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郭譽孚著《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
古道熱腸的郭譽孚是保釣運動所開啟的朝向自我認識的內省那一面的繼承與發揚者，四十年後他仍不忘初衷，全心投入。譽孚來自上海的五四書香之家，祖父郭虞裳是梁啟超的景仰者、徐志摩的好友、胡適在中國公學時睡上下鋪的同學，也是中國民社黨的發起人之一。他家先世則來自福建泉州，其先祖輩也曾有族人落戶台灣與南洋，可說是海洋中國家族。成長於台灣的譽孚則如此苦心孤詣的發掘台灣歷史，尋找人民在其中真正的主體性，一直給我很大的啟發，可以說是在自我認識上給我重大影響的第三位外省朋友。
◎本文是為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2010年10月）所寫的跋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稱呼六十年代為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這個溢美之詞作為成長於那個年代的台灣戰後新生代，卻是帶著濃濃的緬懷之意的。那個開始有點鬆綁的威權統治中期對於成長中的青少年而言其實是個充滿矛盾的歲月，尤其是對心智早熟而叛逆的「文藝青年」，一方面興奮於突然湧現的五花八門的出版物，包括各種世界名著的譯本與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大量著作，另一方面卻又苦於聯考的壓力與學校管教的死板。
在死板的教科書之外，我們從六十年代湧現的出版物上認識了古希臘大哲，也讀到歐洲啟蒙時期的大師們如何帶領歐洲人（或「全人類」）走出中古神權時代的「黑暗蒙昧」；我們還重溫了五四運動所開啟的中國現代化/西化潮流，甚至還隱約窺見一點禁忌的社會主義左翼思潮。我還記得我們幾個還理著光頭的高中生，在課堂之餘相濡以沫，討論著我們要從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讀起，要讀遍所有中外經典，然而當晚臨睡前卻又要惴惴於明天的模擬考試。
對大部分戰後台灣子弟言，六十年代是個大啟蒙的年代，你從那些蜂擁而來的刊物圖書以及新結交的也是「文藝青年」的朋友們，接觸到不大可能從家族長輩傳遞下來的新知。而作為一個成長於台南的所謂「府城子弟」，這裡卻又有個弔詭，就是說你雖然學到了無數的新知，卻不容易與你周遭的父兄長輩分享與溝通。從知識與歷史的傳承上來說，這裡有個斷層，有條裂縫，我雖然有如一朝醒來眼界大開，知道了外面世界的繽紛繁華，但對於我自身之所從出，我族人的來歷與遭遇，我周圍成長環境的形成與變遷，不僅在知識上零零碎碎，也沒能從父執輩中得知。如今回想更甚的，他們恐怕對自身的知識也不甚了了，而不只是因為世代特質的沈默寡言。這是牽涉到上百年來兩、三個世代間的斷層，在他們的知識系統裡欠缺了自我認識這個關鍵環節，而這個殘缺與斷裂從日據時代之初，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對我父母親這一輩人從上而下施行現代化教育之時就形成了。
我曾在多處談到，我父親那代人是「失語的一代」。他們是台灣人接受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這是他們可以自覺「優越」於我祖父那輩人的緣由。然而這卻也是他們精神失落的主因，因為他們就此開始以日語作為媒介去掌握排山倒海而來的現代化事物，卻失去了母語的書寫與論述能力。而失去母語的這個能力其實就是失去了台灣閩南語這個發展了將近二千年的漢語的傳承，於是我父親這輩人也就跟著失去由這個母語所承載的幾千年的歷史，不僅如此，他們也跟著失去了記錄書寫自身事物的能力，失去了運用母語來自我認識的能力。他們新學得的日語基本上不是用來記錄自身與認識自我的，而是用來在現代化的階梯上向上攀登，用來向外、向上追求的，而這個「上」即是當時豎起現代標竿並統治他們的日本，以及後來的美國。
無怪乎在那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中，留下來對於本土自身記錄的幾乎就只有日語文本，而基本上也是由日本人來寫，除了連橫的台灣通史與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等少數例外。這些留下來的日文文本，至今仍被我們這世代奉為對那個時代自我理解的知識圭臬，譬如伊能嘉矩的台灣民情踏查、鹿野忠雄的台灣博物學紀錄、矢內原忠雄對帝國主義下台灣經濟的考察等等。甚至對台灣當年的抗日、文化、與社會運動也得依賴總督府遺留下來的日文官方紀錄。
光復之後，這群失語的世代仍舊無能書寫論述，他們甚至難以將自身的經歷口耳相傳，遑論對自身環境的認識了。而學校教育因為背負著灌輸反共信念的政治任務，也無能於彌補這種缺乏自我認識的知識體系上的缺失。我遂在這麼一種環境下成長，在課堂外我認識到多少個西方大哲，捧讀過多少本西方文史哲名著，重溫過多少五四風華，覺得外頭的、上面的世界是多麼的精彩浩瀚，但心中還是有著那麼一個自我認識上的缺憾。
這時台南一中的一位地理老師黃鐘熊曾經讓我感動過，當他教到有一種海岸地形，由於地層逐漸上升與長期風吹沙土而形成波浪狀時，隨口就說台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解釋說台南市從海岸到內陸，從西向東就是一個接著一個上坡下坡的波浪狀地形，一直延伸到靠山的玉井鄉。他的這麼一個舉例讓我驚覺，我就是天天騎著腳踏車從接近運河海平面的低處，由西往東奮力爬坡從中正路繞過圓環轉入青年路，然後過了博愛路後就一路舒服地滑下坡，而在接近勝利路時又得開始奮力踩踏上坡了。那一堂課讓我驚覺到學校傳授的知識竟然可以跟我每天的生活有很親密的關係，而不只是我們要背誦來應付考試的東西。
然而這樣的一堂課在那時畢竟只是鳳毛麟角，對大部分青年學生而言也不會有太大的吸引力。畢竟大家關切的除了大專聯考這一生命大關之外，就只能是那些東西方聖哲大師們帶來的各種恢弘高遠的「美麗新世界」，那才是讓所有文藝青少年目眩神搖的新世界，即使只是生吞活剝也足以耗盡他整天的精力了。黃老師那一堂課的啟發與感動只能暫時藏在記憶深處，沒能與六十年代的「啟蒙」追求掛上鉤。
我於是帶著這樣的一個欠缺，在1969年秋天來到台北上大學。而台北比起台南更是一個向上看、往外看，憧憬著「美麗新世界」的城市。我開始結交台北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卻牽扯進保釣運動去關注到一個從未聽聞的宜蘭小島，還跟著校園裡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頭頭搖旗吶喊，又為了「民族主義」的是非糾眾與人在學生報刊上吵了一架。最後觸動到國家機器的敏感神經，引發台大哲學系事件，周遭幾位師長同學被當局逮捕審訊，哲學系也遭到當局的嚴厲整肅。如此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鬧鬧嚷嚷了兩三年，好似為了六十年代的那個「美麗新世界」進行了一場義無反顧的一搏。
這整個過程確實是一群青年學生在思想上受到六十年代所澆灌出的種種美麗憧憬所吸引之後，轉而進行的一次行動的實驗，然而其中卻又充滿著向下的、內省的、關照自身的契機與線索。保釣運動雖是一場反帝的民族主義運動，但是做為宜蘭縣屬島的釣魚台卻又把大家拉回台灣漁民的生活層面；對於西方標竿的「民主自由」的追求，也落實到具體的學生自治與審稿制度問題。在這個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上下拉扯中，我遂又與屬於自身的知識有了幾次碰撞。在保釣運動前後那段從鬱悶到亢奮，再回到沈寂的時光中，有兩個朋友在關於台灣歷史的知識上給了我不小的啟蒙。
首先是在1970年加入錢永祥的《大學論壇》社，而經常和他混跡於新生南路的全成冰果室那段保釣前的日子。有次談到台灣過去種種，他突然講起了蔣渭水。而在看到我一臉困惑不知其為何人時，就調侃我說「你這個台灣人竟然不知蔣渭水何許人！」我依稀記得曾經看過這個名字，但沒太注意。如今蔣渭水這三個字經由這個外省學長口中說出，卻是如雷貫耳。從他那裡我第一次認識到台灣人在日據時期的抗日啟蒙運動的意義，雖說他在這方面的知識還是有限，但對我足以是個當頭棒喝了。
接著的兩年，我們都馬不停蹄扯進了從保釣開始的台大學生運動，直到哲學系事件發生後才得以喘息。在這擾攘的兩年中，我和哲學系學長王曉波逐漸熟稔，他從1970年帶頭介入釣魚台問題，直到1973年春天與錢永祥諸人一起進了警備總部，也是一路往前衝鋒。而在那國家機器橫刀阻斷我們追求美麗新世界之路後，我與他都搬離台大地區，又恰巧都搬到新店，住得很近。於是在那落寞沈寂之時，我沒事就來到他家，他就拿出老米酒，斟滿兩個碗公，一人一碗灌到愁腸滿肚後，就天南地北聊了起來。有一次他竟就手臂一伸遙指遠處的新店山區，說道1950年代初那邊還有人在升紅旗打游擊戰呢！接著就向我談起從日據時期到國府遷台後的這一段期間，台灣左翼分子反帝抗日的種種活動。讓我感覺到保釣運動也是繼承這條線索而來，而這是除了五四之外，我們能夠找到的本土反抗資源。
其實在保釣運動期間，我就不時聽王曉波說起過去台灣有志之士他們活動的點點滴滴，我從他那裡獲得不少關於台灣過去的歷史知識，尤其是那批左翼抗日分子。曉波的專業是哲學而非台灣史，那時不知他的身世，也不明白他是如何去知道這些事情，而那時也幾乎沒有台灣史這個項目，然而卻是他極為關心的領域，也將這份關心傳染給我，我想我們都同樣受到想要理解自身社會如何走到當下的動力所驅策。於是他在被整肅離開哲學系之後，竟就研究起台灣史來了，而在一九七○年代成為探索這領域的先驅。
當然在一九七○年代之初，台灣戰後新生代已經開始想要去認識台灣在地的歷史，以及自己父祖輩的生命軌跡，譬如吾友林載爵在東海大學附近「挖掘」出楊逵，讓他和他的事蹟重新為台灣社會所知。同時在哲學系事件爆發時，葉榮鐘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也適時出版，稍解我那時對自身知識的飢渴，尤其是當向上、向外的追求已暫不可為。但是錢永祥和王曉波這兩位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都是戰後新生代的外省青年。對我這麼一個台南府城子弟而言，這些關於我父親輩的故事竟然是由兩位外省同學來啟發開導，而非來自台南的鄉親長輩。我只能說，對自身社會歷史的理解動力確實與用政治族群來劃分的範疇譬如省籍無關，而是來自於是否有著自我認識的誠心。缺乏這份誠心，即使頂著台灣人身份，還是難免會陷於偏見與扭曲。這兩位具有自我認識之誠心的學長，作為成長於戰後台灣的所謂「外省人」，並不稍減他們去認識自身成長社會的動力，而「台灣史」也只是其中之一。
那兩年的運動表面看似旨在對外的反帝抗爭與向上的對美麗高遠的理想世界的追求，但實質上也啟動了向內的對自身歷史的自我認識，與向下的對底層社會的關懷。可以說保釣運動提供了台灣戰後新生代，不分省籍，在吸吮了六十年代的思想精粹後開始反身進行自我認識的契機，這是它一向為人忽視卻很重要的一面。王曉波和錢永祥這兩位當時保釣的領頭者，同時又是我台灣史認識的啟發者，即是極其鮮活的例子。
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我們這些牽涉到的師生都各尋出路。曉波雖曾投入台灣史研究的開創，後來還是回到哲學專業。然而我們這些人雖遭到挫敗，社會卻邁步向前，以本省籍政治人物為主的《台灣政論》在1975年出刊並展開黨外民主運動，左翼的《夏潮》雜誌在1976年接續出刊，並投下大量篇幅探討台民抗日史。接下二、三十年台灣史的研究遂跟著台灣意識的發展而水漲船高，吸引了大批有使命感的青年學子，到了世紀之交政權輪替之際已是台灣學圈裡的顯學。然而弔詭的是，當我們終於可以為這個台灣自身的歷史研究的開展而慶幸時，這門學問卻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尤其從日據時期開始這一段。我們看到不少研究只是為了用來支持其政治立場，淪為政治先於史實的學術，變成一種自我欺瞞而非自我認識了。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老朋友，當年在「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時為解救落難同志而引刀明志的郭譽孚，不忍青史如此沈淪，痛心台灣人的自我認識如此扭曲，後來竟拋棄安穩的中學教職而全心投入日本據台後的台灣史研究。譽孚在這二十年的研究中極力讓自己免於黨派立場之爭，而強調台灣人民的主體位置，從他在1998年出版的《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這一書名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以此自勉。
他那本書的第一篇是研究日本據台時期的鴉片政策，那時已有不少研究者急於告訴我們，開明的日本殖民統治如何根絕了台灣人抽鴉片的陋習，但是他卻引用分析日本總督府資料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原來日本總督府的禁鴉片政策主要是為了國際觀瞻，實際上卻一拖三、四十年，直到二次大戰時為了應付傷兵止痛的龐大需求，才不再販賣鴉片給台灣人。不只如此，為了讓台民繼續抽鴉片，更以迷信落伍為由，扼殺了傳統中醫的命脈，並肅清了台灣社會自發的、而且很成功的民間戒毒組織「降筆會」，甚至開明的伊能嘉矩當時也加入鎮壓這個自主的民間組織的行列。類似這些民間自發的精神卻在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大潮下被埋沒，一直讓本書作者感到萬分沈痛，也因而發心尋找更多的具有真正台灣人民主體性的歷史。
對於吳濁流的研究也可看出作者的用心。譽孚不辭其煩的比較了數種原是日文寫成的《亞細亞的孤兒》中文翻譯版本，發現吳濁流賦予書中主角的主動抗爭精神，在這些版本中竟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剩下悲情的被迫害情節，讓我們認識到失去抗爭精神的嚴重性。由於譽孚一直如此強調人民在歷史上的主動性，就不會陷入一般台灣人很普遍的那種被動的受害者的妒恨情結，就是說他要談的不是台灣人的「悲情」歷史，而是台灣人民如何主動的在創造歷史，也因此讀者經常會為台灣先民的奮鬥而深受鼓舞。
郭譽孚作為一個民間學者也自有其不同於講究行規的學術界之處。歷史學界基於對「客觀」的要求，在處理歷史人物與材料時往往只能在事件上進行因果串連，然而譽孚則會在處理這些外在關係之後，進一步深入到歷史人物的人性層次來探討。當然這會牽涉到一些人性的推論與揣測，可能有誤差，但我們知道一個歷史事件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理解是不夠全面的，只能是事件的串連，而非人的歷史。譽孚的特點是他在一貫的人性探討上總是抱著「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的胸懷，因此讀起他的研究成果總是讓人在月旦歷史人物與事件時抱著同理心的態度。
也就因為譽孚的這麼一種不同於學院史學者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就會去碰觸到人在歷史潮流中的艱難處境，譬如來自不同背景的對立雙方在具體情境中細微的互動關係。對譽孚而言，歷史絕非只是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也絕非善惡分明的歷史人物的悲劇性碰撞，他總是要尋出一個在個人心理層次的道理來，譬如他曾對我提及他對光復初期林獻堂與蔣介石間互動的探討。雖然這樣有時候會讓人覺得過於糾纏，但也正因如此，譽孚試圖為「人的歷史」提供整體觀，讓讀者進入一個有血有肉的世界，去理解到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人性的光明幽微及其多重可能變化。也只有在這樣與歷史人物同理心的條件下，很多看似無解的歷史難題才能重新找到和解之道。這又是他奮力研究二二八的動力所在，也因此挖掘出不少諸多史家和論者所沒能看到的人性細微之處。
總的說，古道熱腸的郭譽孚是保釣運動所開啟的朝向自我認識的內省那一面的繼承與發揚者，四十年後他仍不忘初衷，全心投入。譽孚來自上海的五四書香之家，祖父郭虞裳是梁啟超的景仰者、徐志摩的好友、胡適在中國公學時睡上下鋪的同學，也是中國民社黨的發起人之一。他家先世則來自福建泉州，其先祖輩也曾有族人落戶台灣與南洋，可說是海洋中國家族。成長於台灣的譽孚則如此苦心孤詣的發掘台灣歷史，尋找人民在其中真正的主體性，一直給我很大的啟發，可以說是在自我認識上給我重大影響的第三位外省朋友。
如今海峽兩岸的分斷狀態，從較近的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而言，已經過了一個甲子，從較遠的1895年乙未割台來說也接近兩個甲子了。這連續兩次的兩岸人民歷史大分斷即是台灣人自我認識的扭曲，以及對中國大陸的偏見的歷史起點。這兩次分斷都是在外力的操縱下造成的，如今這些外力還繼續在操弄這個歷史傷痕，而如何縫合這個傷痕，正是解決兩岸分斷狀態的最大難題。這除了外在客觀因素的改變外，最終還是要靠兩岸人民自主、積極而善意的互動，尋求互相的理解與和解，這其實是兩岸最終能夠走向統一最艱鉅卻是極必要的工程。而這也必得從對自己父兄先祖正確的自我認識上開始，台灣人（以及大陸中國人）只有在毫無愧色的重新認識自己的父兄歷史之後，才能以同理心去理解對岸這百年來的滄桑，才能夠不亢不卑的面對中國大陸（以及面對台灣），才能在兩岸間重新尋回一個共同享有的歷史主體。就是說真誠的自我認識與善意的相互理解乃是兩岸人民尋回這個共同歷史主體的前提。
郭譽孚姍姍來遲編成的這第二本大作正是在這方面下了極大工夫的成果，除了有助於台灣人的自我認識外，也有助於兩岸人民以互相的同理心來超克這個百年分斷所帶來的惡果、難題與困境，來重建一個相互的、共同的歷史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