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十年代台灣的兩個思想變動談起
關於這個東亞共同理想的動力，幾年前我有個機會得到很大的啟發，那是在2010年5月，我第一次去那霸參加了為新崎盛暉《沖繩現代史》中文版與韓文版的出版舉辦的「以沖繩為方法」研討會。那次除了認識到不少對此有著深刻反思的沖繩進步人士外，也讓我初次理解到沖繩的歷史與現狀，雖然台灣與琉球在地理上是那麼接近。我記得剛到第二天日本與美國政府共同發表要將普天間基地移往邊野古的聲明，當天晚上我們就參加了反美軍基地的示威遊行。…
◎本文發表於2014年2月3日在東京一橋大學舉辦的「台湾、沖縄、…分断と孤立のアジアをつなぎ直す」（台灣、沖繩、…重新將被斷裂而孤立化了的亞洲連接起来）研討會，定稿刊登於《人間思想》第7/8期，2014年夏‧冬季號。
近年來東亞海域一直是周遭諸國的爭議所在，其中釣魚台列嶼的問題尤其牽涉到台灣這幾十年來的政治與思想變動。這些變動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涵蓋二次戰後六、七十年來的世局變化，更隱含著這一、二百年來東亞的曲折歷史。要在東亞諸國與地區之間進行對話，以便解決這幾十年來東亞海域爭議，就不能不對一、二百年來的東亞歷史進行理解，尤其是對個別國家與地區的不同歷史境遇進行理解。這是我近年來努力關注的課題，希望能從較長期的歷史過程中，找到各國與各地區間重新對話的空間，甚至是找到可以一起努力的共同方向與動力。這也就是我這次報告題目所示的「重尋東亞共同的新向量」。
一百多年來，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發展的島嶼，甚至主要還是受到周遭東亞局勢變化的制約而發展的，直到今天還是如此。由於有著這麼一個密切被綁在東亞歷史變化中的處境，台灣內在的問題也多所反映出東亞的問題。這是牽涉到幾百年歷史的大題目，我個人的訓練與能力是不足以完全掌握的，這次報告只能從台灣這麼一個具體而微的境遇中釐清其百年來思想動力的歷史與地域淵源，拋磚引玉，或許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出東亞各國各地區人民共同的新向量。
一、台灣在七十年代興起的兩個對立的思想動力
國民黨政權在1949年撤退到台灣，台灣社會在歷經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與六十年代的思想鬆綁的二十年沈寂之後有了變化。七十年代初期一連串的國際事件激化了兩個對立的思想與政治運動，一個是因保衛釣魚台運動而來的中國統一運動，另一個是因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而來的台灣獨立運動。
1969年11月美日發表聯合公報，美國將於1972年5月將琉球交與日本。1970年8月12日美駐日大使館發言人承認美國認定釣魚台屬琉球群島，並將隨琉球交與日本。這年9月4日台北的中國時報記者搭漁船登上釣魚台並插上國旗，十天後被琉球警方拔走。9月16日二艘宜蘭縣籍漁船在釣魚台海域遭到驅逐。這些事件發生後，台灣的報刊雜誌（包括大學的刊物）隨即開始議論釣魚台的歸屬問題。沒料到這竟引發了海內外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把台灣島內與海外（主要是留學美國）的台港澳青年學生都調動起來了。1971年4月12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有個來自北美洲各地台港澳留學生的大遊行，6月17日在台北有個台灣大學學生到美國與日本大使館的示威遊行。這是就狹義的保釣運動而言的最高潮。
這個運動不僅在台灣與北美洲發生，也對香港青年學生產生重大衝擊，可以說是一個具有中國人身分的運動。於是很自然地，在北美洲較無顧忌的環境下，就發展成為中國統一運動。保釣到統運影響了一大批留學美國的台灣戰後新生代，尤其是讀理工科的。而戒嚴之下的台灣雖然不可能有這種情事發生，但在保釣所引發的台大校園民主運動的風潮下，也在一些師生中激發了檢討國府反共親美思想而重新認識與回歸中國的動力。於是引發了1973年開始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帶來了國府對校園左傾分子的鎮壓。這部分是我在拙作《青春之歌》裡所描述的。然而這個朝向兩岸統一的動力已經啟動而壓抑不了，接著1976年有本影響深遠的《夏潮雜誌》出刊，聚集了一股具有左翼統一思想的人士，並在1977年引發「鄉土文學論戰」。這股力量在八十年代之後以迄於今，雖然迭遭挫折，但屢仆屢起，不曾消失。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內在的一股潛力。
再來說到台灣獨立運動。就在釣魚台問題醞釀的同時，1970年元旦，美國、加拿大、日本與歐洲的個別台獨運動組織，在美國成立了全球性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同年4月24日，兩名該組織成員鄭自才與黃文雄在紐約行刺訪問美國的蔣經國，未遂被捕。曾經在六十年代因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國府軟禁的彭明敏也在年初逃離台灣，而在9月抵達美國。此後美國成為全球台獨運動的中心，對戰後新生代的台灣留美學生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1971年7月季辛吉密訪北京，10月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隔年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這一連串國際事件帶給台灣巨大衝擊，中華民國的地位開始遭到質疑。1975年在台灣消失多時的政論性刊物重出江湖，本省籍政治人物黃信介與康寧祥創辦了《台灣政論》，明白標示了台灣之名。1979年9月以台灣意識為主要基調的《美麗島雜誌》在台北創刊，12月就發生了「高雄美麗島事件」，逮捕判刑了四十多人，並在隔年2月引發林宅血案。由於是公開審判，整個事件對當時叛逆青年發揮了深刻影響。
九十年代以後，這個分離意識在李登輝與陳水扁相繼當政的十多年之間，達到最高峰，「台灣人」與「中國人」幾乎成了兩個對立的身分。2008年馬英九當上總統至今，在公開場合也只敢講「我們台灣人」這種自稱，可見一斑。
可以說七十年代是個思想重大變化的年代，隨著中美的和解、越戰的結束、國府國際地位的動搖等這些形勢的演變，台灣同時發展出兩股巨大卻是對立的動力。一個是回歸中國的統一思想，而另一個則是與中國切斷關係的分離思想。這些思想與政治理念不僅在台灣島內發展，在海外尤其美國的留學生中更是活躍。這兩股力量一直影響到今天，還在以多樣的面貌與形式左右著兩岸關係。
台灣的這兩大對立的思想動力當然不是七十年代才發生，而是各有其歷史淵源。接下我將從這百多年來的歷史，來追溯這兩個思想動力的淵源與演變。
二、分離動力的思想淵源與演變
台獨運動必得從甲午戰爭隔年1895年的乙未割台講起，倒不是說獨立運動從這一年開始（雖然這一年曾經出現過一個虛擬的台灣民主國），而是從此以後台灣社會在「現代化」的進程上就走上了一條與中國大陸不完全一致的道路，這對後來的分離思想有著重大的影響。從二十世紀初開始，日本殖民政府由上而下對台灣社會進行日本式的現代化改造，尤其是教育方面。我父親這一代的大部分知識菁英如李登輝，從小學開始就接受一套殖民式現代化教育，日文成了他們用來學習現代知識與進行思辯論述的現代語言，卻也失去了應用母語來進行思辯論述的能力。而同時間發生在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運動，如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國共內戰等，對他們而言反而是疏離的。並且在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所熟成的共同語現代白話中文，對他們而言也是陌生的。
這麼一代基本上是被動地接受現代化的台灣知識菁英，對他們屬於前清遺老的父兄一輩自然是抱著鄙視的心態。同樣的他們對還陷於貧困、落後與戰亂的中國大陸，也難以同情地理解，這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光復後從這一代人中流傳出這麼一個有關水龍頭的笑話，數十年來在台灣廣泛而不斷地傳述著：「當日本戰敗，中國兵來到臺灣時，他們看到牆壁上的水龍頭這東西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牆上一塞，卻奇怪為什麼沒有水流出來」。水龍頭與自來水成了現代文明的象徵，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各種選舉場合還一再被用來攻擊國民黨的「落後」[1]。這種對被殖民經驗缺乏反省的心態有個重要原因，即是較有能力進行這種反省的左翼知識分子，戰後幾乎被清除乾淨，同時他們也因國共內戰而沒機會認識到去殖民的首要性。
二二八之後接著是兩岸再度分裂，1949年國府撤退到台灣。這是與乙未割台同等重要的大事件，在五十年代左翼分子被全面清除之後，台灣成了東西冷戰的前哨，雖然國府實施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教育，但也長期走上了親美反共思想的道路，對立面依舊是中國大陸。在親美反共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中國大陸基本上被妖魔化了，直到今天還是台灣社會的一個基本情結，「親美反共」轉化成為「親美反中」。
本來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這一時期，台灣戰後新生代在國民政府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下成長，中國人身分對他們而言基本上沒有心理障礙。台灣不只代表中國，台灣就是中國，大陸只是「匪區」。台灣人不只是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主體所在。然而就在七十年代初期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和尼克森訪問北京這兩次重大歷史事件之後，中國人身分開始變化，更在1978年底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後，進入崩解的過程。所以說，七十年代正是台灣的中國人身分大轉折的年代，台灣等於是在國際政治上，尤其是被美國老大哥，剝奪了中國身分。
這個身分剝奪的失落感與分離身分的興起在七十年代初較為敏感的知識青年之間就已顯現。1972年底的台大學生刊物之間曾發生過一次「民族主義論戰」[2]，當時論戰的一方就已明白說出，為了反共，中國的歷史可以割斷，中國人的身分可以棄絕。可以看出那個退出聯合國以及尼克森訪問北京的事件，深深震撼了台灣的知識分子，對原來未曾置疑的中國人身分開始不安。1975年《台灣政論》的出刊更象徵著一個「非中國」的政治聲明。
在八十年代之後台灣分離意識隨著黨外民主運動的興起而水漲船高，尤其是在1996年李登輝發動兩國論及接著的導彈事件使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之後，而在2000年陳水扁取得政權的八年執政時期達到最高峰。在李登輝與陳水扁當政的十多年間，這個分離思想也進入了中小學教科書，取代了國民黨的中華民族教育內容。現在的年輕人基本上就是在這麼一種思想教育的影響下成長的。
因此從百年前日本殖民式現代化開始，到戰後親美反共意識形態的籠罩，再到冷戰結束後兩岸的身分對立，可說前後呼應。對中國大陸的想像從「落後支那」到「神州大陸」，再轉成「妖魔中國」，一路延續兩岸之間的巨大疏離[3]。進一步說，雖然冷戰局面的變化很關鍵地幫助了台獨運動的發展，然其淵源卻可追溯到乙未割台這一歷史事件。無怪乎，民進黨的前總統呂秀蓮會很坦白地公開感謝日本帝國在甲午戰爭擊敗中國，讓台灣分離出來。如此來到七十年代，當國府政權因國際局勢的變化而正當性陷入不穩之際，戰後新生代的台獨力量乃應運而生，成了吸引叛逆知識青年的巨大動力，直到近日未曾稍歇。
三、回歸動力的思想淵源與演變
在這股延續百年的巨大分離力量的作用下，回歸的力量也同時曲折地發展著。我父親那一輩人在台灣光復之後，以水龍頭的故事來嘲笑從農村拉伕來的落後的國民黨軍隊。同樣的笑話其實也反映出他們對待前清遺老的自己長輩與先祖的心態，這是「普世性」的現代文明嘲笑落後社會的心態。然而在日據初期還接受過傳統漢文教育的一些人，卻曾在歷史上起過一些關鍵作用。台灣漢人以傳統武力抗日的最後一役是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之後最先採取現代政治社會運動的形式進行反抗的，就是這批前清遺少。這批在世局變化之際在讀過傳統漢文教育之後，又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新式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初的青少年時代都還留著辮子，懷有故國之思，密切關注祖國的變化。
以第一批畢業於醫學校的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等人為例。他們生長於世局變換之際，在進到日本殖民政府設立的小學教育體制之前，都讀過傳統漢文學堂，並且後來都進到台灣醫學校成為現代知識分子。1893年生的杜聰明在回憶錄提到，他是要到醫學校本科第二學年(1911年)「始斷髮」，又說：「民國初年前後，筆者是在醫學校的學生時代，我們台灣青年雖受日本統治，但我們漢民族的意識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閱讀報紙看中國革命如何進展，歡喜革命成功。」這些關切祖國革命發展的醫學校前後屆學生，遂在蔣渭水與翁俊明號召下組成秘密團體，在1913年計畫暗殺企圖稱帝的袁世凱，並推派杜聰明與翁俊明兩人遠赴北京執行。[4]
他們當然是無功而返，但這件事的重點在於，台灣在日據時期的第一批現代菁英還是心懷中國的。他們在幼年時期所接受的漢文學堂傳統教育起了深刻的精神作用，使得他們在世紀之交在接受現代醫學教育的同時，也密切注意祖國的變化。辛亥革命使他們極為振奮，而袁世凱企圖奪取革命果實，又讓他們極為憤怒。就是說他們當時的心境與大陸的進步知識分子是同步的。於是就在這些歷史因素交錯影響下，醫學校學生除了有故國之思外，也弔詭地成為臺灣乙未新生代挑戰日本殖民統治的第一代。醫學校的這批早期畢業生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賴和等人，都成了台民放棄傳統武裝鬥爭，改採現代政治與社會運動形式的第一批先行者，在1920年代創建了文化協會與民眾黨，展開了台民的現代啟蒙與抗日運動。其中蔣渭水主導的運動幾乎是隨著孫中山的思想進展亦步亦趨。
另外一位只接受過傳統漢文教育，沒上過現代學校，卻成為台灣抗日運動的重要領導者的是林獻堂。他以較溫和的方式投入抗日運動，卻有個梁啟超的因緣。林獻堂生於1881年台灣中部霧峰的一個大家族，這個家族子弟多有在傳統仕途上獲取功名的。乙未割台時他已是青少年，繼續接受家族的傳統教育，拒絕轉到日本殖民政府設立的新式教育體制。同時他也密切關注大陸的政治發展，新世紀初梁啟超亡命日本時辦的《新民叢報》成了他在這方面的現代啟蒙食糧。
1907年林獻堂乘著初次旅遊日本的機會努力追尋梁啟超的足跡，而終於找到了他，當面向他請教台灣前途問題。梁當時回答他「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台人爭取自由，故台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有無謂之犧牲。最好仿效愛爾蘭人對付英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分壓迫台人…」[5]。這場讓時年26歲的青年林獻堂大受感動而幾至涕零的會面，開啟了他日後溫和抗日的路線。
對流亡中的梁啟超而言，他是自覺承擔了整個中國當時的艱困處境，來面對這一位來自割讓地的年輕棄民。四年後的1911年4月，他還接受林獻堂的邀請訪問台灣，作十數天之遊，會見各地士人。其間他諄諄告誡這批清朝遺老遺少，「勿以文人終生，必須努力研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思想學問。同時開列日本書籍…計達一百七十餘種，都是東西方的名著」。他在台灣前後只待了十餘日，但影響深遠，尤其是對林獻堂的「政治思想與民族意識」[6]。這些事清楚顯示日據初期台灣菁英的中國情懷。
然而林獻堂這類人在整個台灣抗日運動中卻是極少數，這個運動主要還是由受過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新式知識分子主導，大半的前清遺老遺少還是無言的。不過這些前清遺老卻留下了另一種遺產，尤其對我們這個戰後新生代而言。我指的是在這些現代知識分子的論述言說範圍之外的那個下層領域，例如我那不識字的祖母。相對於我祖父面對兒子時的失語，我祖母是沒這問題的。她終其一生都是傳統打扮，不太受現代化影響。她的安身立命來自傳統社會關係與地方民俗戲曲，由此來確定她的身分與認同。與她一樣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大半勞動人民，也都是以此來安身立命，傳統的說書、歌仔戲、布袋戲、民俗信仰等是他們豐富的精神泉源。
就是說台灣社會歷經日本殖民政權五十年由上而下的強大改造，雖然造就了一批以日文為思辯語言的現代知識菁英，傳統文化的沈澱在中下層社會卻還是生猛有力。中國傳統社會用以潛移默化的各種文化傳承，並沒有因為日本殖民政府的現代化改造而全面斷絕，斷絕的主要是傳統士大夫的那套語言、論述與思想。大半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包括婦女與勞動階層這一大批人口，他們還能從倖存的民俗戲曲與傳統信仰汲取精神養分。也就因為還有著這麼一大片劫後餘生，光復之後竟然死灰復燃，讓我們這個戰後新生代以隔代遺傳的方式，去接上祖父母的前清遺產，直到六十年代他們慢慢凋零。
而這些經驗竟然也能夠與當時的民族精神教育連結上。1958年李翰祥在香港拍攝第一部黃梅調國語古裝片《貂蟬》，這可能是接受日本教育的我父母第一次看國語片，也帶著我去。我對電影裡的人物並不陌生，是跟著祖母到處看的歌仔戲、布袋戲一樣的故事。李翰祥的黃梅調古裝戲風靡全台，1963年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更是造成轟動，聽不懂國語的祖母也被痴迷的我堂姐帶去看了，回來後也是滿口「山伯英台」，因為那也是她熟悉的歌仔戲目。
這是一個跨世代的奇妙連結，前清遺產在這些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勞動階層與婦女，也就是沒太受到日本殖民現代化洗禮的這些人中倖存下來，並且與戰後新生代所接受的國民政府民族精神教育聯繫起來。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開始全面在中小學校實施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基本上是台灣戰後新生代接受的第一個啟蒙教育。中國歷史從黃帝開始，接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路講下來。
在這個跨代的精神聯繫之間夾著我父親那一輩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身分斷裂。我第一次感覺到身分斷裂的複雜是在1963年，那年年底，也正是我剛上初中的時候，發生了周鴻慶事件。周鴻慶是當時一個中國大陸到日本的訪問團團員，據台灣的報紙說他企圖投奔國府大使館不成，反而被日本政府交還給中國大陸，遂引發台灣的強烈抗議。這事件成了當時報紙的頭條，喧騰一時，一致指責日本政府背信棄義。當時我剛上初中，年少氣盛，初受民族意識啟蒙，在餐桌上也跟著抨擊日本政府。父親忍不住說了幾句日本政府也有其為難之處的話，卻在我「理直氣壯」的言詞挑戰下，接著無話可說，默默吃他的飯了。父親的「親日」以及無言讓我印象深刻，感覺到世代的差異。
不論如何，國民政府在台灣推行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可以說是台灣戰後新生代由小我成長到大我的第一個啟蒙。如今甚至都還可以在我這一輩的台獨人士身上，找到一些這種教育的痕跡。這一代人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一時期，說出「我們中國人」這麼一個身分毫無心理障礙。譬如六十年代台灣有個自覺運動，全名就叫「中國青年自覺運動」；七十年代初我的大學時期，台大學生報紙有一篇評論電影的文章叫做〈給中國電影界的一帖藥方〉；另一篇〈中國人要什麼〉的文章則主要在談論台灣社會的缺點；某個學生社團請了外國留學生來座談他們「對中國青年的感想」，有位學生則如此回應〈一個現代中國青年的平心而論〉；而在同一年校園裡的一篇倡議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評論上，學生也以〈誰是中國的主人〉來質疑萬年國會的不當。
可以說，當時我們自認是中國人，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這樣的思想意識不只存在於一般人心中，後來成為積極台獨人士的當時也是如此，且舉三個例子。首先是我中學時代老朋友，曾擔任台灣文學館第一任館長的台南人林瑞明。他在1966年就讀南一中時是個浪漫詩人，高二時曾組織了一個叫「丹心會」的地下社團，網羅了當時南一中同年級大半的文藝青年。這名稱取自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是他的典範。他在這社團的會員聯絡簿上題了「志在恢復漢唐雄風」，號召「關心國家興亡之有志之士」參加，並以同盟會的成就自我期許，展現遠大志向。再如高雄人陳芳明，在1972年春天尼克森訪問北京的時候，他在台大《大學新聞》上寫了一首批判美國「中國通」的詩〈聽說有人罵中國〉，這個中國當然不是指大陸「匪區」。那時他還在就讀台大歷史研究所，研究宋代史，完全是以中國人身分在發言。還有一位彰化人鄭邦鎮，曾擔任建國黨主席。但在1970年前後，他正在台大中文系攻讀中國文學博士，中國文學的豐富傳承當時對他而言，相信是可以讓他以中國人身分自豪的。
林瑞明、陳芳明、鄭邦鎮這三位我的同時代人的中國意識，比當時一般台灣人包括我都強烈許多，因而後來的悖反雖然激烈卻很可理解。我舉出這些例子，並非在訴說他們的昨是今非或昨非今是，而在指明一點：「中國」曾經是不少台灣戰後新生代在青少年時期的精神初戀，「中華民族主義」曾經是這一代人成長時期接受現代啟蒙的起點。
有著這麼一個從前清遺老「原鄉唐山」到戰後新生代「神州大陸」的延續，又有著這麼一個充塞著抗戰的榮耀與傷痕的民族精神教育，我們這一代人會在七十年代初發動保衛釣魚台運動，重新掛出五四運動的標語，並且開始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也就順理成章了。
四、兩種動力在六十年代的交錯
我們這一代人在六十年代又曾經歷過另一種精神啟蒙。在經歷五十年代的嚴厲氣氛之後，台灣從六十年代開始有個出版的榮景。不僅冒出許多新的出版社，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也有不少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將他們在三十年代前後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涵蓋了大陸時期那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這種景況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是我們父母輩所未曾經歷過的，帶給當時台灣的青少年另一類重要思想資源。
柏楊批判傳統是醬缸文化，李敖追求個性解放，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這是當時眾聲喧嘩中聲音最大的，主要訴求是反傳統、反權威、追求個性。這些帶著叛逆因子的主張正好投合戰後新生代進入青少年反叛時期的生命成長需求。
六十年代也是五四運動的文化與思想方面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做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經由翻印的出版物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戰後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重演與補課。這是有別於國府民族精神教育的另一種回歸中國的力量。
我不無誇張地在一篇文章裡將這段時期稱之為「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7]，但是這些補課與重演卻都有個重大的限制，就是當時的親美反共思想框架。我們當時讀不到左翼陣營參加這些論辯的圖書文字，學到的只是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不僅如此，我們對日據時期台灣左翼前輩的活動也毫無所知，甚至連林獻堂等人較為溫和的抗日活動也不見諸當時的出版文字。
六十年代又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對既有體制的造反行動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及新潮電影等，大量傳入。台灣的文藝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洗禮的同時，也如饑似渴的接受全球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而總部設在香港的美國政府的宣傳機構「今日世界出版社」，除了發行《今日世界》月刊外，還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內容豐富的中文圖書，也影響一整代知識青年。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美軍與來台休假的越戰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除了美國新聞處圖書室成了學生朝聖之地外，全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更是大家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流行音樂節目。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衝擊之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那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圈。這是來自盟邦上國而能穿透管制的一些文化左翼因素。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式的「現代化」在年輕人心目中也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透過今日世界社的出版品，在台灣的知識圈大量傳布。美國因素對台灣的知識青年如此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可以說，六十年代台灣的「文藝復興」基本上是在這反共親美框架下進行的。我們一方面經由國府反共的民族精神教育得到大我的啟蒙，另一方面又受到冷戰時期美式現代化思潮的影響，開始了個人自由的追尋。這雙重思潮看似衝突，卻又互補。我們這個戰後新生代在接受美式現代化思想的啟蒙之後，開始造國民黨的反。在各種內外在因素的配合下，終於在西元2000年把國民黨拉下台了。然而，國民黨在台灣促成的這個「反共親美」意識形態至今仍然當道，而退潮的卻是那個在反共民族精神教育下培養的中國人意識。所以說，六十年代為戰後新生代提供的這場啟蒙，一方面顯示著中國現代化運動在台灣的傳承，加強了回歸的動力，另一方面卻也因為它的反共親美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框架，又隱藏著脫離中國的巨大潛力。
六十年代的這場充滿著內在精神分歧的思想狀況，就正是戰後新生代在七十年代走向保釣/統運和台獨運動這兩個相反方向的前期。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要回答，就是為何這兩個運動在七十年代的海外尤其美國，有著這麼大的發展？這還是要回到戰後的東亞冷戰格局與美國的東亞戰略來看。
海外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在1970年下半開始醞釀發展，在1971年4月10日的華府保衛釣魚台大示威達到最高潮。那天估計有2,500人參加，其中3/4來自台灣，1/4來自港澳。這是個不得了的數字，北美洲各地的台港澳留學生那時總共二萬多人，當然參加者也包括一些已經畢業工作的僑民。他們必須包巴士、搭飛機，或者開車，很多是遠從西海岸或加拿大，在4月10日那天聚集到華盛頓首府來。而不克趕赴華府的也在各地舉行數百人之眾的示威遊行。可見這個運動在北美台港澳留學生界影響之廣。
七十年代之初會在遠隔重洋的美國爆發這麼一個影響到那一整個留美學生世代的保釣運動，有其當時的特殊背景。不只保釣運動，在同時期的同一留學生社群也興起了台灣獨立運動，幾乎與釣運/統運平行發生和發展，在每次台灣有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都能動員數百甚至上千的人員進行示威遊行。
要理解這個現象必須回顧當時的全球冷戰局勢與台灣在其中的位置與角色。海外保釣運動醞釀於1970年，台獨聯盟也在那一年成立，就是說參加到這些運動的留學生是在六十年代就來到美國留學的。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尚在修學位的）已經超過三萬人，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數目中是數一數二的，另一個留美學生很多的國家是伊朗。這些留學生大半不是富有或權貴家庭出身，也非公費留學，而是靠美國大學的獎學金來到美國。當時美國願意提供大量的獎學金名額給這兩個地區，當然有其特別的動機，而這兩個地區能產生這麼多的留美學生當然也有其特殊的時代條件，及其與美國的特殊關係。
美國為何願意提供巨額獎學金給第三世界地區？道理很簡單，首先是培養第三世界的親美派，再來是吸收第三世界的菁英分子來為美國工商業服務。大凡每個大帝國都有這種雄心氣魄來這樣操作，問題在於為何選擇台灣？這就要看五十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冷戰局勢中的位置與角色了。台灣當時一方面作為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第一島鏈中的關鍵一環，另一方面又是以代表全中國的中國人自居。中國大陸的「赤化」以及韓戰時帶給美國軍隊的災難，一直是美國戰後難以吞嚥的苦果，因此如何栽培親美的中國人就成了美國在韓戰以後的重要課題，而這時能夠被栽培的中國人就主要來自台灣，因此大量的獎學金名額就開放給了台灣的學生。而且這些留學生學成之後絕大部分都留在美國就業而不回台灣，這是因為台灣當時吸收不了這些人，而美國的經濟景氣也亟需這些人才。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中美關係解凍，中國大陸採取改革開放政策的八十年代為止。此後中國大陸的留美學生數量逐年攀升，如今已經遠遠超過台灣留學生了。
這是七十年代台獨與保釣運動發生時，為何會有那麼多台灣留學生與僑民參與的美國國際政治與東亞冷戰的時代背景。
五、兩種衝突動力的共同思想框架與可能願景
這兩個衝突對立的動力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暖身期，甚至到了雙方旗幟鮮明的八十年代，都曾在多次戰場上合作過。例如，六十年代有著強烈中國意識的李敖和強烈台灣意識的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人就曾經聯手對抗國民黨，李敖就是以牽涉到彭明敏的「台灣自救宣言案」被定罪入獄的。又如，七十年代開始的黨外民主運動是統派與獨派共同支持的，《美麗島雜誌》原是兩者合作的刊物，其主編還是從《夏潮雜誌》系統過去的。直到八十年代民進黨初創時也還有不少統派參與其中，成為其初期主要人物。再如，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也是兩派合作，以現實主義共同對付威權政治與文學現代派，其中有統派的陳映真與獨派的葉石濤，以及遊走兩邊的王拓。
在北美洲，由於現實政治環境的不同，這種合作的情況遠為稀少，但也有三份刊物曾經具有這樣的視野。發行於七十年代的《台灣人民》以及八十年代的《台灣思潮》與《台灣與世界》這三本北美洲的刊物，在以左派的立場對付共同敵人國民黨的考慮下，都曾企圖結合兩方面的力量。
這兩個有著深刻內在矛盾的動力，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失去了共同敵人，終於化為激烈的外在衝突，直到今天已是不可挽回之局。而且這種衝突不只表現在政治上的統獨藍綠之爭，還隱含在諸多社會、經濟與文化議題裡面，幾乎無所不在，成為台灣社會內部的最大矛盾之一。
以當代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說，這個衝突就是兩個「現代國族」的衝突，至今仍存在於世界上的各個角落。「國族衝突」在近代歷史上多是血淋淋的，甚至引發多國戰爭。於是這個兩岸問題就一直是東亞各國與各地區的共同關切點，雖然目前比起東亞的其他衝突點而言，還是比較表現在台灣內部，但卻也是一個可能提升為國際衝突，甚至中美交兵的潛在危機。
我們前面提到這兩個衝突力量曾經多方合作過，表示他們是有著共同的思想框架的一面。這個共同的思想框架其中之一重要面向，應該就是對「現代國族」與「現代文明」的追求，就是說他們的衝突是同在這個現代化過程裡面的衝突。如果這樣一種帶著西方現代思想內涵的內在矛盾，在其框架下沒有化解的可能；如果我們仍想找到一個非以內部動亂或外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衝突的話，那是否就必須去尋找另外的思想資源呢？或許我們還得從十九世紀西潮東來，帶來「現代化」思想的歷史中來找到共同的源頭，看看是否有重新釐清問題、消解矛盾的可能。而這個問題就不只牽涉到兩岸之間，也涵蓋了整個東亞，甚至整個第三世界的處境。在這裡我們只能把關注先放在東亞這塊原先有著共同互動歷史與文化的區域。
以台灣來說，在乙未割台之後成長的現代化菁英的思想模式，基本上是在面對日本現代化殖民政權的巨大壓力下，尋求也是現代化的反抗之道的。不管右翼的林獻堂們所戮力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還是左翼的蔣渭水們所開創的民眾黨與工農勞動組合的群眾性運動，以及後來的台共組織，都脫離不了在現代思想格局下的衝撞。台灣百多年來發生的這些衝突格局，局面雖小，但基本上也反映出整個東亞一、二百年來的衝突格局。東亞一連串的變動，從明治維新、日俄戰爭，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軍國主義，再到解放建國、朝鮮戰爭、東西冷戰等等，都一直以西方啟蒙話語來敘述與理解，甚至這些專有名詞本身就顯示出這麼一種意義，都是某種形式的「脫亞入歐」。
然而還有一個面向是較少被這些話語所涵蓋的，就是在十九世紀西潮東來所造成的不平衡的文化碰撞、社會崩解、自信心全失的心理挫敗中，還是有些動力企圖走出一條自主發展的道路，甚至在自身傳統對人類理想社會與合理組織的追求中，尋找可能的出路。
明治維新當然是賦有這種精神的一場運動，他要代表東方去對抗西方，但是當日本後來走向西方帝國主義的老路時，卻又顯示出其內在缺陷。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及其一而再的革命解放歷程，最後以文革為其最高峰，卻引發之後的巨大轉折，也顯示出其內在的缺陷。日本與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這個一右一左、看似對立的運動，其實共享著某些面對西方強勢現代化壓力下的共同心境，我們不能不看到東亞諸國都有著這麼一種共同情操，即是上面提到的，在面對西方列強的強勢壓境與自信心喪失的情境下，企圖走出一條獨立自主道路的動力。這個動力時而以富國強兵，時而以民主憲政，時而以民族解放，時而以社會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但都是在具體而曲折的歷史情境中多方找尋一條自主的出路。
如果我們從這個面向，而不只是以左或右的現代分類來看，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這個冷戰格局，也可視為一場東亞國家企圖走出一條有別於如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現代化社會的獨立自主道路的奮鬥。當然其中充滿著錯亂與矛盾，包括對自身歷史的全然否定，但這條追尋之路依稀可見，是一條有別於「脫亞入歐，爭當列強」心態的自主之路。即使在蘇東集團瓦解，正式冷戰結束又已二十年的今天，東亞局勢看似回復到舊冷戰格局，尤其是美國宣稱「重回亞洲」之後，但就如我在日文版序言裡最後說的：若我們再次拋開冷戰意識形態的觀念與詞彙，這竟然又再一次呈現出脫亞入歐與獨立自主之間的競逐之局。這個競逐之局在一二百年來的東西碰撞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以新的形式出現，美國「重返亞洲(Asia Pivot)」所代表的格局只是它的最新形式。
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只以現代思想形式來看這一、二百年來東亞各國之間如今看似無解的衝突，並且對理想社會追求的方向也不以否定甚至割斷自身歷史為前提的話，那麼超越這些現代思想形式的羈絆，重新回到近兩百年前甚至更長遠的東亞歷史中，或許可能找到一條和解之路，甚至產生推動共同理想的動力。
關於這個東亞共同理想的動力幾年前我有個機會得到很大的啟發，那是在2010年5月，我第一次去那霸參加了為新崎盛暉《沖繩現代史》中文版與韓文版的出版舉辦的「以沖繩為方法」研討會。那次除了認識到不少對此有著深刻反思的沖繩進步人士外，也讓我初次理解到沖繩的歷史與現狀，雖然台灣與琉球在地理上是那麼接近。我記得剛到第二天日本與美國政府共同發表要將普天間基地移往邊野古的聲明，當天晚上我們就參加了反美軍基地的示威遊行。我們去了沖繩縣立博物館，初步理解琉球王國的歷史。我們去參觀了普天間基地旁的佐喜真美術館，還有幸看到了正在展出的，丸木夫婦畫的極為震撼人心的〈沖繩戰之圖〉。我們還登上了美術館的屋頂，眺望整個美軍基地。我們也去看了森口豁令人感動的攝影展，並與森口先生的一群志同道合者暢談。最後我們還與仲里効先生有一次交換經驗的誠摯對談。
那是一次很密集的學習之旅，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而其中最令我動容的無疑是沖繩進步人士寬闊而樂觀的胸懷。一二百年來，琉球作為東西碰撞、大國角力下的砧上之肉，直到今天尚未能擺脫此困境，比起台灣可謂有著更多的苦難。然而我所知道的沖繩有志之士卻毫無被迫害情節，少有充斥台灣社會的悲情意識。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們還超越了弱勢者的反抗位置，進一步檢討自己的土地曾在越戰期間被美軍用來作為轟炸越南的出動基地這件事，並引以為恥。這是一種心懷東亞，甚至全天下之憂樂的大胸襟，這樣的立足點應該給我們尋找東亞新的共同向量足夠的啟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