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那篇〈哀楊逵精神的失落〉時以為這種文章一向沒什麼人理會，沒想到引起不少迴響，將近一年之後竟還餘波蕩漾。由此，我想還是必須再多說幾句。
我同意洪凌在〈「對太陽花說不！」〉（《思想》第27期，2014-12）一文中，對我這篇文章「隱含」的「生物家庭血統論立場」的批判。意識形態、信念、情感等非生物性的東西至今為止尚未發現能夠經由基因遺傳，由此而來的關於這些東西的血統論當然不能成立，這點我在該篇網誌的補充上說明過了。如果我的文章引來對這種錯誤觀念的批判，只要有助於釐清，應該都是好事一樁！
洪凌對於後工業、後現代的人類前景應當如何重新組織，充滿了炙熱的憧憬，對所有把人類自我解放的期許放在胸懷的人，可說提出了嚴肅的鞭策。或說，這是在警示我們，當牽扯進當下各種爭論時，都應把這份初衷放在心上不要遺忘。感謝洪凌的這點提醒。
不過每個人在尋得他自我解放之路前，也必得經歷人類幾萬年來自我形成的各色各樣的組織，如家庭、鄉里、學校、社團、宗教、社會、國家等等，在可見的未來，這些組織雖然會不斷轉化，也必然繼續存在。每個人都必得在其中貼身糾纏，長大成人，各種身分、情感、信念、意識形態等就在其間塑造、交鋒與傳遞，而形成了各種歷史與文化。所以說，這些非生物性的東西雖然不能經由基因遺傳，卻是經由這些中介組織代代相傳，也透過這些中介組織的演變與互相頡頏而辯證地變化發展，甚至斷裂。然而不管如何，在歷史尚未真正終結之前，家庭還是個人在成長中與這些東西貼身糾結的初始場域，小至兩代間的「弒父、戀母、叛逆」等心理分析情結，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一體觀，都從這裡開始。總之，人類在還沒創造出新的生物與文化再生產的組織之前，這些擔任歷史文化傳承的既存組織形式雖然千瘡百孔，看似無能應付當下問題，卻是難以輕易抹殺的，而任何新的人類組織方式，也必得從既存的歷史文化中辯證地產生。
我寫這篇文章的心情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湧現，身為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一員，歷經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新世紀的今天，對於這五、六十年來台灣的政治與思潮之巨大變幻，難免有不甚欷噓之嘆。所以說，我的主要關切點是跨越世代的，尤其是菁英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變化，個人與家族不是重點。而三一八只是個因緣際會，刺激我一吐為快。
二次戰後直到一九五○年代初期是台灣何去何從的大時代，對今天台灣的理解不能缺乏對那段期間以及在那之前整個日據時期的重新認識。藍博洲最近出版的，以那段期間「四六事件」為場景的《台北戀人》一書，對我們認識那個大時代的台灣知青很有幫助。這本書不僅以一對年輕戀人為主軸，細細描述了台灣曙光乍現的那幾年的台灣知識青年的理想與行動，還以當下台灣的另一對青年戀人作為小說的另一發展軸線，互相交織與對照，來呈現這五、六十年來世代的巨大起伏與變化。
這本書是藍博洲多年來的嘔心力作，雖然完成於三一八之前，書中那些似曾相似的歷史場景，竟然弔詭地預示著三一八的狂歡氣質，及時為我們描述了從四六到三一八、從悲壯到嘉年華的世代巨變，以及當代台灣青年的各種複雜心態。這本小說所呈現的比我那篇粗略的短文完整太多了，在此特別推薦。
（2015-1-23發表於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