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登於2008年1月號《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
在1970與1971這兩年間，同時爆發於台灣的大學校園和北美洲留學生圈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是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雖然這個運動在當時不論台灣島內還是北美洲，在短時間內就幾乎煙消雲散，但都在退場的同時轉化成另類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對大洋兩岸的中國人產生巨大的沖擊，至今未消。在北美洲，保釣運動轉化成中國統一運動，而在台灣則轉化成爭取民主與關懷社會的動力，是戰後新生代公開介入政治與社會的濫觴，影響深遠。
這個運動「同時」爆發於大洋兩岸的北美洲與台灣（精確地講還包括香港與澳門），這個同時性意涵著這幾個地方的內在聯繫，這個聯繫就存在於美國的大量台灣與港澳留學生身上。當時在美國攻讀碩博士學位的台港澳留學生，在外國留學生人數上是數一數二的，一度僅次於伊朗留學生。那時在台灣有句話「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生動說出接受菁英教育的台灣知識青年的出路，尤其是理工科的學生，台大電機系畢業生幾乎全部出國了。當時台灣社會與經濟發展並沒準備好接受這批大學畢業生，於是大批的畢業生出國留學，並且主要是去美國，那時去歐洲留學的風氣並不興盛，而且他們在美國學成之後就在美國留下來了。香港澳門的知識青年也基本處於同一種狀況。然而這一大批知識菁英雖然羈留北美洲，卻多心懷故國，關心到海峽兩岸四地的局勢。
這些留美學生和已在美國畢業做事的這一大批人，他們的故國之思及與台灣的聯繫，就透過原來的學長學弟關係，或以魚雁傳書，或經由在台灣發表的旅美文學，或報章雜誌上的旅美感懷、新知介紹等等維繫著。留美的先行者透過這些方式，帶給求知若渴的台灣知識青年美麗的憧憬。在1960年代，於梨華的長篇小說《再見棕櫚，再見棕櫚》，描寫一位知識青年牽扯在大洋兩岸之間的微妙心思，就曾在台灣的文藝青年中風靡一時。1970年元旦，台灣出現了一本新雜誌《科學月刊》，為台灣的青少年學生介紹科學新知，也造成轟動。而這本在台灣發行的刊物竟是一些遠隔大洋的北美留學生在林孝信的推動下，於1960年代末籌辦出來的。可以想見，台灣戰後新生代在1960/1970年代之交，海內外聯繫之密切。
港澳留美學生同樣也在進行著他們與港澳鄉土之間的聯繫，這個聯繫又因為台灣也有大批大學部的港澳僑生，而形成多角聯繫關係。台灣、港澳與北美洲知識青年的這些多角聯繫關係，在各地保釣運動的發動上遂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譬如釣運在北美洲的發動，就靠著林孝信建立起來的科學月刊通信網。
1971年春天台大保釣運動的爆發有兩個點火者，一個是僑生社團香港德明中學校友會，另一個是刊物社團大學論壇社。德明校友會自有其與北美港澳留學生的淵源與聯繫，而筆者當時則是大學論壇社的成員，本文即是想藉著大學論壇社推動台大保釣運動的過程及後續發展，來闡述1960/1970年代之交的這個海內外中國知識青年的多角聯繫關係。
越洋召喚──海外保釣運動的烽火
台大的大學論壇社在1960年代曾經聚集一批追求進步思想的知識青年，在校園裡形成了一支傳承，在知識青年中引領風騷。然而在我加入論壇社、哲學系的錢永祥擔任社長的1970年，整個知識界與校園的熱烈氣氛已經大不如前。1960年代出現在台灣的文藝復興式的思想熱潮，隨著殷海光的去世、陳映真的入獄、李敖的封筆，以及諸多曾在那年代活躍的劉大任、郭松芬、許登源、何秀煌等前輩的紛紛出國，而沈寂下來。
隨著台灣思想界的消沉，大學校園也充滿十分鬱悶的氣氛。大學論壇社雖想突破，卻屢在審稿問題上與校方衝突，甚至險遭記過處分。多年前校園裡思想與論述的絢爛不再，似乎代表著只用言說方式來對抗黨國威權時代的結束。在這種抑鬱荒謬但又開始鬆動而充滿期待的時刻，1970年春天兩名台獨份子在紐約企圖刺殺蔣經國的事件也就沒那麼出人意表。而那年年底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雙方勢力的開始扭轉，也正顯示著山雨欲來的處境，整個台灣社會在這時進入一個轉變的契機。
這段等待的日子畢竟不長。1970年入秋之後釣魚台列嶼的問題開始醞釀，並且出現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包括台大的校園刊物。這個問題剛開始並看不出會成為重大事件，然而到了年底居然在海外留學生中風起雲湧，引爆成為保衛釣魚台運動，不僅很快在隔年春天衝擊到台灣島內來，並且竟然點燃了變革的火種。
1970年9月日本警方拔走了中國時報記者搭船去插在釣魚台上的國旗，並驅逐宜蘭漁船。10月，大學論壇社前輩，正就讀台大哲學研究所的王曉波，在《中華雜誌》上發表了〈保衛釣魚台〉一文。這篇戰鬥檄文為海內外青年學生的保釣運動催生，不僅在台灣成為一個行動的號召，也藉著《科學月刊》的通信網在留美學生中傳布。從這一年年底開始，一直到隔年春天，台灣與港澳留學生在美國各大城市到處串連聚會，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美日私相授受，侵犯我國領土釣魚台」。而在1971年4月10日的美國華府「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大遊行達到最高潮，有兩千五百人從北美洲各地趕來參加。這是留美學生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尤其能夠聚集那麼多人從廣袤的北美大陸各地趕來參加，可以想見釣魚台問題所引爆的民族主義熱力與能量，影響了那整個世代的台灣港澳留美學生與學人。
這是一場事發突然的海外留學生愛國運動，國府派員遠赴美國企圖安撫，卻完全無效，而且所使用的分化打擊學生的手法，又使得這個原先可以成為政府對外交涉後盾的運動，轉而變成反政府的風潮，越演越烈。於是海外留學生一面呼籲保衛釣魚台，一面造國府之反的這些信息，就這樣透過各種保釣小報與資料流回台灣，流到我們手上。
我們在台灣正處於高壓與荒誕的氣氛中，很自然被海外留學生的保釣運動所振奮。我們在台灣收到很多北美各地的保釣刊物與資料，其中不少寄自在美國讀研究所的大學論壇社前輩郭譽先與胡卜凱。這些海外各地的保釣資料也透過大半就讀理工科的留學生，同時寄給還在台灣讀書的學弟們，很多學校的社團都因而收到了這些烽火信息，顯然是當局始料未及而未能防範於先的。這些鼓動民族感情，抨擊黨國對內威壓對外屈膝的材料，一下子都在大家手上，令人熱血沸騰。
在海外釣運初起之時，台灣官方報紙就已經以匪字來稱呼劉大任、郭松芬與董敘霖等海外保釣積極分子了，報紙登出他們的名字時還在中間打個大叉像劉×任、郭×芬、董×霖，令人啼笑皆非。但這些原來熟悉的名字被如此打了叉，對我們卻是一種強烈的暗示，暗示著一種企圖改變現狀的旗幟在遠方揭竿而起了。劉大任與郭松芬兩人在出國前就都屬於與陳映真一樣有著強烈社會意識的作家，在當年的知識青年中擁有不少讀者，也是我們敬仰的前輩。我們在流入島內的海外保釣刊物上，很興奮地讀到了他們批判帝國主義霸權的第三世界左翼立場，他們在思想上的激進發展自然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與鼓舞。他們在這些保釣刊物譬如《戰報》上面還大量引用魯迅的批判文字，對於當年只讀過〈阿Q正傳〉，只知道魯迅悲天憫人那一面的我們，很驚喜地發現他戰鬥氣概的這一面。
因此，「美國政府將屬於我們的釣魚台送給日本」這種事固然會激起我們民族感情的憤慨，但是海外的保釣運動對當局的「對內腐敗、對外無能」的嚴厲批判卻更令人興奮。在台灣多少年來，從來沒有這種機會可以造這個威權體制的反，多少壓抑著的悶氣在這時就此傾洩而出，這其實才是台大保釣運動最大的動力所在。於是海外傳來的「保衛釣魚台」的呼籲，猛然震醒了整個台大校園久蟄的人心，黨國在校園裡建立起來的心防就此崩潰。
破繭而出──台大學生保釣熱潮
1971年春天，李敖等人被秘密逮捕下獄，我們在台大校園裡當然渾然不知。到了4月初，美國的一個桌球隊訪問中國大陸，是多年來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的美國民間團體，因而被稱為「乒乓外交」。雖然這很清楚又是個巨變前兆，然而卻不是困在校園裡的大學生主要關切所在，倒是海外保衛釣魚台的烽火卻一波波傳來，讓人躍躍欲試。
4月9日美國國務院正式聲明，將於明年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釣魚台列嶼也包括在內。4月10日北美各地的台灣、港澳留學生與僑界在華府舉行保衛釣魚台大示威遊行，這個消息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之下，並不能立即傳回台灣，但是4月上旬這幾天，我們在台灣的心情已如箭在弦上，心想正是介入現實打破悶局的契機，此刻不行動更待何時？
我們論壇社找上了王曉波，他又找來王杏慶等幾位前輩，在一天晚上聚在汀州街的一家小咖啡館討論該怎麼辦。當然我們還是活在白色恐怖的餘威之下，沒敢馬上打破禁忌串連社團，於是決定先以大學論壇社名義舉辦一場「釣魚台問題座談會」，伺機而動。而當我們開始緊鑼密鼓籌辦這場座談會並聯絡與會人士時，香港德明校友會卻率先行動了。
1971年4月12日清晨，德明校友管不了禁忌，貼出了第一張台大保釣運動的大字報，標題是〈釣魚台是我們的〉，全文為「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堅決的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荒謬的聲明。我們永遠支持政府」。雖說僑生一向比較不受威權壓制的影響，較少禁忌而能有此突破性的行動，但他們還是在海報上以「我們永遠支持政府」的宣示來結尾，以示不與當局對立。不管如何，做為台大保釣運動的先鋒，僑生確是功不可沒，而這張海報一出，整個台大校園久蟄的人心就此驚醒。
德明校友會的第一張大字報衝破了我們本地生的自我心防，開啟了台大的保釣風潮。這天一早，正在籌辦釣魚台座談會的我們，來到學校看到這張宣示，大為振奮，覺得可以豁出去了。社長錢永祥思索著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來召喚台大同學，看到這時的黨國當局就有如半個世紀前五四運動時的北洋政府，而民族主義的強烈訴求依然是動員學生的不二法門。他於是想到羅家倫為五四運動所擬的一對標語，找來師大美術系善於書法的同學，用沈重的隸書體在一對有十多公尺長的大白布條上寫下兩排大黑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隔天一早，大家爬到靠近校門口的三樓高農經系館（現為哲學系館）屋頂上，把這對大白布條從側牆高高掛下，極為顯目，任何人一進校門就可看到。
德明校友會的第一張大字報，加上大學論壇社的大布聯，就此打破了校園的悶局，之後整個台大校園像似嘉年華會，到處貼滿學生社團自發性的保衛釣魚台海報與標語，每棵椰子樹上都貼上一張。在一面很長的海報牆上，原來的社團活動海報被移下來，換上整面的抗議聲明。學生們聚在海報前認真讀著抗議檄文，三五成群議論著時局的總總，整個校園氣氛丕變。甚至平常必須為繁重課業忙碌的工學院學生也站了出來，電機學會與工學院學生代表聯合會都成了積極的參與者。不僅如此，社團之間也自發地串連起來，把學校當局甩在一邊。
接著4月14日、15日兩天，僑生又有了突破性的行動，他們走出校園到美國與日本的大使館去示威抗議，再次打破「學生活動不准走出校園」的禁忌。對本地生來說，這又是一項指標性的行動，此後幾年台大學生的很多活動就不再侷限於校內，「參與社會、走入民間」的理念不僅可以講得理直氣壯，也透過各種形式走出了校門。
經過這幾天的校內串連，台大各學生社團得以在4月16日晚上聯合舉辦了一場「保釣座談會」。在原先只是「坐著談」的座談會上，經由王曉波、錢永祥與法律系的洪三雄等人的推動下，成立了「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而我們原來以大學論壇社名義籌備的「釣魚台問題座談會」，也順理成章由這個全校性的保釣會接手主辦。
4月20日晚上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在體育館正式成立，接著舉行「釣魚台問題座談會」，會場坐滿了台大師生，氣氛極為火熱。大家每當聽到精彩處，就興奮地猛跺腳下階梯座位的木板，發出聲聲巨響，以示喝采。當時不只是學生，年輕教師們也在發洩著他們長久以來壓抑的激情。
台大保釣會成立之後的一連串活動，以6月17日到美日大使館的示威抗議達到最高潮，同時也告一段落。保釣運動的烽火當然不限於台大，也在台灣的其他大學校園延燒，甚至連保守的師大也有血書簽名活動。然而保釣運動到了這時必須告一段落了，因為這時台灣整個社會環境、政治條件與歷史進程都不能配合這一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但是海內外的保釣運動至少讓釣魚台的主權問題在國際上懸而未決，直到今天都沒能讓日本政府輕易得逞，也算是一樁歷史性的功績。
熱火延燒──鄉土、民主與社會
我們論壇社幾個人反黨國威權的信念，曾受到《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很大的啟蒙與影響，而以民族主義為動力的海外保釣運動所帶來的信息之所以會打動人心，我們心裡很清楚是來自它反壓迫的那一面。我們這一夥人本來就不是只追求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者，反而更敏感於國家機器的壓迫性。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我們而言除了個人心理層次的滿足外，不必然帶給人民實質的解放與幸福，而保釣運動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信念所傳遞給我們的，正是在於弱勢者反壓迫的信息，不僅反抗國內的壓迫者，也反抗外國壓迫者。這個觀點讓我們逐步接近素樸的、反壓迫的、具國際主義性質的左派世界觀。這個發展就殷海光抗爭精神的傳承而言也是很自然的事，難怪殷海光的海內外弟子在這時已有多人不約而同走上了左翼之路。
因此保釣運動的意義並不能只用愛國運動來涵蓋，它對當年的參與者也是一個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發現屬於自己國家的土地（宜蘭屬島）竟然被號稱民主陣營的美日兩大強國私相授受，而政府對此竟然無力抗爭。這個第三世界的歸屬感又與鄉土意識息息相關，由此引發對人民自己的歷史的探索熱情，譬如林載爵的發掘楊逵與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王曉波的追尋台灣左翼抗日運動史，以至於企圖擺脫黨國教條，去尋找被當權者掩蓋的人民的歷史，重新探索整個中國近代史。在這裡，中國是在鄉土之內的，臺灣的鄉土也即是中國的鄉土。
此外，台大保釣運動從頭到尾都是在學校當局與黨國威權體制的嚴厲防範下，自發地爆開來的，是學生自主的奮鬥，不僅沒有也無須任何師長來帶頭，更絕非校方當局所能指導。由於是學生的自主行動，其所引爆的動力遂能繼續發威，展開此後兩年台大校園民主抗爭的榮景。
當保釣運動在1971年春天風起雲湧之初，我們並沒料到台大學生會有如此爆發性的反應，也沒預期接下去會有一個校園民主抗爭的前景。暑假過後的新學年一開始，就有一個競爭劇烈的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選舉。這種選舉向來都是黨團推出的候選人在沒有挑戰的情況下當選，但是這一次反對派學生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黨外」聯盟，推舉醫學院學生王復蘇出來競選，竟以懸殊票數大敗黨團推出的候選人。同時法學院的洪三雄以法代會為基地，展開了爭取言論自由與校園民主的「言論自由在台大」與「民主生活在台大」等連串座談會，並進一步舉辦「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的辯論會。到了1972年底，我們更透過所掌握的畢聯會，以鼓勵學生參與選舉監票的活動方式，來介入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可以說所有受到保釣感召的多積極參與到這兩年的民主抗爭，王曉波與陳鼓應更是帶頭衝撞的兩位年輕老師。
與保釣運動同時展開的是走出校園關懷社會的「到民間去」風潮，1970年底一個由化學系的江炯聰推動的新社團慈幼會成立了。這個以服務孤兒院為宗旨的社團，顧名思義是進行社會慈善事業，卻有著走出校園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的另類意涵。他們集結了校園不少社團如大學新聞社、登山社、晨曦社、校園團契等的支持，於是又有著跨社團活動的意義，不稱「社」而稱「會」。江炯聰在保釣運動高潮過後，接著推動各社團形成非正式聯盟來奪得代聯會，而王復蘇在競選時就以成立「社會服務軍」為號召，並在選上代聯會主席後，即宣佈成立「社會服務團」，讓學生利用寒暑假期間上山下海，訪查民隱，服務弱勢。下屆的代聯會也接著以「百萬小時的奉獻」為號召，服務社會幾乎成了此後代聯會的傳承。王曉波在保釣運動沈寂之後，也將心力放在經濟發展下勞動人民的處境，當時屢屢發生的礦工災變與飛歌工殤事件，都是在他的大聲呼籲下得到知識青年的關注。台灣農村的總總問題開始顯現，也在校園報刊上屢有討論。這些都是釣運之後學生要走出大學象牙塔，擁抱斯土斯民，追求社會正義的企圖。
可以說在保釣運動與國際變局帶來的黨國意識形態開始崩解之時，學生感覺到威權體制不再那麼難以憾動，而且又發現多種另類出路的可能，因此保釣運動前校園那種較為抑鬱萎靡的精神狀態頓時煙消雲散，大家對台灣社會充滿了希望與期待，覺得可以有一番作為。這種振作的狀態，與自覺有能力改變周遭世界的自信，是台大社團積極參與者的共同感覺。
一箱經典──越洋而來的新世界
對我們而言，另類出路的啟示如上所述，有不少來自保釣時期海外留學生寄回來的各種書刊與資料。1971年4月台大保釣運動爆發當時，幾個積極帶頭參與的社團，如港澳僑生社團與我們的大學論壇社都收到了不少海外留學生寄來的刊物與資料。這些揭發黨國腐敗無能的報導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也提供了台大保釣運動充裕的彈藥與動力。
海外留學生保釣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促使他們在這一年9月在北美洲密西根大學所在地的安娜堡(Ann Arbor)舉行了一場「安娜堡國是會議」，之後海外保釣運動就往中國統一運動的方向發展。海外保釣運動左轉之後，寄來的書刊也開始有所反映。這些書刊從保釣運動的號角轉為統一運動的法螺，出現了左翼的聲音，以第三世界vs.帝國主義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的近代史與台灣的處境。這對我們是一種全新而令人震撼的視野，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在這種左翼世界觀的觀照下，不再是傳統的國家爭霸場域，而是既要反抗帝國霸權，又須平等對待，互相扶持，最終消弭國家存在的新視野。雖然這個理想高峰在孫中山晚期的民族主義裡也大致呈現了，但在台灣卻是被躲在美國羽翼之下的黨國威權體制拿來徒撐門面，對一般青年學子也就無何啟發作用。反之，中共當時以其站在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立場發言，對我們而言卻成了一種充滿理想的另類視野，這個新視野很快讓我們超越了諸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或「台灣人要獨立建國」這類國族觀念。
海外寄來的書刊還包括旅美「台灣左派」的東西與新起的環保運動的書籍如《寂靜的春天》，而最後竟來了一整箱中文簡體字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這些書是原就讀外文系，而在保釣之後出國的陳雪梨，間接寄到在台的美國友人，輾轉交到我們手裡的。她原本就有著濃厚的社會意識與對變革的渴望，到美國之後即與郭松芬、劉大任等人接上線。而今這條線索所起的作用竟以這麼一大箱經典書籍的重量，越洋傳到我們手上。當然在陳雪梨出國前，大家就曾期待她能傳回台灣所需要的另類精神食糧。
對於藕斷絲連的台灣左翼傳承的重新建立，這箱書所代表的海外聯繫可說是其中的一個企圖。此外我們也曾努力尋找台灣島內的各種可能線索，譬如在台中大度山上找到的左翼抗日前輩楊逵老先生。只是在我們這一夥人開始接受左翼觀點，並企圖施展影響時，卻很快在1972年底引來「民族主義座談會」及接著而來的論戰的圍剿。最後並在1973年春天開始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中，遭到國家機器的鎮壓。
小結
一個政治運動的發展有其承載主體的內部邏輯，也受到外在條件的制約。大洋兩岸的保釣運動在其高潮之後，以其做為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第一次集體政治行動，雖然在發生上島內外有著彼此互相牽引加強的作用，但由於各自處於極為不同的外在環境，遂有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本來就受到左翼理念不小影響的北美洲保釣運動，很順理成章地走上了中國統一運動。而在台灣島內，這幼苗隨即遭到拔除。然而雖然左翼這東西在台灣不能旗幟鮮明地抬出，保釣學生卻找到了另兩個出路，一個是校園民主與言論自由（接著當然就是去挑戰整個政治體制），另一個即是走出大學象牙塔，去關心社會弱勢者（這是台灣八、九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先聲），這兩條出路是在管制漸漸鬆綁的當時環境下走出來的。如此台灣的左翼統運就一直處於邊緣地帶直到今天，仍等待著另一個契機的發生。
保釣運動做為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第一個共同的政治運動，在海內外的環境差異下既是互相影響，也有著不同發展，以上是以台大保釣為例對此進行的一個概略闡述。細節請參閱拙作《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出版，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