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運動到底是誰的運動？……說到底，這個運動是超越省籍意識的，那兩年的台大學運不論在國家層次、政治層次，還是社會層次，也都是超越省籍意識的。進一步說，那時較積極的學生是比較沒有省籍情結的。說真的，那時的台灣還是個比較純真而渾沌的年代，絕大部分積極的行動者既不會因省籍心存芥蒂而影響行動，也不是為了走上政治之路而參與。
1971年春天發生在台灣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四十多年之後在一般媒體上還是充滿著不少迷思，這裡想澄清的是其中與省籍有關的一個。
解嚴之前，保釣運動這件事在台灣的媒體上有如石沈大海，即使黨外民主運動已經鬧的轟轟烈烈，也是很少被提起的。這主要有兩個因素，其中一個是這個運動導致1973~1974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其中牽涉到左翼師生被鎮壓的事；另外一個則是北美洲留學生規模更大的保釣運動最後轉化為中國統一運動，更是成了當時台灣媒體的禁忌了。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的各個政治勢力已經基本形成，各方勢力在處理保釣運動時，總是帶著各自的立場，也就不免將這影響深遠的事件披上層層面紗，直到今天。
多年來在這些迷思中，很普遍的一種說法是將台灣的保釣運動說成是政府主導的或學校教官安排的，希望如此就能將其一筆勾消。這種犬儒心態不值一哂。還有一種說法則是承認運動的理想性，以及參與學生的自主性與積極性，卻又將這運動說成主要是外省籍學生參與的。例如最近在網路上的一篇文章〈大學榜單曝光: 蔡英文 陳建仁
林全的青春時代〉（李禎祥，民報專欄，2016-5-22），也難免於這個問題。這篇回顧五二○後新上任執政團隊在當年大學時代活動的文章，談到保釣運動時也有這種省籍觀點，遂引發我寫這篇短文來補充並澄清這個省籍迷思。
李禎祥先生這篇短文對新執政團隊的這三位領導人的大學出身及其背景，做了頗詳細的考察，還挖掘出當年的大學放榜名單，來分析他們從那時候開始的人際網路與出路，這個認真精神令人欽佩。這三位新領導人，如同前面幾屆國家領導人，都是在一九六○年代尾到七○年代上半讀大學的，也就是在保釣運動及其後續效應發生的年月度過了大學生活，李先生在這篇文章談到保釣運動，有如下一段話：
1970年，陳建仁大二時，發生保釣運動。大學生受保釣影響，開始有所行動，但這些行動因省籍而有微妙差異。基本上，示威抗議者以外省籍學生為主，這些外省第二代仍懷抱大中國的思想或「鄉愁」，對「領土」爭議比較敏感。本省籍學生缺乏這種「鄉愁」，但更反省大學生的社會責任，而且認為實踐社會責任的地方就是台灣。例如陳建仁就在大三（1971）組成「百萬小時服務軍」，號召同學到城鄉各地從事社會服務。這是保釣運動的研究中，比較被忽略的面向。
這段話除了一些時間上的小錯誤，如台大保釣運動發生在1971年，而「百萬小時的奉獻」則發生在1973年寒假之外，主要的問題是這段以省籍的角度來描述當年台灣大學生的行動差異，並沒能掌握到當時學生的心態與理念。身為當年參與者，我的認知是不一樣的，首先保釣運動並不是「以外省籍學生為主」，再則本省籍學生也沒有「更反省社會責任」。簡單說，保釣運動與社會關懷這兩件事，對當時參與的學生而言既不是對立的，也不能以省籍來二分。底下就來談談當年的行動者較為接近真相的情境。
一九七○年代的第一次保釣運動，不論在北美洲還是在台灣，真正行動的時間都不長。台灣尤其短促，從1971年4月12日第一張大字報在校園貼出，接著成立保釣會，再到6月17日到美日使館示威抗議，之後就基本沒有太多活動了，前後就兩個多月。而北美的保釣運動從1970年12月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集會醞釀，經過1971年1月到4月在各個地方，尤其是首都華盛頓的集會遊行，最後9月在密西根州安娜堡的國事大會後轉成中國統一運動，純粹的保釣運動也就基本結束，前後不到一年。當然在這之後不論在海外還是台灣，保釣的動力都持續發威，但已轉化成各種不同的運動了。這個認識很重要，我們今天提到保釣運動，必須涵蓋其後續的部份，尤其是台灣的這一支。
1971年在台灣大學發起保釣運動的學生，除了僑生社團外，主要就是以本地生為主的大學論壇社，而當運動起來之後，幾乎所有的校園社團都參與進來了。台大保釣會就是由全校社團開會組織而成的，其中最積極的還有法學院學生代表會（法代會）與大學新聞社。可以說當時台大的保釣運動，除僑生社團外，就一般社團而言就是大學論壇社、法代會與大學新聞社積極推動的。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社團學生頭頭的籍貫：當時大學論壇社社長錢永祥是外省籍，總編輯蘇元良是台南人，其他成員有不少如同筆者也是本省人；法代會主席洪三雄是彰化人，秘書長陳玲玉是台中長大的本省人；大學新聞社社長是台北人張晉城，總編輯是宜蘭長大的本省人林聖芬。單從這名單就可看出台大保釣運動「以外省籍學生為主」這說法的錯誤了。其實當時倒是有一些外省籍學生因為與黨國關係比較接近，反而在這個運動上躊躇不前，例如學生代聯會主席李大維。
6月17日的遊行示威有一張美國大使館前的抗議照片，很象徵性地呈現台大保釣運動的學生組成。當時在美使館前宣讀並進入使館遞交抗議書的三位同學是僑生李東原、外省籍的張台雄以及本省籍的洪三雄，而電機系的張台雄還是因為被推上保釣會主任委員的位置而出面的。在那個年代的台大校園，省籍意識即使有，也沒能成為學生參加保釣運動的影響因素。
再說到北美洲規模更大的保釣運動，更不乏參與其中的本省籍留學生，這裡因篇幅所限，只舉其中影響深遠的兩位。其中一位是年初剛過世的宜蘭長大的本省籍林孝信（林聖芬之兄），1970年底他在美國利用所創辦的《科學月刊》通信網，向全北美洲的大學校園台港留學生圈傳遞了保衛釣魚台的信息，帶動了整個運動的興起。林孝信具有奮戰不懈的精神，直到臨終還念念不忘他近年來推動的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另一位是台灣名畫家郭雪湖的兒子郭松棻，他與其弟郭松年都投入北美洲的保釣運動，並在運動方向上起了關鍵作用。他不僅與劉大任發行火力十足的《戰報》，並且在安娜堡國事會議的轉向上有著極大的影響。
以上所提，尤其是台大學生的例子，應該足以破除保釣的這個省籍迷思吧。接下我們來談學生對領土與社會的不同關懷這問題。
如前所述，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實際上時間並不長，但重要的是它的後續動能。保釣運動就其名稱而言看似屬於國家層次的、保衛領土的愛國運動。但實質上它也牽涉到台灣漁民的捕魚權，就像今天的冲之鳥礁問題。當年釣魚台問題一出現，台灣漁民在釣魚台海域的捕魚權也跟著出問題，琉球警方開始驅逐台灣漁民，這個消息也激起保釣學生的憤慨。如此釣魚台問題就不再只是國家層次的領土問題，台灣漁民的生計也進到了學生的關懷視野裡，就是說社會民生問題進到大學象牙塔裡了。這才是當年短命的保釣運動所起的微妙作用。
保釣運動是個引子，是根導火線，將關在大學象牙塔裡的學生引爆了，讓他們打破大學圍牆的藩籬，去關心不只國家民族，還有政治制度與社會民生。在保釣運動之後那兩年的台大校園，學生社團與刊物蜂擁而出，是自1949年四六事件二十多年之後的新一波學生運動。當學生破繭而出之後，所關心的事物是全面的，並不區分國家民族與社會民生。保釣運動捲入了大半的學生社團，而其參與者也不會單屬某個社團。這裡先來談一下慈幼會，慈幼會在釣魚台問題浮現而保釣運動正在醞釀的1970年10月成立，我引一段十多年前的舊文來說明它成立時的情境：
這個以服務孤兒院為宗旨的社團是由化學系的江炯聰與歷史系的林聖芬推動出來的。他們兩人原本都在大學新聞社活動，在慈幼會十月正式啟動之前，《大學新聞》還以社論〈愛的呼喚〉給以全力支持。這個社團顧名思義是進行社會慈善服務，卻有著走出校園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的另一種意義。他們不談政治，卻深具活動能力，集結了校園不少社團如大學新聞社、登山社、晨曦社、校園團契等的支持，於是又有著跨社團活動的意義，不稱「社」而稱「會」。江炯聰在報導慈幼會成立的緣由時提到，為了不流於只是「間歇性的施捨」，為了能有「集中而長久的關照」，「先有組織的成立，而後有行動的展開，是一條值得嘗試的途徑」（《大學新聞》第317期，民國59年10月5日），充分理解到組織對行動的重要性，這個面向影響此後台大學生活動的方向至鉅。（引自拙作《青春之歌》第62頁）
慈幼會的幾個領導者不只是基於對孤兒的愛心，還懷抱著衝破大學圍籬、關心社會民生的動機。幾位前後任總幹事也都不是單純想辦慈善事業，江炯聰交給前大學新聞總編輯林聖芬，林聖芬又交給前大學論壇總編輯蘇元良，蘇元良後來又當選畢業生聯誼會主席。其中江炯聰在保釣之後的台大學生運動上還曾起過一個重大作用，保釣之後的那年暑假，他召集了所有參與保釣、關心國家大事的社團人馬開過幾次會議，為國家前途尋找出路。最後決定推出人馬參加新學年學生代表會主席的選舉，換言之就是共同推出了一個「黨外」候選人，來打開校園新局面。而這個黨外候選人醫科生王復蘇也不負眾望打敗了對手。
王復蘇在1971年秋天當選學生代聯會主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組織「社會服務團」（原稱社會服務軍），號召同學上山下鄉，到全台各地的窮鄉僻壤去進行社會調查與服務。當時學生是有自知之明的，從來就不瞭解社會現實，談何服務，所以最後能做的就是調查，但卻是學生關心社會的第一步。我想陳建仁大三時參與的可能就是這個團隊。這個社會服務團到了下一屆學生代聯會主席謝復生時還繼續推動，但換了名稱叫做「百萬小時的奉獻」。這個慈幼會與社會服務的風潮並不限於台大，也在好多學校發生，並且延續多年，成了不少一九七○年代大學生的青春記憶。
這裡我想說的是，參加慈幼會或社會服務團的學生，或許有不少只是懷抱愛心（這應該是大多數），但主事者卻都是關心國家民族層次的有心學生，像江炯聰、林聖芬、蘇元良、王復蘇、謝復生等人，對大家而言對上層國家與底層社會的關心是不衝突的。真正會有心理差別的應該在於是否膽敢碰觸禁忌，那時有不少同學的家裡還會勸誡說要好好讀書，不要碰政治。若你不想只是好好讀書，也不想碰政治的話，那這些服務性社團正是好去處，而其所吸引到的學生就無所謂本省外省了，我印象中不少外省女同學都參加了這類社團。但對於上面提到的這些帶頭人物，這些戰後新生代的初生之犢，就比較沒有禁忌了，既要利用服務性社團之名來跨出校園，也要直接去干涉國家大事，也就有了江炯聰在保釣之後很有膽識地進行跨社團的「黨外」聯盟，以及外省籍的王復蘇去競選代聯會主席，並以此位置發起了社會服務團。
這個關懷社會的動力是保釣運動所激發出來的，而保釣激發出來的不只關懷社會，那兩年聲勢更大的是爭取政治層次上的自由民主。從校園的言論自由開始，一直到主張國會全面改選。這一波校園民主運動是由保釣學生洪三雄及其法代會帶頭開始，並在兩位哲學系老師陳鼓應與王曉波的公開而大力的支援下展開的。這條爭取民主的動力從校園民主，到國會改選，最後到學生設法介入國會選舉──就是在1972年底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時，由畢聯會發起的「學生監票員」活動，打出來的口號就叫「擁抱斯土斯民」。參加這條關心政治體制路線的學生，既不分本省外省，也主要在保釣學生的帶頭下發生的。
總的說，當時的參與者對於國家層次的保釣運動、政治層次的民主抗爭以及社會層次的弱勢關懷這三個方面，是全面思考、交叉進行、互相支援的。確實在某些學生心裡難免有省籍情結，但在這些運動裡基本不起作用。以王曉波為例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這點。他作為保釣運動的點火者的時候，還是哲學系研究生。下一學年畢業後他被聘為哲學系講師，就大力支持洪三雄的校園民主抗爭。就在同時，台灣因急速工業化而屢屢發生工礦災變，1971年底的七星礦災發生後，他馬上寫了一篇〈為礦工請命〉的文章；隔年飛歌公司工殤事件發生後，他也在《大學雜誌》上帶頭為勞動者大聲疾呼。這是當時知識分子關心勞動者的先聲，也具體顯現了當時大半參與者的心境，保釣運動、民主抗爭與社會關懷是三而一、一而三的，既不分省籍，也不分關懷畛域，是企圖走出大學象牙塔的全面覺醒。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這一波台大校園學運結束於「民族主義論戰」所引發的台大哲學系事件。這個論戰發生在1972年底到1973年初，因為各派學生對民族與帝國的理念及相關世界觀有所差異，而引發保釣派學生被國民黨、自由派與隱性台獨派（當時還不能公開論述）三派學生聯合起來圍剿。當時參加論戰的保釣派學生大半是本省籍，一個來自台南、一個來自高雄、一個來自屏東、一個來自中壢，再一個桃園客家人，而只有一個外省人。接著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也是對保釣運動的清算，其中被捕或被約談的七個學生中有四個是本省籍。
所以說，保釣運動到底是誰的運動？綜合上述，我們確實得不出它是「以外省籍學生為主」的論斷。說到底，這個運動是超越省籍意識的，那兩年的台大學運不論在國家層次、政治層次，還是社會層次，都是超越省籍意識的。進一步說，那時較積極的學生是比較沒有省籍情結的。說真的，那時的台灣還是個比較純真而渾沌的年代，絕大部分積極的行動者既不會因省籍心存芥蒂而影響行動，也不是為了走上政治之路而參與。因此這些人後來沒有一個走上從政之路，而其中有些人如江炯聰等，還在出國的關卡上碰到或多或少的麻煩。當時流傳校園的顧憲成格言：「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相當能夠反映出當時學生參與者的單純心思。
遺憾的是這份純真並沒能維持下去。民族主義論戰不僅導致當局對台大哲學系的鎮壓，也破壞了那年代學生的這份純真性。而隨著局勢的激烈變化，校園也就逐漸失去這份難得的純真。之後以族群問題為主導的運動興起，攻城掠地，取得主流地位，並以此來重寫歷史，那真相就被披上重重的面紗了。
歷史真相這東西雖然不可能完全揭露，但只要我們抱著戒慎恐懼之心，不被時代的各種流行意識所掌控，那真相應該可以多面觸知而接近。筆者如此絮絮叨叨說了這麼多舊時人事的細節，無非想找回歷史的一點真相。很多台灣的年輕一輩出生較晚，沒親歷那個純真年代，或許較難知覺時代變化的微妙之處，謹以此與李先生及大家共勉。
對那個年代台大學生運動的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這兩本書：
一、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年代台大學生運動》，1993年，自立晚報社。
二、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2001年，聯經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