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
有關當代韓國與台灣的各種比較中，一直有這麼一個困惑許多人的問題：同樣受過日本帝國的殖民，相對於韓國人的「反日」，為什麼台灣人顯得那麼「親日」？這個問題同樣可以用來對香港人發問：為何香港人不「反英」？
◎本文刊登於《思想》第28期（台北，2015年5月）。
有關當代韓國與台灣的各種比較中，一直有這麼一個困惑許多人的問題：同樣受過日本帝國的殖民，相對於韓國人的「反日」，為什麼台灣人顯得那麼「親日」？這個問題同樣可以用來對香港人發問：為何香港人不「反英」？本文擬將韓台港三地被不同現代帝國殖民的不同影響分成兩組，分別進行考察與比較，或許有助於近年來台港與中國大陸兩岸三地關係的理解。再則，筆者雖然並非韓國與香港問題專家，對這兩地歷史的掌握或許不夠精確，但大體上應該符合一般情況，只希望拋磚引玉能對近年來浮上檯面的「後殖民」議題的重新認識有所幫助。
台韓兩地「親日/反日」態度歧異的可能因素
親日/反日這套詞彙是否能精確地描述台韓兩地的真實感情？一般而言，親日/反日這套對立詞彙主要是用在對日本的國家政策的態度上，而我們除了這套涉及國家層次的對立語詞外，還有哈日與知日這兩個用語。知日一詞是在中日折衝的歷史上企圖擺脫親日/反日這二元對立的另一種政治立場，而出現過「知日派」這麼一批政治人物；哈日這個一、二十年來的新名詞指涉的則是較不帶政治性地對日本技術與文化產品的喜好，哈日族是包括筆者在內的一種現代流行稱呼。因此台灣與韓國對日本態度的現實情況確實比親日/反日的二元對立複雜許多，但在感覺層次上這兩個地方確實存在差異，底下我試著從一般的歷史知識來解釋這個差異。
首先，韓國當時整個國家被占領，而台灣則是做為中國的一個省分被占領，這在兩地人民間就產生了不同的心理與社會效應。韓國人是整個民族被鎮壓，也在整個民族的範圍起來反抗，繼而啟動了韓國的現代民族運動浪潮；而台灣人除了反抗之外，也同時帶著被母國遺棄的悲情「孤兒」心理。
韓國人整個民族被欺凌，他們無路可逃，只能在整個民族的範圍一體地起來反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時，台灣人除了反抗之外卻有路可逃，就是逃回中國大陸。這是當時的情況，不只發生在社會菁英的仕紳階層如板橋林家，也發生在很多庶民家族，如筆者的外公曾經隨部分族人回泉州老家，其中不少是抱著避難的心理，當大勢底定後又回到台灣來。當時日本也曾想過將台灣漢人趕到大陸，當然行不通，但確實就有一批不甘接受日本統治的社會菁英回到大陸去了。這種有路可逃的情況當然就削弱了反抗的力量，而不像韓國人民在無路可逃的處境下，以其全國之力反抗而招來更嚴厲的鎮壓，也因此而造成更強烈的反抗心理。
接著，日本帝國在韓國與台灣同時進行殖民式現代化改造，培育出一批現代化知識菁英成為新興中間階層。這批新型知識菁英有部分就走上了反抗之路，而在日本帝國的嚴厲鎮壓下，這批抗日志士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不管是韓國還是台灣，在地緣上都有一個緩衝區，就是中國大陸。例如二戰時，韓國左派的金日成在中國東北建立了游擊基地，右派的金九則投奔重慶。雖然如此，他們的主戰場都是在朝鮮半島，在中國大陸只是客卿身分。台灣就不一樣了，在日本的嚴厲鎮壓下，很多抗日志士投奔中國大陸，而且不是客卿身分。其中左派加入共產黨，並有參加長征的如蔡孝乾；右派則加入國民黨，並為其建立了台灣省黨部如翁俊明。台灣人不管左派右派都一起加入了大陸的抗戰活動，他們一致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台灣光復的唯一途徑，台灣並不是他們的主戰場。換言之，台灣原來的抗日志士在日本殖民政府嚴厲鎮壓之後，或者噤聲，或者被關在監獄裡，不然就是投奔祖國參加抗戰。如此在台灣還能發聲的，當然就主要是那批接受殖民式現代化教育的新興中間階層的新社會菁英了，這一批人對後來台灣的社會心理影響很大。韓國的情況很不一樣，韓國抗日志士不管在國內還是中國大陸，朝鮮半島一直就是主戰場，一直就是他們在行動上與思想上造成影響的場域。
於是在日本投降之後，發生在兩個地方的情況也就有所不同。韓國是以整個國家恢復了國格，台灣則是由中國來光復失土，回歸祖國。朝鮮半島由抗日志士恢復了國格，接著在左右鬥爭與朝鮮戰爭之後造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韓國就只有左右之分，而無統獨之別。台灣則有著很不同的過程，它是由祖國來光復與接收的，雖然投奔祖國的台灣抗日志士也因此回到台灣一展鴻圖，右翼的跟著國民政府回來，左翼的則在接著而來的國共鬥爭中，以中共地下黨的身分回台活動，但都稱不上接收的主力。來台接收的主力是國府內部互相角逐的各種勢力，有行政長官陳儀的系統，有國民黨部CC派的系統，有資委會的技術菁英，以及各個情治系統，此外還有美國因素這個暗流。
但重點在於，台灣社會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改造之後，一般人對現代化的想像與中國大陸有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不僅是步調上的差距，例如自來水與識字的普及率，而且是來自現代化路徑的不同所造成的心態上的差異。比如說，中國大陸在面對甲午戰爭後日本帝國逐步進逼的壓力下，經過辛亥、五四、北伐、抗戰，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試圖找出民族復興的一條現代化方案，雖然頭破血流、千瘡百孔，但確是自主的。然而台灣在乙未割讓之後五十年來的現代化，卻主要是日本殖民政府由上而下強制施行的方案，由此培養出來的一批新興的現代化知識菁英，除了抗日志士外，對中國大陸的艱辛過程並不熟悉，而卻有著不能當家作主的悲情心理。如果說「現代化」這個東西是現代人「認同」的基本元素的話，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台灣一般知識菁英，與經過辛亥、五四與抗戰的中國大陸一般知識菁英，在現代認同上就有了基本的歧異，雙方缺乏互相的理解。這個歧異無關左右之分，而是民族內部的。這是「二二八事變」之所以發生的一個基本心理狀態，台灣人並由此而有了「日本」與「中國」的比較。而韓國社會在戰後並沒有這種內部落差的情境。
最後，在1947年二二八事變發生二年後國府即全面撤退到台灣，形成一個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兩岸對立格局，直到198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才啟動和解的過程。韓國則在戰後很快進入南北分治之局，朝鮮戰爭更是加強了這一對立。兩國戰後的局面看似相同，卻有個微妙的差異。兩韓不管其左右分歧，在繼承抗日民族意識上是一致的。而國府退守的台灣卻由於有前述兩岸現代化不同路徑與性質的因素，而有了與大陸一貫相承的抗日民族意識的歧異。這個歧異本來可以靠國府在台灣重建的民族精神教育來彌補，比如台灣戰後新生代從小學習的中華民族教育，但是國府的民族精神教育是有缺陷的，除了不接地氣與反共八股之外，它本身並沒有能力去認識到被殖民過後的社會有所謂的後殖民問題，二二八事變就是其第一個苦果，1950年代的左翼肅清更是惡化了這個問題。在一個被現代帝國殖民過的社會，有理論與反思能力來承擔起解決後殖民問題這項任務的，較可能是具有反帝意識的泛左翼人士，他們較不會像一些頭腦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只會以「受了日本人奴化教育」的說詞來批評劫後餘生的台灣人民。然而左翼人士在1950年代的肅清卻斷絕了他們實行這項任務的機會，於是再一次的苦果是，當國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在1980年代民主化過程中全面崩潰後，就只有懷日的台獨思想當道了。相對而言，韓國社會雖然也有嚴厲的反共政策，對現代化問題較有反思能力的左翼人士並未滅絕，而且一直是韓國社會的一個政治力量。
從比較長遠的歷史因素來看，韓國不僅是整個國家被侵占，他們還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國家，這個長久的歷史傳承所形成的自尊之心是很自然的，反抗的厚度也是很實在的。相對而言，台灣的漢人社會歷史較淺，而且在西方勢力大舉來到東亞之前，面對中國內地在政治上、地理上與文化上都相對邊緣。這個文化的邊緣性在脫離母體之後，在對外力的反抗上或許就比較力有未逮？進一步去想，或許由於中國規模之大與複雜，在形成具現代形式的一致的集體力量與思想方面，相較於規模較小的韓國，本來就比較困難，而有民國初年革命運動者對「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悲嘆。如今大家多認識到，中國的現代民族意識是在奮鬥了數十年之後，到抗日戰爭時才達到高峰的，而台灣社會卻沒有參加到這個歷史過程。或許這個發展的落差與不一致性，本就是這個龐大的中國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變的正常現象？
此外，在二次戰後的內戰與冷戰因素下，朝鮮半島分裂成比較對等的兩個政權，而海峽兩岸在規模上卻是極為不對等的，結果台灣的親日/抗日問題也糾結了兩岸不對等這一因素。從筆者家族的經驗來看，族中長輩雖然深受日本教育的影響，但並未如今天一些新世代所想像的那樣懷念日據時期的生活。其實他們當時身為次等國民，心理上是極為失落無奈的。而他們在光復後隨著台灣的時代進步與經濟發展，對未來則充滿著憧憬。他們既是日據時期以來台灣的第一代「現代人」，也是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代得利者，雖然對國府的統治迭有怨言，但不可能真心懷念日據時期受辱的日子。可以說如今的「懷念日本殖民」現象，更多呈現出解嚴後新世代為了打擊國府及其所代表的「中國」的複雜情結。相較而言，韓國並未有這般複雜的三角關係。
從上面中韓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割讓與回歸所產生的後殖民問題，在全世界範圍是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它是一個有著傳統文明的古老國度的一個較為邊緣的地區，在被割讓給一個現代化強權之後，與其文化母體走上不同的現代化之路；而在帶著強烈現代性因素的當代身分認同的分歧下，它不僅在戰後的回歸過程中與其文化母體產生了不適應症，之後又因為長期的冷戰格局與左右意識形態的影響，更是無能解決被殖民所產生的種種後遺症。這些後遺症不僅構成了二二八事變的背景因素，至今還是兩岸和解的大障礙。相對而言，朝鮮半島的長期正式分裂則發生在朝鮮戰爭之後，是對於現代化之路的左右之爭，較無關被日本帝國殖民的問題。
以上是以不同的歷史境遇與現代化過程，來理解韓國與台灣對前殖民者日本態度上的可能差異。由此看來，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邊緣地區，被現代帝國殖民之後確實產生了較為特殊的複雜性，看似台灣的特殊問題，然而若回顧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的種種問題，尤其是這兩年來的「占中」衝突，可以看出香港與台灣有著極為相似的症狀。或許台灣的問題並不是個別問題，而是中國的共同問題。
香港與台灣被殖民經驗的異同
今天對於香港占中問題有各種分析，包括所謂顏色革命的說法，在這裡要進行的則是從後殖民的這個面向來看。具體說，就是拿台灣光復之後的二二八事變的背景，來與香港今天的情境做比較，就是說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問題比較接近1945年台灣光復後的情境。從這個面向來探討，或許更有助於對香港問題的理解，進而對中國各地現代化過程的差距與多樣性問題的理解。
香港與台灣這兩地區都是中國在近代殖民帝國強大的武力侵略下，以中國的一小部分被長期割讓的，香港被割讓一百五十多年，台灣被割讓五十年。兩個地區都在割讓期間被殖民帝國現代化了，又在新中國復興過程中的不同時間點回歸母國，然而兩者的經歷卻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人口與土地方面，台灣夠大到成為日本經濟榨取的殖民地，由米糖輸日可見；而香港卻較小，只能是大英帝國經營東亞的貿易站與前進基地。此外還有下列重要方面：
一、英日兩殖民宗主國的不同現代化路徑
香港與台灣被不同地位、階段與性質的帝國所殖民，一個是西方甚至全球現代化先驅的大英帝國，一個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日本帝國。因此兩地人民經由英日兩國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學習到了不同的「帝國之眼」（陳光興語），用不同的現代視角來看世界。
日本在台灣實行現代化是由上而下強力推行的，不僅上層菁英必須屈從，下層庶民也不放過，企圖在整個社會進行現代化。英國在香港則重在培養幫它治理的中上層管理菁英，庶民只要順從，大半放任其自求多福。日本帝國的這種強勢作為有個特殊的心理因素，就是它作為後起的現代帝國，學習西方先進帝國，它不甘認輸，要做「帝國主義世界的模範生」。相較於英國這個老大帝國又是現代化的祖師爺，日本卻是一開始也曾經被強迫開放口岸，並簽下不平等條約。而它經由明治維新進行自身體制的變革，跟上了西方現代化的腳步，並以西方帝國主義為學習標竿，終至將自己打造成另一個殖民帝國。
由此來看，日本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確實有其自主性，然而從它後來的帝國作為卻也可看出，它在這過程中也在進行某種心理與精神上的「自我殖民」，由此而產生了對自己過去「落後」狀態的羞恥感與自卑感，與追求模範生心態互為表裡。這種羞恥感與自卑感在它要對其鄰近的亞洲地區進行侵略與殖民時，特別不能忍受這些殖民地社會的「落後」狀態，而要對其實施全面的現代化改造。相較而言，老大帝國的英國沒有這種心理糾結，它在香港只是在統治一群「落後」子民，一切以維持其統治與帝國全球策略為考量。
比如1895年乙未之變後沒多久，日本人就廣設「公學校」（台灣人就讀的現代小學），全面實行日語教育，1920年代開始設立台灣人就讀的中學校，造就從小開始接受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第一代台灣知識菁英。英國人就像在其他殖民地那樣，在香港除了培養上層管理菁英外，並沒如此強勢地在中下階層施行殖民現代化教育。
二、漢語的傳承問題
台灣與香港都是漢語的方言地區，在漢語的發展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日英兩帝國不同的殖民教育政策。
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時，台灣的居民主要由閩南和客家這兩個漢語族群，加上少數但多樣的南島語族構成；當日本在1945年退出台灣時，還是由這兩個語族構成主要部分。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給英國時，香港島與新界人口稀少，而且還是以講客家話、圍頭話等為主的方言語族，後來因歷史與地理上的因緣聚會，香港吸收了中國大陸各地移民，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粵語族群，才構成今天的人口狀態。
甲午戰爭之前，台灣的閩南和客家語族各以其方言作為日常生活、讀書識字、引經據典及高談闊論的語言，就是說閩南語和客家話不僅各自作為日常生活語言，還是各自的知識菁英用來論述的語言，當然他們與其他漢人社會一樣，都使用共同的書寫語文──文言文。換言之，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前，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各自成套的完整漢語系統。然而日本占領台灣不久就開始以日語實施現代化教育，接受這套教育的新生代台灣人也開始喪失閩南（或客家）母語的論述與書寫能力。這一代人不再接受傳統漢文學堂教育──這種學堂也因公學校的設立而消失殆盡，轉而在新式學校裡全面用日語來上課，因此不再像他們的長輩那樣能夠以母語來讀傳統經典，日語成了他們主要的現代化論述與書寫語言。
台灣由於母語在日據時期的斷裂，其論述與書寫部分沒能跟上現代化的步調，以致在光復之後，以北方官話為基礎所形成的現代白話中文作為「國語」或「普通話」，就比較容易施行於台灣。以戰後新生代為例，我們從小在學習母語的階段從長輩學到只有日常生活的閩南語，學不到論述書寫的文雅閩南語。這是因為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長輩早已失去文雅閩南語的論述書寫能力，而只能用日語，李登輝閩南語能力的欠缺就是個鮮明的例證。於是戰後六十年下來，國語就成了台灣年輕一代的一種「母語」了，而且其發音還帶著南京國民政府江浙口音的深刻影響。然而光復後強制實行的以現代白話中文取代日語的措施，卻讓當時台灣的知識菁英產生了強烈的失語感。當時日語做為敵國的語言，國府會迫不及待地在報刊上禁用，是可理解的。但是當時作為台灣人主要母語的閩南語和客家話如果都保持完整而且與時俱進的話，光復後知識菁英在論述語言上的剝奪感或許不至於那般強烈，而遺恨至今。
相對而言，母語的現代化斷裂並未發生在香港，英國並未在香港強制推行英語教育，因此各種漢語都有各自的發展空間。原屬客家話地區的香港，割讓之後成為各方移民的目的地，由於外來人口多方匯聚，原本沒有任何一種漢語占據支配地位。根據近年來相關統計，香港居民的原籍母語分佈依次為潮州話（閩南語一支）、廣府話（粵語一支）、四邑話（粵語一支）、客家話、上海話等等，其中來自珠江三角洲的粵語加起來是最大的方言族群。在與中國內地政治發展脫鉤的歷史情境下，粵語的一支──廣府話，最後取得優勢成為香港人的普通話，並且與時俱進成為生活與論述兼備的完整語言，能在現代化的學校課堂上使用裕如。
如前所述，因為英國的殖民教育政策並沒有將漢語傳承斷絕，所以廣府話作為通用語言也就能自行轉化並跟上現代化的步調，保持著知識菁英論述書寫語言的地位，雖說英語還是最上層的語言。由於有這個廣府話作為上下一體通用語言的條件，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就不會發生台灣光復後整代知識菁英的失語問題。由此可見，英日兩國不同的殖民政策對港台在母語發展上的差異，對後來的政治發展應該有很大的影響。
從這個比較可以知道，台灣母語傳承問題開始於日據時期，而且與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密切相關。台灣在方言母語上有著如此斷裂的遭遇，光復後幾代人下來現代白話中文的國語就成了新生代的新「母語」了，這是今天的現實狀況，因此在台北太陽花運動的現場，演講台上與網路上的論述語言都是國語。反觀香港，以廣府話為基礎的香港通用語言一直與時俱進，是占中現場的唯一語言。
三、同化政策、人才培育、新菁英階層與帝國遺產
日本帝國在台灣的基礎教育改造是其對台灣施行「去中國化的同化政策」的一環，但台灣各族人口畢竟都還是日本的「次等國民」，各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日本直到發起東亞侵略戰爭才開始在台灣實施皇民化政策，企圖改造台灣人能像日本人那樣效忠帝國為其死命。相較而言，英國基本上是讓香港的中國人基層社會自生自滅，不去強行改造，並無同化政策這樣的強勢政治作為，也應該沒發生要香港中國人效忠大英帝國為其死命之事。然而它卻也透過各種類似手段「皇民化」了不少香港高階菁英。即使如此，兩地人民做為日本皇民還是大英皇民，世界觀是有些不同的。
日本人在台灣雖然由上而下強勢地推行基礎教育改造，但對於最高層的菁英教育卻有其特別考量。日本雖然在台灣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日據時期台灣唯一的大學，但這大學並非為台灣人設的，而是帝國大學系統的一環，面向全日本招生。帝國大學是為培養日本的統治菁英而設立的，台北帝大為了配合帝國的南進政策，更是被賦予南洋研究的重責大任，如今台大校園裡的椰林大道就是歷史的見證，為了將台灣最高學府經營出南洋風味，他們移植了原產古巴的大王椰。
日據時期，除了醫科與少數文理科生外，很少台灣人就讀台北帝大。在日本殖民教育政策下，提供台灣人中學畢業後繼續求學的，就主要是專業技術學校，用來培養殖民統治的技術輔助人員，何況這些專業技術學校還是以招收日本學生為主。在中學校與專業技術學校的銜接上幾經變動，最後形成四個專校：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商業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與台中農業專門學校；後來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併入台北帝大成為其醫學部。此外台北帝大沒有法律學部，台灣也沒有其他法律專門學校，台灣人想當律師就得去日本就讀。從這整個教育體制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並不想培養台灣人的政治管理人才，以及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全島整個行政體制裡，台灣人只居於中下層單位裡的少數。
這個自我管理人才的缺漏在光復時日本行政人員幾乎全部撤離之後就引發問題了，二二八事變的發生而終至不可收拾，難說與此無關。而我們知道，大英帝國在香港是培養了一批管理菁英，港英治理的中、下層公務員就是由這批人擔任，九七回歸後也是由這批人繼續維持香港自我治理的穩定。然而就如近年來香港問題所顯示的，這批英國所培養的在地管理菁英似乎只能在政治安定的情況下維持治理的穩定，卻還是缺乏在亂局中所需的政治領導能力。
乙未之變後，台灣人經由讀書科考爭取功名之路斷絕，然而卻出現一條新的現代功名之路。前面提到日本殖民政府由上而下強勢進行現代化改造，很多傳統的事物一一遭到摧殘，其中除了漢文學堂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是中醫傳統。傳統中醫的沒落與現代醫學校的設立是一體兩面的事，日本殖民政府亟需培養一批台灣醫療人員來維持社會的健康狀態，以遂行其殖民地發展計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在1899年即已成立，起先招收台灣人與日本人各半，由於學制銜接問題，開始的幾年只能招收公學校畢業生，而且願意就讀的台灣子弟不多，因為當時會接受西醫治療的還是以日本移民為多，並且日本人還不信任台灣人醫生。很多新一代抗日志士出自這個時期，像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等人。
但隨著中醫的沒落以及台灣人開始接受西醫的治療，這個醫學校遂變得熱門起來，經過幾次重整、擴大與改名之後，在1936年併入台北帝大成為其醫學部。在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從總督府醫學校到台北帝大醫學部這一延續的台灣西醫培養學校，遂成了台灣人子弟的新功名標竿，直到今天未能稍歇。日據時期很多政治與社會活躍分子都是醫生，光復之後當醫生繼續是台灣子弟的奮鬥目標，各個醫學院網羅了大半的台灣優秀人才，他們後來也都成為社會賢達，擁有較大的發言權，進而從政。這種畸形的人才分佈難免影響到光復後台灣的社會發展，也造成中國傳統醫藥在台灣社會的衰退，這是日本殖民台灣的深遠影響。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下則有另一番景象，醫生沒那麼風光，而律師的光圈比台灣亮很多，法治這東西一直被認為是英國留下來的好的殖民遺產。傳統中國醫藥在一般香港人的心目中也比台灣高出許多，四季如何進補都可說得頭頭是道。
相較於台灣人大半還以傳統的「情、理、法」次序為行為準則，香港人因為受到英國法治觀念的訓練而極為遵守規則，有時甚至會到不知變通的地步。相對而言，日本殖民台灣留下來最沉重的卻是那個「帝國榮耀」及其核心武士道精神的允諾與召喚。然而作為次等國民的殖民地人民，尤其是男性，那又是一場虛幻的、自我膨脹的夢幻。當帝國毀滅時，日本男人可以自安於其日本身分，重新來過；可是受到這場夢幻所召喚過的台灣男人卻在內心留下了巨大的創傷，這個創傷所衍生的各種心理與精神症候還代代相傳，直到今天仍舊陰魂不散。相較於台灣戰後的這種扭曲的心理情境，英國人在香港所栽種遺留下來的應該是另一種精神狀態吧？
四、反抗運動的不同歷史與性質
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前，台灣就已經有將近三百年漢人社會的堅實歷史，因此從乙未之變的第一天起，台灣就開始了激烈的抗日活動。漢人的武裝抗日一直延續到1915年的台南噍吧哖事件（或說西來庵事件），足足有二十年；原住民的武裝抗日事件甚至延續到1930年賽德克族的霧社事件。台灣人在武裝抗日失敗後，新一代知識分子改採現代政治社會運動，例如文化協會、民眾黨以及各種工人與農民組合，最後是共產黨組織的出現。然而這一波現代政治與社會運動也一直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嚴厲鎮壓，尤其在1930年代開始的皇民化時期，所有反抗運動都被壓制，最激進的共產黨人不是逃到大陸就是悉數入獄。直到日本戰敗台灣光復，這些人才復出活動，而在二二八事變中起了重要作用。換言之，台灣從割讓的第一天起就開啟了這個抗日的傳承，同時也在這抗日運動中塑造了台灣人的身分，在這之前的清代，台灣居民是以各自的族裔來認同的，像泉州人、漳州人、福佬人、客家人、泰雅族、排灣族等等身分。
香港在割讓的時候並沒有太多人居住，也沒聽說有任何反抗。現在的香港人是在歷史變動中分批移入的，從某方面來說是自願加入做為英國殖民地居民的，原因有多重，最主要的是為了求得美好生活的單純經濟因素，以及為了躲避大陸上的各種動亂，如太平天國、軍閥混戰、日本侵略、國共內戰、三年飢荒以及文革等。在這歷史過程中，相較於台灣居民從抗日運動中產生台灣人的身分認同，香港居民並沒有從抗英運動中產生香港人的身分意識。然而香港不只是被動地接受大陸移民，它也成為大陸各種政治運動的中繼站與庇護所。它首先是興中會的重要據點與辛亥革命的重要發動地；抗戰時期香港尚未淪陷時，它是許多抗日志士的庇護所與轉進地；中共建政後，它又成為冷戰時期各方勢力競逐與勾心鬥角之國際港埠。也就是說，香港社會在一百五十多年來的英國殖民地歷史中，與中國大陸的變化息息相關，它的人口組成也一直在變化，直到1970年代以後才在以廣府話作為香港普通話的背景下，形成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抗日的最大力量最後集結在左翼的旗下，然而這股力量卻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被撲滅殆盡，最有能力承擔反思後殖民問題任務的一批人就此消失，直到保釣運動前後才又復甦。而香港曾經做為中國大陸現代化變革的中繼站與庇護所，雖然一直有左翼人士存在，但左翼運動主要是在配合或呼應大陸的運動，例如1925年五卅慘案時的省港大罷工，以及呼應文革的1967年香港左派工會鬥爭。以此觀之，香港類似以前上海的租界區，直到1970年代初，才有戰後新生代自發的中文法定語文運動與保釣運動。可以說，「台灣人」這個身分在日本殖民初期漸次形成，而「香港人」的身分則主要在1970年代當移民潮漸次穩定之後才最後成形。
1949年後國民黨退守台灣，雖然施行特務統治，以白色恐怖手段殘害了大半的進步分子，但也帶來了不少各方面的人才，促進了台灣的經濟與文化建設，如資委會人員啟動的經濟發展，中國自由主義者帶來的政治啟蒙，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帶來的現代白話中文的文藝成果。他們是台灣戰後新生代能夠順利接上現代中國的重要媒介，然而他們在文化上的優越性，在台灣未能解決後殖民問題的情境下也在戰後新生代心中埋下了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文化優越感與自卑感的心理裂痕，加強了日據時期以來本省人的悲情感覺結構；加上在親美的國民政府的教育體制下，英文取代了日文成為新的上國語言，國語取代日語成為新的論述語言，這種幾代相承的文化失語感使這種悲情感覺結構更加堅不可摧，影響到後來台灣人的公眾與政治行為。
香港在其發展過程中則不斷有大陸人才來來去去，1949年時也如台灣一樣收容了不少大陸菁英，這批人對戰後香港在各方面的繁榮與文化的提昇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或許在港英統治下，由於他們不涉及政治力量的分配，並沒有像在台灣那樣造成裂痕，因而在九七回歸前似乎就已相互交融成為香港人了。
五、不同「現代身分」的難題
總的說，傳統中國在受到西方現代帝國侵略，被迫進行西方式現代化改造，以其規模之龐大、際遇之多樣，就有了多重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台灣被日本帝國從上而下強勢施以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改造，香港被大英帝國有選擇地、較不強勢地施以英國殖民式現代化改造，兩地在回歸之後確實有著不一樣的後殖民情境與任務。而中國大陸若是先不管其局部分殊，整體而言則是自我摸索著一條較為自主的道路，最後由中共的路線取得主導。
不管是哪條路徑，這個現代化的過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識與政治菁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輸與栽培，各自在其社會取得論述主導者的地位。例如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台灣的李登輝及其同輩，又如接受港英教育栽培的香港知識與管理菁英。這批新型知識與政治菁英構成現代化後的新得利者，然而也構成回歸後解決後殖民問題的巨大障礙。由於有著不同的現代化路徑而產生不同的「現代身分」，當這幾個不同身分互相碰撞時就產生了一時難以消解的現代問題。以台灣為例，這些人一方面構成反國民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構成台灣分離運動的基礎。二二八事變除了有國共內戰及光復後復出的左翼分子的因素外，也有大陸與台灣不同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不同現代身分衝突的因素。這個面向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應該也構成了重要的背景。
不同的現代化造就了不同的現代身分，不同的現代「中國身分」、「台灣身分」與「香港身分」。光復後來台接收的國府官員與軍隊是歷經辛亥、北伐、抗戰的國民黨這一系人員，他們的「中國」觀念是帶著這段歷史的現代觀，與當時沒歷經這段過程的台灣知識菁英的現代觀是有差異的。我們試著想像，如果沒有西方與現代化的因素，台灣在1945年的光復或許就像北宋假設真的收復了燕雲十六州，或如隋朝統一了長江以南諸國，只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分合，應該不至於會有二二八事變那樣的慘烈衝突──當然小衝突難免。可以說不同的現代化路徑所產生的歧異是二二八事變的底層因素，當時雙方都沒有機會與條件進行心靈與意識的祛殖民工作。九七之後的香港所面臨的也有同樣的情境，構成今日占中衝突的底層因素。
所以說，作為現代化得利者的知識菁英這一階層是特別麻煩的，他們在被各種現代化方案養成之後，往往以各自的「帝國之眼」──西方帝國的文明世界觀，來看待自己社會的傳承、下層勞動者、各種「落後」的現象，以及母國整體。例如在台灣「水龍頭的故事」自光復之後就一直被分離運動者用來貶抑大陸來台人士；或者以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民主」來看待自身社會的政治安排；或者對自身社會或第三世界國家都抱著深怕被西方「恥笑」的焦慮不安。這些帝國之眼引起的焦慮不安，在台灣甚為尋常，在香港今天的衝突中也一一具現。
小結：終歸是中國問題
本文首先討論台灣與韓國兩地對共同的前殖民帝國日本在光復之後態度上差異的原因，指出台灣作為母國中國的一個邊緣地區，被現代帝國殖民之後產生了較為特殊的複雜性，看似台灣的特殊問題。然而在比較香港與台灣被殖民經驗的異同，以及台灣光復與香港回歸後的種種問題後，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特殊性也不能過度強調，不能視之為只是台灣的個別問題，或是香港的個別問題，而是中國被割讓的邊緣地區的共同問題。當然「台灣問題」或「香港問題」基於其不同殖民宗主國與歷史過程等因素，有其相對特殊性，但畢竟都是由傳統中國社會被殖民與現代化之後產生的問題，所以還是傳統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的一環，就是說最終還是屬於中國的問題，一個在台灣或香港的具體歷史情境下呈現出來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問題。
中國的主體大陸地區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其相對自主性，而且為了取得這個自主性曾經歷經血跡斑斑的奮鬥，犧牲遠遠超乎台灣，但是就如日本在其現代化中所顯現的「自主」與「自我殖民」的雙重性格，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免帶著「自我殖民」創傷。這種創傷的一個具體例證就表現在它曾經比日本更強烈地厭惡自己的過去，露出更昭彰的羞恥感與自卑感。
因此台灣、香港與大陸這三地如今所顯現的各種問題，就不應只被看作不同歷史經驗的個別問題，而應是傳統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共同問題，如此就還是要回到中國現代化的整體問題上，更具體的說就是一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如何真正尋回自我的後殖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