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所有的作品都緊緊扣住台灣的現實與歷史，他所念茲在茲的是兩岸長期分斷所造成的悲劇、扭曲、衝突等各種民族內傷，以及如何復合與療癒之道。無論是文學理論還是社會科學的術語如何套在他身上，這才是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志業所在，也由此發之為文，踐之以行，啟發了多少人的生命方向。
◎本文發表於《印刻文學生活誌》162期，「陳映真專輯」，2017年2月。
一、
2016年6月高雄有一位洪女士數次當街斥罵退伍外省老兵，要他們「滾回中國」，並當場錄影放到網上而引發爭論。這件事除了顯示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後，其狂熱群眾陷入一路追殺國民黨的亢奮狀態外，還折射出多個層次的意涵。
外省退伍老兵所以被挑出來作為攻擊對象，除了因為他們已是耄耋之年而較無反擊能力外，還反映了多年來形塑出來的各種刻板印象。首先，他們曾是光復當初「軍容不整、背著大鍋雨傘、從軍艦走下來」的破敗國軍；再則他們是台灣民間傳說的拿個水龍頭往牆上一插，以為水就會汩汩流出的落後中國人；接著他們又被連上二二八事件時鎮壓台人的「中國兵仔」；如今他們則被罵成是啃蝕台灣民脂民膏的「外來政權」軍公教退休福利政策的受益者。可以說台灣這幾十年來分離勢力對國民黨與中國的指控、嘲弄或污名化的所有罪愆，最後都落到他們身上，成了歸罪情結的聚焦點。
然而他們大半來自中國大陸的貧困農村，當時被拉壯丁或者陰錯陽差而加入國府軍隊，在動亂的年代身不由己來到台灣，而陷入各種不堪的處境，幹過一些不堪的事情，又被戴上各種不堪的帽子。雖然偶爾會有表揚他們好人好事的新聞，卻難以抵銷上述的刻板印象與歸罪。因此如何看待他們正是關鍵所在。
我成長在福佬人社區，對於他們被指控的行徑與所承受的污名，從小耳聞。這個因為兩岸分斷產生的民族內傷一直是心裡的一塊懸著的大石頭，直到高中時讀到陳映真在1964年發表的小說〈將軍族〉。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台灣雛妓和一個外省退伍老兵的故事，讓我受到極大的震動。而讓少年的我感動的不只是因為他寫的是一對底層貧困男女的感情故事，更是因為那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在援救一名台灣雛妓的故事。這是我讀到的第一篇有關外省老兵的小說，就正正打到心裡懸著的那塊大石頭，讓我感到極大的震動，其力量不下於初讀魯迅。
在那之前，我和幾位朋友已經讀過陳映真出道時那篇有名的〈我的弟弟康雄〉，當然不免被同是青少年的康雄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拉扯所感染。但真正的震動則來自〈將軍族〉，善感的青年陳映真在他成長的一九五○年代，就已深深感受到因為民族分斷而產生的內部矛盾與族群問題，及其帶來的巨大傷痛，並自覺地承擔了救贖的使命。他的見識遠非我們這些毛頭小子所能及，而他選擇用天賦之筆的小說形式，描繪了這場民族內部的救贖與和解。我那時雖然並不完全明白他所要傳達的深遠意義，卻為之震動不已，而後來隨著對他的視野與立場的逐漸理解，那塊石頭就有了安置之處了。陳映真是第一個用文學的方式自覺地去承擔這個民族內傷的撫平任務的，從那時起他就一肩挑起這個沈重使命，直到病倒。
二、
陳映真充滿強烈現實感的小說，從〈麵攤〉到〈將軍族〉，再到〈六月裡的玫瑰花〉，對當年他所謂市鎮小知識份子的我們這種人，有著無以倫比的感染力。然而就在我們高中時期為他的小說感動不已時，他卻因為進一步要去實踐，而在1968年就身陷囹圄了。我們幾個被陳映真小說感動的高中朋友，不只讀他的小說，也讀他的評論；上了大學又因緣際會聚集到台大的大學論壇社。那時我們這些仰慕者已經無緣去拜見獄中的陳映真，但他所提供的視野，超越了一九六○年代當時台灣當道的自由主義與全盤西化思潮的侷限，而成了我們行動方向的指引。大學論壇社是1971年台大保釣與校園民主運動的發動社團之一，當年我們的動力背後正是有著陳映真的身影與鞭策。
青年陳映真在他的作品裡雖然完全不曾明言，但對處於當時冷戰對立情境的台灣青年而言，卻隱隱呈現出一種全新的視野，這是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的視野，也進而是一個新的世界視野，正是這個視野影響著大學時代的我們，而點起保釣運動的火苗正是在這個視野下的第一次行動。1971年的保釣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中美和解，開啟了台灣戰後新生代第一次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的契機。兩岸的問題不再是國民黨說的漢賊不兩立，也不再是西方自由派說的自由與奴役的對立；當時戰火正熾的越南戰爭也不再是自由世界對抗共產赤化的聖戰，而是第三世界追求獨立自主的奮鬥。這個新視野雖不曾在陳映真入獄前的小說與評論上公然說出，但對有心讀者而言心裡確是明白的，就像他在1967年發表的〈六月裡的玫瑰花〉，那個來台度假的黑人越戰美軍與來自農村的台北吧女的戀愛故事所隱約透露的。
然而台大校園的這個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的契機，卻夭折於一場論戰所引發的台大哲學系事件。1971年春天的保釣運動開啟了台大學生爭取校園民主與社會參與的盛況，到了1972年底卻出現了一場「民族主義座談會」，兩位參與保釣與校園民主運動的哲學系老師受到一些學生的批判，並引發一場「民族主義」論戰。我們這些保釣學生隨之捲入，並被扣上紅帽子。校園原先的嘉年華氣氛為之一變，肅殺之氣頓然降臨。接著1973年初情治單位下手偵訊了保釣派師生，開始了歷時兩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
這是一場站在第三世界獨立自主立場的中國論述，與親美反共意識形態的爭論。我們在論戰當中曾經將陳映真討論黑澤明電影《紅鬍子》的評論〈最牢固的磐石〉，以〈理想主義的磐石〉為題，摘要匿名刊出，對手清楚認出此文來歷，也對他不點名進行攻擊。可以說陳映真雖然人在牢裡，但藉由我們也參與了這場論戰。作為這場論戰直接後果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就其命名與株連而言是在清除殷海光在台大的餘黨，然而就更大的視野而言，更是在撲滅由陳映真開啟的第一次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的火苗。就是說，從保釣運動到重新認識中國，再到民族主義論戰，陳映真雖遠在台灣東部的大牢裡，但也無時無刻不在他會牽掛的這些運動與事件中。
三、
陳映真在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裡，聚焦在世紀之交政局變動中的兩個歷史性的悲劇小人物，他們的生命歷程與交集，一是國民黨的退休情治人員馬正濤，一是台灣人日本兵林標。台灣的日本因素尤其是皇民化運動，最後具現在台灣人日本兵身上，這個運動宣稱讓台灣人終於可以不再是二等國民，而能成為「真正的」天皇子民，並可加入皇軍為天皇與日本帝國奉獻生命。在戰爭已過五十年的新世紀之交，這些人還會穿上日本帝國的舊軍裝來宣示他們的皇軍身分。退休情治人員則比一般外省老兵承載更多對國民黨的指控、嘲弄與污名，而且馬正濤特別又是出身於帶著強烈日本因素的滿州國。
兩岸分斷深度涉及中日兩國的糾葛，這一直是生於日據時期的陳映真自覺承擔而亟思破解的大迷障，因此在他苦心孤詣為分斷尋找化解之道時，也真誠面對了中日兩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相互糾結。他的〈忠孝公園〉在世紀之交的政局變動中，再次以其全中國的格局直接面對百年來的台灣與大陸，以及中國與日本，在國家、家族，及個人層次所形成的歷史難題。對於這個巨大的難題，陳映真這一次似乎沒有寫出救贖的願景，但仍然以其一向哀衿勿喜的胸懷去處理一生的對手，國民黨與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在台灣基層的兩個象徵性人物。
可以說陳映真所有的作品都緊緊扣住台灣的現實與歷史，但也從第一篇開始就站在一個中國的大視野，而這個大視野又是離不開受壓迫人群、受壓迫民族的第三世界立場的中國視野。在這樣的胸懷下，他所念茲在茲的是兩岸長期分斷所造成的悲劇、扭曲、衝突等各種民族內傷，以及如何復合與療癒之道。無論是文學理論還是社會科學的術語如何套在他身上，這才是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志業所在，也由此發之為文，踐之以行，啟發了多少人的生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