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學生在這兩年的運動中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訴求：反抗強權、自由民主與社會正義，代表著戰後新生代在民族意識、政治意識與社會意識上的初步覺醒。既是五四運動的繼承，也未超過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的範疇。…但是四十年來其豐富內涵與歷史意義仍然對我們今日的處境有所啟發。這裡試著從較寬廣的視野來探討這些歷史資產：一、青年運動的理想性格與純真特質。二、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與歷史。三、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
＊本文發表於2011年12月18日【東亞視野中的保釣運動】研討會，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
1971年4月12日台大的香港德明校友會率先貼出第一張保釣運動大字報，標題是「釣魚台是我們的」。隔天大學論壇社接著在校門口農經系館(洞洞館)屋頂上垂下一對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的大布條，如此展開了台灣保釣運動的序幕。
論壇社的這幅五四運動時期的標語清楚顯示，台灣的保釣運動是以一個事關領土、繼承五四的愛國運動來展開的。然而就像當年五四運動發展出多種不同方向，台灣的保釣動力也基於當下在地的條件衝擊到不同場域。
以那兩年發生在在台大校園的學運為例，它是以1971年春天保釣運動的民族覺醒為濫觴，繼而引發學生爭取言論自由與民主參與的校園抗爭。學生社團組成非正式黨外聯盟，推出代表競選代聯會主席，並大獲全勝。由此展開一連串爭取言論自由與校園民主的抗爭活動，並進一步挑戰黨國當局，舉辦「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辯論，最後更為了呼籲學生介入中央民代選舉而舉辦學生監票員活動。
除了與知識分子有著較為切身關係的自由民主之外，走出校園關懷社會的風潮也隨著保釣運動同時展開。從服務社會弱勢的慈幼會的成立，到新代聯會發動的「社會服務團」與「百萬小時的奉獻」；從對三星礦工災變與飛歌工殤事件的關切，到男女平權問題的討論，都是學生新一波社會關懷的顯現。在這之前大學生大半都在討論藝文思想或個人修養、愛情與留學問題，保釣運動一來，文藝氣氛幾乎一掃而空。
基本上學生在這兩年的運動中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訴求：反抗強權、自由民主與社會正義，代表著戰後新生代在民族意識、政治意識與社會意識上的初步覺醒。既是五四運動的繼承，也未超過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的範疇。
保釣引發的學生運動熱潮隨後引來各種勢力的反撲，先是1972年4月當局在中央日報發表一篇攻擊保釣師生的四萬字長文〈小市民的心聲〉，接著在1972年底引發「民族主義論戰」，最後當局在1973年2月逮捕台大相關師生之後，兩年來的學運熱潮就此消退。1974年夏天開始的台大哲學系解聘事件則是當局最後補加上去的肅清手段。這是台大保釣運動的一個大概的過程。
七十年代台灣的保釣運動雖然就此暫告落幕，但是四十年來其豐富內涵與歷史意義仍然對我們今日的處境有所啟發。這裡試著從較寬廣的視野來探討這些歷史資產：
一、青年運動的理想性格與純真特質
七十年代台灣的保釣運動是六十年代世界青年運動的一環，具有諸多青年運動的理想性格與純真特質。
首先，運動是自發自主的。當年社會上的反對力量式微，《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早已停刊，五、六十年代的異議分子不是噤聲、出國，就是身陷囹圄或已過世，而黨外勢力尚處萌芽階段。台大學生是因為吸收了六十年代的啟蒙進步思想，並在精神上受到進步前輩的感召，包括五四運動論述的重溫，而在校園裡自發地尋找出路。
1971年保釣運動的這個相對單純的特質，與解嚴以後1991年的三月學運形成明顯的對比。九十年代之初民主運動已成氣候，民進黨也已壯大，社運團體則如雨後春筍，各方政治勢力主動而積極地介入學生團體進行操作並代言。而學生領導層自身也充滿著馬基亞維利式的複雜心機，很快就有了統獨與左右的分化。
相對而言七十年代台灣的保釣運動規模也就不大，大半活動受限在校園之內。但即便如此，學生既未自以為有特殊地位，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在社會幾乎一片瘖啞，而校園一片寧靜的狀況下，自覺自發地承擔了這個歷史任務。因此這個實踐行動又深具台灣戰後新生代的世代自我實現特徵。
正是因為這種自發自主性，學生中的積極份子絕大多數是基於理想與熱情，相對缺乏權力意識與政治出路。也正因為這種缺乏權力意識與政治出路的相對純真性，當年的參與者絕少成為當今的政治人物，三個當年重要的台大學生帶頭者洪三雄、江炯聰與錢永祥，畢業後都立即遭遇到大小不等的政治迫害，也再沒走上從政之路；而在那過程中從研究生成為講師的王曉波，所受到的迫害更不用說了。反過來說，我們同輩在當今政壇顯露頭角的則絕少參加過當年的保釣運動。
總的說，這種較為純真的理想性格乃是保釣運動最寶貴的資產，仍是對新生代最有感染力的處。
二、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與歷史
1971年的台灣保釣運動也是戰後台灣知識青年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與歷史的契機。當年台灣的大學生是被當成社會菁英在栽培的，同時受到兩種意識形態的制約，即黨國威權體制下的反共親美心態與美國全球冷戰體制下的現代化理論。於是知識青年心中有了兩種障礙，一是隔離於自己的社會與人民，再來是無知於自己的歷史。
保釣運動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很多人開始有了不能再當現代化/西化知識菁英的覺醒，而興起走出大學象牙塔，不與現實社會脫節，「到民間去」與自己的人民重新結合的心志。後來學生有一個口號「擁抱斯土斯民」，可說充分顯現這個企圖。
當時由於運動本身是基於臺灣的政經社會條件與內在矛盾而爆發的，有著與台灣的社會現實較為緊密的聯繫，遂顯得十分在地。不同於北美洲的保釣基於其自身大環境而向統運發展，台灣的保釣則主要朝著島內的政治民主與社會關懷的方向進行。就是說，在北美洲有空間去面對整個中國，而在台灣則只能侷限在島內，甚至是校園裡。
當時雖然這些訴求的範圍只能侷限在台灣，但心志上的一個重要基礎卻是中國人的身分。中國人的身分對年輕學子而言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有如與生俱來，因為直到這時台灣與中國不是二元對立的兩個領域。當時這種關懷自身社會的鄉土觀念，是要面向基層的斯土斯民，而非面向族群，無關省籍地域。在這裡鄉土關懷與中國人身分一點也不衝突，中國在「鄉土」之內，臺灣的鄉土即是中國的鄉土。這個將中國內在化的鄉土意識最後在七十年代下半的夏潮雜誌與鄉土文學論戰中進一步發光。
從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鄉土意識出發，就進一步要去面對這社會的歷史。而且不只是重新面對被日本殖民所扭曲，並被黨國所忽略的台灣的歷史，也要重新理解被反共教育與冷戰意識形態所扭曲的中國的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這是保釣運動對學生很重大的一個啟蒙。
由此引發了知識青年對人民自己歷史的發掘，譬如林載爵在東海大學大度山上發現楊逵，並開始挖掘日據時期的臺灣抗日與鄉土文學，王曉波開始追尋左翼台灣史，以至於保釣學生企圖擺脫黨國教條，去尋找被當權者掩蓋的人民的歷史，重新探索整個中國近代史，如此遂將日據時期的台民抗日史與中國現代革命史聯繫起來。可以說，保釣運動是台灣知識青年重新認識自身的社會與自身的歷史的重大契機。
然而有著如此自我認識的鄉土觀與歷史觀為何變成後來台獨的「本土觀」與分離史觀呢？這是因為這樣的鄉土中國走向挑戰了幾個政治勢力──黨國當局、台獨與親美自由派。1972年底的民族主義論戰實質上是台獨派、自由派與黨國當局聯手打擊保釣學運的鄉土中國走向而引發的。其中對立的觀點包括第三世界相對於西方霸權、社會正義相對於資本主義、在地鄉土相對於全球化、文化傳承相對於西化/現代化、中國歷史的傳承與割斷等等。雖然論戰文字尚屬當年大學生水平，但該有的議題都涵蓋了。這場論戰終於引來國家機器的出動，在1973年2月動手逮捕鄉土中國走向的保釣派師生，也終結了歷時兩年的這次學運熱潮。如此打壓了校園裡的鄉土/中國走向，也就促成了這麼一條至今仍然當道的「去中國化」的台獨/獨台論述。
總的說，知識分子與社會的藩籬如今基本上已被打破，但如何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卻仍是我們的重要課題與未竟之業。
三、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
七十年代台灣的保釣運動一開始是以愛國為訴求，但很快就超越了愛國運動的侷限，開啟了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這是保釣學生在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與歷史之外，另一項重大的覺醒，就是要站在什麼位置、以什麼視野來重新自我認識的問題。
當時學生先是發現自己國家的土地竟然被作為盟邦的美日兩國私相授受，而政府對此卻毫無抗爭之力，遂啟發了對中美關係的重新認識。在台灣學生心目中美國本來一直是所謂民主陣營的領導者，如今卻表現出世界霸權的姿態，因而成了學生六一七保釣示威的主要對象。這在當時的台灣是突破反共親美意識形態的重要一步。因此台灣保釣運動的發展就不只侷限在民主抗爭與社會關懷，也開始重新思考美國的國家性質，以及落後國家如何發展的問題，並進一步質疑台灣的反共親美心態。如此也就產生了被西方列強侵凌的第三世界意識，並直接面對了國際冷戰體制所造成的兩岸分斷，以及作為中國人何去何從的問題。
這種不再站在世界霸權「帝國之眼」的角度，而是站在與之抗衡的第三世界立場，在六十年代就曾經以世界青年反戰與民權運動的風潮傳到台灣來，但釣魚台事件卻是發生在身旁的美國霸權的具現，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從較長遠的歷史來看，保釣運動帶來的第三世界意識既是日據時期台民抗日運動的繼承，也聯繫上中國大陸在五十年代提倡的第三世界反霸立場，可說與鄉土意識以及對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認識息息相關。在民族主義論戰中保釣派師生曾試圖開展這個視野，卻在哲學系事件中被消音，幸好數年後有夏潮雜誌的出刊而得以繼續發揚。
這個第三世界的人民觀點是對歐美資本主義體制的現代化及國族論述的強大挑戰，然而卻是八十年代以來台灣的民主與國族運動的浪潮最缺乏的，只保存在一些社會運動之中。釣魚台的問題就主要被擺在國家領土主權的範圍裡，被看成似乎只是中日領土與石油資源之爭，而其他議題大半被忽略了，譬如周遭漁民的傳統漁場問題，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與琉球的關係(琉球是台灣最近的域外)，以及對琉球作為第三世界一環的重新認識。
我們知道琉球是日本帝國海外擴張的第一個殖民地，戰後到現在又被迫承擔起龐大的美國軍事設施，琉球人民深受其害，因此對被殖民歷史有很深刻的反思，也有很強大的反戰思想與反美軍基地運動，並發展出強烈的第三世界意識。在作為保釣運動初衷的第三世界意識的覺醒上，我們就不能逃避地要面對這個琉球/沖繩問題。
總之，保釣運動的第三世界立場是不能拋棄的珍貴資產，同時可能也是與台灣的社會運動重建連結的最大可能所在。
以上提出對七十年代台灣保釣運動的幾點回顧，希望能與保釣同志們切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