也密切注意祖國的變化，辛亥革命使他們極為振奮，而袁世凱企圖奪取革命果實，又讓他們極為憤怒。他們當時的心境與大陸的知識份子是同步的。於是就在這些歷史因素交錯影響下，醫學校學生除了有故國之思外，也弔詭地成為臺灣乙未新生代挑戰日本殖民統治的搖籃。醫學校的這批早期畢業生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賴和等人，都成了台民放棄傳統武裝鬥爭，改採現代政治與社會運動形式的第一批先行者，在1920年代創建了文化協會與民眾黨，展開了台民的現代啟蒙與抗日運動。
上面提到的這四個人，除了杜聰明外都英年早逝，看不到台灣光復。而活到1980年代，在醫學研究上很有成就的醫界大老杜聰明在晚年還每日勤寫書法，也創作傳統漢詩。這是他幼年的傳統漢文教育帶給他一生難以拋棄的傳承。
另外一位只受過傳統漢文教育，沒上過現代學校，卻成為台灣抗日運動的一位重要領導者的是林獻堂。他以較溫和的方式投入抗日運動，有個梁啟超的因緣。林獻堂生於1881年台灣中部霧峰的一個大家族，這個家族子弟多有在傳統仕途上獲取功名的。乙未割台時他已是青少年，繼續接受家族的傳統教育，拒絕轉到日本殖民政府設立的新式教育體制。同時他也密切關注大陸的政治發展，新世紀初梁啟超亡命日本時辦的《新民叢報》成了他在這方面的精神食糧。
1907年林獻堂初次旅遊日本，得知梁啟超常住神戶，就從東京一路尋找過去。經過幾番周折，竟然途中在奈良的一家旅館巧遇。當時林獻堂和他的秘書甘得中住在奈良的這家旅館，甘得中無意中翻閱住客名冊，發現有三個中國名字，其中一位曾出現在《新民叢報》上。於是他上了三樓找到一位女傭詢問，但因那位女傭回應不善以致兩人爭吵起來，引起旁邊一位客人拉開了紙門來探問。這時甘氏遂將原委向他說明，那人起先有點惶惑，後來笑容可掬地說「我就是梁啟超」。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於是這三個人就在梁的客房展開了一次歷史性的會面。
林獻堂當面向梁啟超求教台灣前途問題，梁回答他「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台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有無謂之犧牲。最好仿效愛爾蘭人對付英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分壓迫台人…」。這場讓時年26歲的青年林獻堂大受感動而幾至涕零的會面，開啟了他日後溫和抗日的路線。[1]
對流亡中的梁啟超而言，他是自覺承擔了整個中國當時的艱困處境，來面對這一位來自割讓地的年輕棄民。四年後的1911年四月，他還接受林獻堂的邀請訪問台灣，作十數天之遊，會見各地士人。其間他諄諄告誡這批清朝遺老遺少，「勿以文人終生，必須努力研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思想學問。同時開列日本書籍…計達一百七十餘種，都是東西方的名著」。他在台灣前後只待了十餘日，但影響深遠，尤其是對林獻堂的「政治思想與民族意識」[2]。
然而林獻堂這類人在整個台灣抗日運動中卻是極少數，這個運動主要還是由受過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新式知識分子主導，大半的前清遺老還是無言的。不過台灣的前清遺老還是留下了另一種遺產，尤其對我們這個戰後新生代而言。我指的是在這些現代知識分子的論述言說範圍之外的那個下層領域，例如我那不識字的祖母。相對於我祖父面對兒子時的失語，我祖母是沒這問題的。她終其一生都是傳統打扮，不太受現代化影響。她的安身立命來自傳統社會關係與地方民俗戲曲，由此來確定她的身分與認同。與她一樣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大半勞動人民，也都是以此來安身立命，傳統的說書、歌仔戲、布袋戲、民俗信仰等是他們豐富的精神泉源。
就是說中國傳統社會用以潛移默化的文化傳承，並沒有因日本殖民政府從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造而全面斷絕，斷絕的是傳統士大夫的那套語言、論述與思想。大半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包括婦女與勞動階層這一大批人口，他們還能從倖存的民俗戲曲與傳統信仰汲取精神養分。也就因為還有著這麼一大片劫後餘生，光復之後竟然死灰復燃，讓我們這個戰後新生代以隔代遺傳的方式，去接上祖父母的前清遺產，直到1960年代他們慢慢凋零。
而這些經驗竟然也能夠與當時的民族精神教育連結上。1958年李翰祥在香港拍攝第一部黃梅調國語古裝片《貂蟬》，這是我父母第一次看國語片，也帶著我去。我對電影裡的人物並不陌生，是跟著祖母到處看的歌仔戲、布袋戲一樣的故事。李翰祥的黃梅調古裝戲風靡全台，1963年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更是造成轟動，聽不懂國語的祖母也被痴迷的我堂姐帶去看了，回來後也是滿口「山伯英台」，因為那也是她熟悉的歌仔戲目。
這是一個跨世代的奇妙連結，前清遺產在這些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勞動階層與婦女，也就是沒太受到日本殖民現代化洗禮的這些人中，倖存下來。
六、世代之間不同的論述語言與感情結構
我來綜合一下上面所談的世代之間不同的論述語言與感情結構。
讓我們回到林獻堂與梁啟超在日本奈良會面的那一次歷史際遇。梁啟超的母語應該是廣府話，但他要到北京去干預朝政，參與國家大事，應該也學會了官話。在台灣長大的林獻堂的母語是閩南語，在斷了傳統功名之路後，就沒必要學說官話；而陪他在日本旅遊的秘書甘得中的藍青官話只能應付一二。那他們見面時用什麼話交談呢？據甘得中的回憶，在嚴肅的問題上他們確實找不到共同口語，不能暢所欲言，最後只好用筆談。而且還不是用現代白話中文，而是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共同書寫語言「文言文」。梁啟超當時就寫下「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3]，以此開場。
我們今天當慶幸林獻堂還有寫作文言文的能力，可以用來溝通。然而我們也該看到，他們那一代人是用各自方言，例如林獻堂用閩南語，來學習整套中國傳統經典的，除非要去爭取功名，不然是不需要學說官話的。作為一個傳統士人，他的方言在地方社會綽綽有餘。這種情況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一樣，直到現代化大潮來臨。
可以說這些前清遺老，屬於知識分子階層的是以漢語方言與傳統經典來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而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大部分勞動階層與婦女則透過傳統地方戲曲與民間信仰。這些人對中國大陸懷抱著「原鄉唐山」的感情，而其中的知識菁英則以閩南語及文言文來進行他們的高層次知識與世界觀論述與言說。
我父親這一輩人學得日語來接受殖民現代化教育，以滲入許多西方詞彙的現代日語，來作為他們一生的思考與論述語言，卻失掉了以閩南語來閱讀傳統經典並據以論述言說的能力。我舉個李登輝的例子，他在剛擔任總統時，照例每年元旦都會有文告宣示。以國民黨的傳統，這些文告都寫得文謅謅的，他用國語唸出沒有太大問題，但當他也想用閩南語來讀就發現讀不了。這是因為他已經失去以閩南語誦讀中文的能力，遑論據以論述言說了。最後他只好找來一位老先生代為誦讀。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語言處境，在以當時的日語氛圍建立的世界觀框架下，「落後支那」的大陸形象就在所難免了。
而我們這個戰後新生代則又重新學起另一套論述語言，即是現代白話中文的國語，而且是國民黨式民族精神教育的一套語言。我們用這套不能和父親溝通的語言，重新聯繫了祖父那代人「原鄉唐山」的感情，卻在兩岸對立下只能有著觸摸不著的「神州大陸」想像。
然而在那幾十年反共親美教育的形塑下，「妖魔中國」的情緒也開始萌芽。接著在李登輝與陳水扁接續執政的二十年間，他們以「去中國化」的教育政策改造中學生的歷史與地理教科書，更在90後的青年學生心裡加深了這種情緒。
我在2004年寫的《台灣的大陸想像》一文概略地描述了上面所說的台灣百年來不同世代間對大陸的不同感情結構。
關於父親那代人的閩南語能力，這裡有一個漢語本身的問題必須稍作解釋。我父親那一代人學了日語之後並非就不會說閩南話了，在日常生活上他們還是以閩南語溝通無礙的，他們失去的是用閩南語來閱讀中國傳統經典的能力，失去運用中國傳統經典詞彙來述說與書寫的能力。就是說他們還保留著一般的、日常生活所需的閩南語的能力，但失去了高層次（有人說是典雅閩南語）的能力。這裡我必須解釋一下漢語方言的這種上下層次問題。
所有的漢語方言，包括各種官話系統，都有文白異讀的現象，就是有些字有讀音/語音之分，差別在字數多少。根據漢語語音學者的調查，閩南語的文白異讀比例是最高的，有接近一半的字，而北方官話如北京話則是最低的。這除了牽涉漢語文言文的形成過程外，可能因為閩南語形成歷史早，歷經的變化多，而北方官話的歷史較短有關。在一般生活用的上的口語中，閩南語是文白夾雜使用的，這個詞彙得用讀書音，那個詞彙得用白話音，都已經形成通則；而讀書人在閱讀傳統經典與詩詞時，則需全部使用讀書音。由於大半傳統經典詩詞的詞彙成語在日常生活是用不上的，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之中學到的，所以學童必須在學堂裡，從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開始學習這套讀書音。這就造成了語言使用上的上下兩層性，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婦女與勞動階層，可以流利地使用文白夾雜的閩南口語，而讀書人則還可以使用文言文與讀書音這個上層典雅閩南語來書寫與論辯。這是很多漢語方言，尤其是閩南語，在歷史變遷中形成的現象。
我父親那一代人當然在日常生活上使用閩南語毫無問題，但他們沒有上過漢文學堂，反而進了以日語來述說的現代化學校，以致就失去使用典雅閩南語來閱讀中國傳統經典的能力，失去運用中國傳統經典詞彙來述說與書寫的能力。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論述語言就主要是日語。同樣的情況，我們戰後新生代學到的論述語言則是現代白話中文的國語，即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是用閩南語溝通，一但要進行思想論辯就必須轉換成國語了。就是說我們父子兩代人都有著這種話語言說的雙重性。這種現象我問過上海的知識分子朋友，他們也提到同樣的情況，平常說上海話，一旦要進行思考與論辯就得轉成普通話。（題外話：這或許因為這兩種方言的書面語都沒有像北方官話那樣，有過一個上百年的現代白話文運動。）在這種情況下，這套與傳統中國綁在一起的的典雅閩南語，似乎就此一去不返了。
七、結語：回到三本書的時代背景與問題意識
以上鋪陳的就是我這三本書所涉及的整個時代背景與變化，上溯到百年多前的乙未割台，歷經光復、對立，再到今天重新尋找和解之路。《青春之歌》一書呈現的是戰後在現代中國民族精神與反共親美教育下的成長的保釣青年。《尋找大範男孩》則在探討台灣百年來連續兩三代人，尤其是男性，因時代變遷而帶來的失語問題及其後遺症。而在這寫作過程中的副產品《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卻是以一個職業女性的一生，來呈現與男性頗為不同的心路歷程與時代角色。希望本文能夠有助於讀者深入理解作為中國被割讓出去的一塊土地，如何走過一段不同的殖民現代化的扭曲之路，而到今天仍然未能解決這個問題。用當代的流行語來說，台灣還未能「去殖民」。
二十世紀初的1907年，梁啟超在奈良的旅館面對林獻堂時提供的看法是，三十年內祖國沒有能力解決台灣問題。三十年後的1937年，問題仍然待解。不過那一年的蘆溝橋事件開啟了八年抗戰，再過八年的1945年台灣終於光復。但是接著四年的國共內戰卻又造成了1949年開始的兩岸的斷裂。現在看來，梁啟超當年實在太樂觀了，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還在面對這個問題。
最後我想談談一個個人的感受。作為一個在台灣的中國人，基於對家鄉的特殊關切，我常感到台灣的這些問題只是台灣的特殊問題，是個地方問題，包括上面多處提到的閩南方言問題。然而幾年來發生在香港的諸多政治事件，例如「佔領中環」等，卻讓我有了新的看法。香港回歸十多年來，越來越進入了摩擦與陣痛期。尤其近來有人開始高舉港英殖民政府的舊旗，港獨的聲音越來越大。
面對香港的這種情勢，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然會覺得失意沮喪，但是我卻又有著一種欣慰的感覺。我欣慰什麼呢？欣慰於原來台灣的認同問題其實不是台灣的特殊問題，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國內在問題的一部份。香港與台灣一樣是長期被割讓殖民的中國土地，雖然有著土地人口大小、現代殖民帝國英國與日本等等的差別，但畢竟都是華南方言區被長期殖民之地，一定有著屬於中國的、共同的文化與心理情境。我在想如果江浙一帶也曾被如此長期殖民，又會帶來什麼問題？這樣想讓我負擔減輕一點，這是我作為台灣人的，比較自私的欣慰之情。然而果若如此，這個問題可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要認真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