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革命（包括五四運動）在台灣五、六十年代的重演，一方面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補課，另一方面卻又孕育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思想基因。吃國民黨中華民族主義奶水長大的這一代人，竟成了台獨的先鋒。這種自我悖反的情況，只能用辯證思維來理解，一九七○年代台灣的思想轉型正是這個辯證發展的結果。在那關鍵的時刻，台灣失去了代表「中國」的名分，國民黨失去了正當性，而中國之名又在現代化當道下與「落後」綁在一起，自建國族的台獨意識遂趁虛而入，大行其道。發展至今已成治絲益棼之局，基本上卻仍不脫現代國族的意識框架。因此要解開這個糾結，恐怕不只是台灣內部的事情，還牽涉到中國大陸的發展，甚至整個華人世界的環境，以及如何重新審視東亞地區回應西方現代化挑戰的整個歷史。
◎本文發表於2007年1月亞洲華人文化論壇「華文地區當前知識狀況」，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主辦
「知識狀況」一詞，我是當成最廣義的意識形態來理解。意識形態最寬鬆的解釋，包含社會對自身的一種整體認知架構。因此，一個社會的同一歷史時期可能會存在著多於一種而且互相對立的意識形態，在這裡我想來大略考察一下台灣當今最主流的其中一種意識形態。
這一年來台灣最撼動人心的事件是紅衫軍運動，這是一場以「反貪腐」為號召的「新公民運動」。這麼一個巨大的人民力量，所訴求的又是超越國族、黨派、左右之爭的，竟然還是引發了民進黨及其支持者的強烈反彈。我相信大多數的民進黨員及其支持者都是反貪腐的，但最後他們還是將議題打回到國族與黨派的窠臼裡，而讓這場帶給台灣生機的運動無疾而終。這樣的結果不得不讓我們重新思索台灣的政治問題。紅衫軍的運動確實讓我們看到了「新公民」來臨的契機，然而所引發的民進黨的強烈反動，卻又讓我們瞠目結舌地發現他們所倚賴的那股意識形態力量之大，似乎到了難以撼動的地步。那股意識形態力量的一個核心，即是我今天想探討的那個打造台灣國族的「台灣民族主義」。
西方的「民族國家」做為一種新型的人類自我組織方式，從十八、十九世紀開始盛行以來，如今其形式從最底層的暴力運用，到最上層的意識形態都已完整成形，並被充分進行理論研究過。台灣國族的打造已歷數十年，基本不脫這些運作模式。這次民進黨抵制紅衫軍的各種行動中，攻擊台南紅車女子的群眾代表著這個打造過程所需要的基層暴力，而泛綠學者的論述則代表其上層意識形態的工作，甚至包括大半715學者在內也未能免於這個侷限，皆屬這一國族打造的不同環節。
現代國族打造大多伴隨「現代革命」的機制與心態。這種革命機制經常「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只要目的神聖，則暴力、謊言甚至自欺都可以是必要手段，一年來民進黨的表現昭然若揭。台灣人民面對這麼一個背水一戰的國族打造勢力，處理不好可能就血流成河，玉石俱焚。這真是個可怕的前景，我們為何會從幾十年前一個理想單純的民主化運動，走到今天這個國族運動的困境？其中歷史因素很多，在這裡我想從其打造的原點這一個面向來考察。1970年代是這個國族打造的萌芽期，而這個萌芽又有著1960年代的思想背景。因此台灣在1960到1970年代的思想狀況是個重要的線索。
回到三十多年前的1975年八月《台灣政論》的出版，這是1970年代台灣思想轉型的重要標誌。這本刊物名稱的兩個意涵：「台灣」與「政治」，正顯示本省黨外新生代的首次重要的政治集結。相較於1950年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名稱的意涵，那是從「中國」變成了「台灣」，而「自由」變成了「政治」。自從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台灣政論》是十五年來第一本成氣候的政治刊物，它的出版不管在政治的變革上或台灣意識的成形上都是劃時代的。「台灣」與「政治」這兩樣東西在1975年之後的三十年多來，遂成了台灣社會的兩大主導意識，也是兩頂金鐘大罩。
因此要理解台灣民族主義的來歷，就必須回到三十多年前的情境，尤其回到那段從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到1975年《台灣政論》發行的那十五年間的狀況。那十五年正是台灣戰後新生代，如今當權的所謂「三、四年級生」（生於民國三十幾年與四十幾年，大約是1940與1950年代）的思想養成期，了解這個世代的思想成長背景，有助於理解今天的困局。我們就以台灣的「六十年代」來泛稱這段基本上沒有政治刊物的十五年。
台灣的六十年代是個「文藝復興」年代。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的從神權籠罩下解脫，台灣則是從1950年代的禁制中鬆綁。台灣在度過嚴厲肅殺的1950年代之後，雖然《自由中國》已被停刊，卻又出現了出版的榮景。那時不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包括在地的創作與外文的編譯；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也將他們在1920/1930年代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出版。其中尤其是商務的「人人文庫」，涵蓋了大陸時期那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如此新老書店如雨後春筍，一套套文庫接續出版，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帶給當時整個青少年世代巨大的啟蒙。回想起來，那種震撼遠遠超過如今進到誠品旗艦店，面對滿坑滿谷圖書的感覺。這些文庫都印得小小一本，尤其是人人文庫，剛好可以藏在課本後面，不會被台上的老師看到，不管他在講些什麼，你就儘自沉浸在這些遠為精彩多了的課外書裡。這些書都是以成熟了的現代白話中文在論述辯駁，構成了台灣戰後出生的整代世代的思想資源，本省子弟在這段期間大量地閱讀這些現代白話文作品，培養著更上一層的思考能力。
那是個台灣文藝豐收的時代，不僅大陸來台的青年作家開始大量創作，新生代的台灣青年也很快地掌握了白話中文。文學創作者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甚至長成大樹，創作出大量文藝作品。這個時代產生了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七等生、李昂等本省作家，甚至開創了鄉土文學的流派，引發風潮，成為1970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戰」的文本基礎。
六十年代是五四運動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做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在出版物與思想上，藉由像人人文庫這樣的叢書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爭論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台灣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李敖等人當時以「全盤西化派」的姿態及潑辣的文筆挑戰對手，他們的觀點與視野並沒超過大陸時期，而且其中也充滿各自隱含的政治意圖，但卻無損於這是一次中國現代化議題的實際論辯，無損於這是一次在台灣遲來的五四的重演，即使這些補課與排演都必須限制在當時的親美反共的思想管制之內，只能涵蓋到「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這些翻版的大陸舊書、這些與此論戰相關的各種論述與翻譯，包括李敖與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如此構成了六十年代台灣知識青年從中學到大學的思想成長背景。以「西化」為內容的「現代化」在年輕人中遂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也在台灣的思想界開始發聲。
六十年代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不僅歐美「六十年代」的各種造反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新潮電影傳入台灣。台灣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後，接著能夠敞開胸懷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冷戰的前哨，駐台美軍與來台休假的越戰美軍也帶來了一番美式風光，全部使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ICRT前身）更是青年學子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其中最主要的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熱門音樂。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沖擊之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以及少數來台的美國青年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浸染了台灣的藝文圈，一直維持到七十年代。雖然這些東西並未以思想的嚴肅面貌出現，但在一些外文書店，連Charles Reich在1970年所寫的那本反文化經典 The Greening of America的翻印本，也可以買到。
陳映真1967年的小說〈唐倩的喜劇〉，經典地描繪出六十年代台灣文化圈受到西方思潮衝擊，及其對歐美現代性追求的情景。小說描述女主角先是遊移於兩位本土青年思想大師之間（其中一個搞邏輯實證論，一個搞存在主義，都是台灣六十年代的思想顯學），而她最後的歸宿卻是一位在美國大軍火公司工作的華人科學家。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最後都抵不過美國的全球化大企業，及其背後的現代化理論。
那又是個「去中國化」的發軔年代。在現代化理論與中西文化論戰的交相影響下，中國傳統變成是與黨國威權綁在一起的落伍之物。攻擊傳統的李敖與斥罵「中國醬缸文化」的柏楊，他們的著作都是當時知識青年的精神食糧。而且在六十年代冷戰與親美反共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交相影響下，現實的中國則一直是被醜化的怪物，當時的大陸中國人不是「匪幹」就是「苦難同胞」，兩著都呈現出模糊不清的疏離面貌。
如果說思想主要是被拿來當成現實的工具，那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這兩套流行思潮在七十年代的退潮，也就很可以理解。這時對岸文革的熱潮已經基本結束，歐美青年的各種反對運動也都各自開始收尾，越戰也步入尾聲，但是在台灣還能感覺到外頭這些運動巨大熱能的餘溫。因此雖然六十年代的反叛旗手都已不在，陳映真在1968年身繫囹圄，殷海光在1969年去世，李敖被軟禁，接著在1971年也步入牢籠，而很多曾在六十年代搖旗吶喊的人，也都出國或躲入學院，台灣卻進入了典範轉型的時刻。或許這些人的消失是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新的時代以一個政治運動來開始，保衛釣魚台運動在1971年同時爆發於台灣與北美洲的大學校園。
北美洲的保釣運動比較是海外華人的愛國運動，而台灣本地的則衍生出多重面向。當時釣魚台本來就是被視為台灣省宜蘭縣的屬島及漁民休息站，而為此向美日抗爭的，接著又引發台大校園的民主風潮，及學生開始關心社會底層問題的諸種走出校園的行動。總的說，是代表著台灣知識青年不再滿足於六十年代流行思潮的抽象層次，而要求進行社會實踐的這麼一種心向轉變。而就在同時的1971年底，中共取代中華民國進入了聯合國，台灣從此失去代表「中國」的名分，國民黨也開始失去政權的法統正當性。這正是新生代台獨意識萌芽茁壯的時機，是台獨運動從理念轉向在地實踐的歷史背景。
總的說，中國現代化革命（包括五四運動）在台灣五、六十年代的重演，一方面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補課，另一方面卻又孕育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思想基因。吃國民黨中華民族主義奶水長大的這一代人，竟成了台獨的先鋒。這種自我悖反的情況，只能用辯證思維來理解，1970年代台灣的思想轉型正是這個辯證發展的結果。在那關鍵的時刻，台灣失去了代表「中國」的名分，國民黨失去了正當性，而中國之名又在現代化當道下與「落後」綁在一起，自建國族的台獨意識遂趁虛而入，大行其道。發展至今已成治絲益棼之局，基本上卻仍不脫現代國族的意識框架。因此要解開這個糾結，恐怕不只是台灣內部的事情，還牽涉到中國大陸的發展，甚至整個華人世界的環境，以及如何重新審視東亞地區回應西方現代化挑戰的整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