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七、八十年代的學生「活動」，如今我們也有了一場「貨真價實」的西方式學運，我們的學生終於像六十年代西方或日本的大學生那樣去佔領公權力機構，包括新學到的「非暴力」方式。這幾十年來，我們一點一滴真的學到了很多，然而弔詭的是同時我們也有了西方式的暴力犯罪事件了。我從年輕時一直慶幸著台灣不會有如歐美先進國家那樣的無端殺人事件，終於也發生了，「北捷殺人事件」或許就是個歷史轉捩點。
一、
近來網路上有些關於台灣為何缺乏偵探小說的議論，論者提出各種理由與分析，各有其理，讓我思考這類小說的主要描述對象──複雜犯罪，在我的成長歲月是如何被感知與認識的。偵探小說的「犯罪」的社會背景與心理狀態等內外在條件顯然必得十分複雜，才能提供作者與讀者抽絲剝繭的素材與樂趣。而台灣戰後新生代顯然沒有歷經這麼一個複雜社會的成長過程，這種社會條件的缺乏至少應該也是沒能培養出這類作者來創作本土偵探小說的原因之一吧！
一九六○年代台灣的很多角落還是處在傳統格局與現代化之間的變遷途中，我台南老家所在的檨仔林巷弄，基本上還是這麼一種狀態。雖然走出巷弄就是日本殖民政府開闢的現代大馬路，巷弄裡還有不少日據時期甚至前清時期留下來的老房子，但也漸漸有了新蓋的鋼筋水泥樓房，然而不管是老平房還是新樓房，鄰里之間的關係還是極為傳統的。這個傳統性除了一座作為社區活動中心的媽祖廟之外，還表現在「晝不閉戶」的這個習慣上。就是說，每戶人家每天早上起床後的一件大事就是把大門打開，直到夜晚熄燈就寢才又關上。平常大白天如果有戶人家大門緊掩，就表示這家人出門不在。白天大門敞開，路過一瞥，門內廳堂自然一目了然，「隱私」這東西還不太流行。台灣那時應該還有不少這樣半傳統半現代的鄰里環境，尤其在農村地帶。
一九六○年代的台灣對戰後嬰兒潮世代的青少年學生而言，又是個充滿著多樣可能發展的年代。相對於父母親那一代人，我們可讀的書籍豐富很多。那時不僅大陸來台的老書局與台灣新興的出版社競相刊行新舊圖書，很多翻譯作品也紛紛引進。其中除了大陸時期翻譯的舊俄與歐洲文學外，最大宗的還是來自美國，尤其是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社所出版的美國文學與現代化相關的各種圖書。可以說除了左翼的東西之外，可以接觸到的圖書還不算太少。在所有這些翻譯作品中，一系列的福爾摩斯探案幾乎是會讀課外書的青年學生都讀過的，就像讀武俠小說一樣，那是某種夢幻文學，與你的現實生活的感知甚有差距，一來那時人際關係沒那麼複雜彆扭，二來確實沒聽過台灣有那麼複雜的犯罪行為。這就像好萊塢電影所描繪的各種情境那樣，是一種外來的，必須學習才得知的人類情境。
雖然在當時的台灣，福爾摩斯探案裡的犯罪情境簡直就像天外世界，與現實生活能感知的差距太大了，然而就其「人性」面而言，透過作者藉由名偵探的抽絲剝繭，我們還是可以知性地理解小說裡那些犯案人的心理狀態，因此讀這類小說可說還是帶來十足的知性愉悅。
二、
大約是在1968年左右吧！記得有一本犯罪報導文學的英文翻譯書或者其同名電影引進了台灣，就是那幾年在美國十分轟動的《冷血》(In Cold Blood)一書及其改編電影，描寫發生在1959年美國堪薩斯州的一件謀殺案：兩個落拓青年因為覬覦一家農戶傳說中的錢財而最終殘殺了一家四口人；作者卡波提鉅細靡遺地從兇手的成長、遭遇、環境與心理狀態來追蹤他們的犯罪過程。這部電影當年引起不小震撼，我已記不得故事細節，但兇手的冷血所令人不寒而慄的感覺至今仍存記憶深處。當時另外一種強烈感覺就是「困惑難解」──怎麼會有人如此沒有「人性」？那又是怎麼樣的一種社會啊？這種犯罪故事已遠遠超乎福爾摩斯探案所曾涵蓋的人類情境，超乎當時整天作夢的台灣十七、八歲青少年的理解能力，除了困惑，並不帶來任何知性之樂。
就在同一年代，隨著台灣出版的榮景，在歐洲已經風靡過許久的存在主義文學也引進台灣，如卡夫卡的《蛻變》、卡謬的《異鄉人》、貝克特的《等待果陀》等作品，述說人世間的疏離、異化與荒謬。而其中卡謬的《異鄉人》最令人產生有如《冷血》那樣的困惑──人可以只因現代社會的疏離而「無端」殺人？
在那物資生活漸漸豐裕的環境而那家族傳承仍舊有力的制約下，當年台灣的青年學生面對生命前景，或者投身聯考求取「功名」，或者立志寫詩、創作小說、以哲學為志業，或已立志創業，而也有人開始醞釀著反對當道的心志了。然而不管立什麼樣的「志」，也都在社會一般的鼓勵或至少理解的範圍之內。那是一個沒什麼疏離感的時代，有很多事令人覺得荒謬可笑，但生命本身是沒有荒謬感的，是充滿著可追求的美好東西的。
然而主要在傳達生命疏離感與荒謬感的《蛻變》、《異鄉人》與《等待果陀》這些作品，為何會在那個年代吸引那麼多台灣的知識青年呢？難道這些知識青年禀賦異常，可以越洋感知到遠在歐洲社會的人類情境？現在回想，那種感知一方面是一種知性的認識，另一方面又是一種追求，追求西方一切「進步」的東西，這已是現代化之後兩三代人以來所有「有志之士」的共同心志了，不是我們這些戰後新生代的新生事物。雖然我們的社會還在從傳統轉到現代的蛻變中，但知識分子顯然是可以超越時代與地域去感知的。
除了這種因追求的熱中而得以去知性地感知歐洲情境的因素外，存在主義在六十年代台灣的流行還有著另一種意義，即是它帶著對現實社會的叛逆因子。這或許也是西方現代性慢慢滲入我們社會的表徵，過去並不講一個男生的成長是要叛逆、「弒父」的，而今存在主義卻能作為我們叛逆過程的思想武器，然而也僅僅只能是思想武器，不能是對當下社會現實的人類處境的一種認識。於是「疏離與荒謬」變成我們所追求的一種「進步」，就像我們也被同一年代西方青年運動的「反文化」風潮所吸引。如今回想，恐怕不是因為這些主張或觀念的「普世性」，而是為了它們可以用來當作反抗傳統權威的思想武器的成分大些。
這些主義、理論、反文化的總總還只是藉由圖書而傳入台灣，主要作用於這些追求進步前衛的知識青年。然而好萊塢的電影以其絕佳的聲光效果，帶給觀眾一個模擬實境的身體感受，對一般人而言更是發揮極大的震懾與啟蒙效果。我還記得好萊塢警匪片中的場景，警車追逐罪犯時尖銳刺耳的警笛聲呼嘯而過，那種震耳欲聾的聲音雖然帶來生理上的不適，卻又讓你隱約感覺到某種文明進步。當時在台灣的都市，即使是最繁華的台北城，是聽不到那種警匪追逐時警笛鳴聲大作的，就是說還缺乏這種現代都會的文明之聲，多的倒是此起彼落警示行人的聒噪的汽車喇叭聲。那時計程車取代三輪車才不久，而私家車也才開始多起來，馬路上多的是開始要學習適應各種交通號誌的行人，以及滿街橫衝直撞的腳踏車，汽車駕駛確實必須隨時按喇叭，以示自己的路權。馬路上這些聒噪的汽車喇叭聲比起好萊塢影片裡那種震耳欲聾的警笛聲，確實很不夠「文明進步」的。
三、
一九七○年代中期我來到美國留學，落腳中西部汽車城底特律的一所州立大學，這家大學座落在市中心的幾個街區，是個沒有圍牆而有數條馬路貫穿的校園。我在附近的老民居租了房間，晚上入睡不久就被附近大馬路上呼嘯而過的警車刺耳的警笛聲驚醒，心想我終於來到了一個文明進步的國度。
我確實來到了一個經常會有警匪追逐的國度。作為風光了大半個世紀的美國汽車工業中心的底特律，到了一九七○年代已從高峰走向衰敗，路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日本小車。我沿著學校旁邊曾是底市最繁華的伍德華德大道走，在這大道上有著不少地標性建築，例如底特律美術館以及通用汽車公司總部，然而旁邊的商店櫥窗卻有不少釘上了夾板，中產階級搬到了郊區，市中心淪為貧民窟，無數失業青年在街頭流蕩，如此蕭條景象委實令人沮喪。然後老留學生還諄諄告誡我們新生，平常錢包裡要多放點一元美鈔，當晚上遇到搶匪時乖乖交出整疊的一元美鈔，以免損失太大。這是因為美鈔不管幣值都長得一樣大小，搶匪黑暗中看不清楚，只要摸到厚厚一疊，當會滿意離開。街頭犯罪在這大學所在的市中心確實經常發生，在國際學生辦公室的新生導引會，我們還被叮嚀說你站在校園任何一個角落，一定可以看到距離不遠的某處亮著一盞藍燈，那就是緊急按鈕所在，直通警衛室。對於來自基本沒有貧民窟、少有街頭犯罪的彼時台灣，美國都市生活真是令人神經緊繃，但不久也就習慣了，甚至不太被入夜之後的警笛聲吵醒。
然而習慣了這種現代都會文明之聲後，卻又被另一種文明現象所震懾，就是比數年前那部《冷血》電影更令人困惑的「無端殺人事件」──一個人沒有直接原因地去殺害陌生人。這種事似乎每年總會發生幾次，而且都是動用槍械，甚至自動連發步槍，每次總是死傷慘重。幾十年來對於這種事，美國社會的反應已經行禮如儀，只在爭議著槍械管制的問題。在美國的那些年每次發生這種事，我總想著，還好台灣社會不是這樣。
我記得來美國後在電視新聞上第一次看到這種事發生在南方某個城市，有個人拿著一把配有瞄準鏡頭的步槍，爬到屋頂上瞄準路人射擊。這種事引起的驚恐還算短暫，事情過了，生活又恢復常態。但美國有另一種「無端殺人事件」卻會引發長期驚恐，就是叫做serial killer（連環殺手）的恐怖殺人行為，凶手每隔一陣就去殺害一個陌生人。我到美國的第二年1976年，紐約出現了這麼一個連環殺手，自稱Son of Sam，一再犯案，隨意殺人，鬧的全國沸騰，紐約地區驚恐萬分，屢上報紙頭條，也讓我看的目瞪口呆。這傢伙整整鬧了一年，殺人無數，才被捕獲。這種有如電影《沈默的羔羊》所描述的連環殺人案雖不如暴衝型的無端殺人事件多，但不時總會發生。而我每次也會想著，還好這些不會發生在台灣。
四、
一九八○年代中，我出國後第一次回台探親，搭上計程車穿越幾乎不認得的台北城，出去不到十年，高樓大廈多了不少，新闢了多條大馬路，滿街的汽車。然而讓我頗為驚訝的是聒噪的汽車喇叭聲幾乎消失了，很少聽到，雖然汽車是更多了，而且還到處塞車，但是汽車駕駛竟不再老用喇叭聲來宣示自己的存在了，頓時也給了我一種趕上現代文明的慰藉感。然後也聽到了警車鳴著警笛呼嘯而過（當然也混著急救車稍微緩和的鳴聲），雖然刺耳，卻一樣給人追上現代文明的感覺，免不了令人有點興奮。
多少年來，這些西方現代文明的一點一滴，我們努力學習，一一配置，我們學會了開車不「亂按」喇叭，也學會了走路碰到或可能碰到別人時要馬上說「對不起」，就像美國人一天到晚掛在嘴上的”excuse me”。回到台南老家，發現不少鄰居也學會了保護「隱私」，白天也把大門關上，即使有人在家。
不僅如此，比起七、八十年代的學生「活動」，如今我們也有了一場「貨真價實」的西方式學運，我們的學生終於像六十年代西方或日本的大學生那樣去佔領公權力機構，包括新學到的「非暴力」方式。這幾十年來，我們一點一滴真的學到了很多，然而弔詭的是同時我們也有了西方式的暴力犯罪事件了。我從年輕時一直慶幸著台灣不會有如歐美先進國家那樣的無端殺人事件，終於也發生了，「北捷殺人事件」或許就是個歷史轉捩點。
我們年輕時候「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把一知半解而無真實感覺的「疏離、異化、荒謬」等觀念，拿來當武器揮舞一番，如今我們的年輕人或許真的感觸到那種人類處境了。若真如此，卡謬的「異鄉人」情境就不會再是個虛擬的東西，而已成為社會實境的一部份，那台灣社會恐怕從此不一樣了。而我們雖然還在遺憾沒有本土偵探小說，然隨著台灣社會漸漸趕上現代文明，或許不久我們哪天各方條件成熟也會產生這麼一類本土傑作。但是也有可能屆時卻沒有作者來創作這類抽絲剝繭、深具知性之樂的文學了，因為習於即時互動、好惡立判、情緒及時滿足的網路世代，很可能已經不會被這類小說所吸引，也無所謂遺憾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