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為《葉榮鐘選集 政經卷》一書第一輯「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所寫的序（人間，2015年12月）。
葉榮鐘先生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書在1972年出版時是劃時代的經典，後來在葉先生身後的2000年，因較無戒嚴禁忌而出版的完整版中也加了前輩戴國煇教授的序文。這次葉芸芸女士為其尊翁所編的選集中選入這部經典的重點章節，而我做為晚輩與追隨者，實不敢承擔為這部分寫序的任務，然而葉女士盛情叮囑，我只能戮力以赴了。
葉榮鐘先生以其一生心血澆灌的這本書，其意義已在前述戴教授的序文裡充分呈現，如今我主要想補充兩點：
首先，這本書在一九七○年代初出版時，對於那個年代台灣知識青年的意義何在？尤其那正是台灣抗日民族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再次發生之時。
再則，如今四十多年之後，這本書以選集的形式出版，對於當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有何新的時代意義？
一
對於台灣的戰後新生代，一九六○年代充滿著文藝復興的氣氛。那是個開始鬆綁而充滿著矛盾的年代，尤其是對心智早熟而正處於成長叛逆期的文藝青少年，一方面五花八門的出版物突然大量湧現，包括各種世界名著的譯本與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大量著作，另一方面卻又苦於聯考的壓力以及學校管教的刻板。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不僅認識到諸多西方大哲，也接觸到流落台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雷震、胡適、殷海光等人及其後起之秀如李敖們，關於個人與國家、自由與集權的整套西方啟蒙思想。
對大多數戰後台灣子弟而言，一九六○年代確實是個大啟蒙時代，從那些蜂擁而出的圖書刊物接觸到的新知，是不大可能從家族長輩傳遞下來的，而且你學到的無數的新知也不容易與他們分享與溝通。從知識與歷史的傳承上來說，這裡有個斷層，有條裂縫。我雖然一朝醒來眼界大開，而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華繽紛，但對我自身之所從出，家族的來歷，周圍環境的形成與變遷，不僅所知甚少，也不大能從父執輩中得知。如今回想，恐怕他們對自身的知識也不甚了了，而不只是因為世代特質的沈默寡言。這是牽涉到上百年來兩、三個世代之間的斷裂，在他們的知識系統裡欠缺了自我認識這個關鍵環節，而這個殘缺與斷裂從日據時代之初，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對我父母親這一輩人從上而下施行現代化教育之時就造成了。
我父親是屬於從小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乙未新生代」，不像林獻堂、蔣渭水、葉榮鐘等兄長輩還上過傳統漢文書房。他們是全面接受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灣人，這讓他們自覺優越於我祖父那代前清遺老。然而這卻是他們精神失落的主因，因為他們就此開始以日語作為媒介去掌握排山倒海而來的現代化事物，而失去了母語的書寫與論述能力。失去母語的這個能力其實就是失去了台灣閩南語這個發展了將近二千年的漢語傳承，於是我父親這輩人也就跟著失去由這個母語所承載的幾千年的歷史。不僅如此，他們也跟著失去了記錄書寫自身事物的能力，失去了運用母語來自我認識的能力。他們新學得的日語基本上不是用來記錄自身與認識自我的，而是用來在現代化的階梯上向上攀登，用來向外、向上追求的，而這個「上」即是當時豎起現代標竿並統治他們的日本，以及後來的美國。
無怪乎在那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中，留下來對於本土自身記錄的大半是日語文本，而基本上也是由日本人來寫，除了連橫的台灣通史與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以及少數報刊上有限的漢文版等例外。這些留下來的日語文本，至今仍被我們奉為對那個時代自我理解的知識圭臬，如伊能嘉矩的台灣民情踏查、鹿野忠雄的台灣博物學紀錄、矢內原忠雄對帝國主義下台灣經濟的考察等等。甚至對台灣當年的抗日、文化、與社會運動也得大量依賴遺留下來的日文官方紀錄，如《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光復之後，日語地位不再，而閩南母語又講不好，父親這代人遂成了「失語的一代」。這群失語世代無能書寫論述，甚至難以將自身的經歷口耳相傳，遑論對自身環境的認識了。而學校教育因為背負著灌輸反共信念的政治任務，也無能於彌補這種缺乏自我認識的知識體系上的缺失。我遂在這麼一種環境下成長，在課堂內外我認識到多少個西方大哲，捧讀過多少本西方文史哲名著，重溫過多少五四風華，覺得外頭的、上面的世界是多麼的精彩浩瀚，但心中還是有著那麼一個自我認識上的缺憾。
我於是帶著這樣的一個欠缺，在一九六○年代末來到台北讀大學。而台北比起台南更是一個向上看、往外看，憧憬著「美麗新世界」的城市。我開始結交台北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卻牽扯進保釣運動去關注一個從未聽聞的宜蘭縣小島，還跟著校園裡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頭頭搖旗吶喊，又為了民族主義的是非糾眾與人在學生報刊上吵了一架。最後觸動到國家機器的敏感神經，引發台大哲學系事件，周遭幾位師長同學被當局拘押審訊，哲學系也遭到當局的嚴厲整肅。如此在一九七○年代初期鬧鬧嚷嚷了兩三年，好似為了六十年代所憧憬的那個「美麗新世界」進行了一場義無反顧的一搏。
這整個過程確實是一群青年學生在思想上受到六十年代所澆灌出的種種美麗憧憬所吸引之後，轉而進行的一次行動的實驗，然而卻也充滿著向下的、內省的、關照自身的契機與線索。保釣運動雖是一場愛鄉愛國的運動，但是做為保衛宜蘭縣屬島釣魚台的一場運動，卻又把大家拉回台灣漁民的現實層面；對於西方標竿的民主自由的追求，也落實到具體的學生自治與審稿問題。在這個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上下拉扯中，在保釣運動前後那段從鬱悶到亢奮，再回到沈寂的時光中，我遂與屬於自身來歷的知識有了幾次邂逅。
大約是在保釣運動醞釀之時，運動發動者之一的學長錢永祥與我談起台灣過去種種，他提到蔣渭水，卻看我一臉困惑，就調侃說「你這個台灣人竟然不知道蔣渭水」！從他那裡我第一次聽到台灣人在日據時期抗日啟蒙運動的事蹟，雖然他在這方面的所知有限，但對我已足以當頭棒喝了。原來台灣自身也有如此悲壯的抗日英雄，這是我在成長過程的各種環境，不論是學校、鄰里還是家庭裡，所不曾聽聞的。
1971年的保釣運動引發了台灣戰後新生代想去認識在地歷史以及父祖輩的生命軌跡。就在這個上下求索中，我藉著在東海大學讀書的好友林載爵，認識了當時在大肚山上開墾一爿花園，還不為外人所知的日據時期抗日作家楊逵，並且讀到他的成名作〈送報伕〉──胡風翻譯的中文版，才知道日據時期台灣抗日運動中左翼的存在。
然後就在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的衝擊下，台灣的政治也有了鬆綁的跡象。國府在1972年底舉行第一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這一次黨外出來競選台北市立法委員的，便是萬華出身、在台北市議會接替黃信介、初露頭角的年輕市議員康寧祥。競選期間的一個晚上，康寧祥將他的宣傳車開到台大校門口來發表競選演說，吸引無數民眾。雖然台下的群眾裡頭台大學生並不多，他還是以針對台大學生的口吻開口就說：「我今天真歡喜可以站在台灣大學的校門口跟大家講話，這是我們國家的最高學府，各位是我們國家最優秀的人才。」然後伸手一揮指向台大校園，繼續說：「但是各位要知道，這個大學原來叫做台北帝國大學，它原本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要剝削台灣人民，為了要侵略東南亞，而設立的大學。它原本是一個為統治者與侵略者服務的大學。」
從這個校門口走進去，就是當年台北帝大設立時就闢建的「椰林大道」，其所栽植的高聳的大王椰原產於中美洲，正是為了要裝飾出一個南洋的熱帶風貌，象徵著台北帝大一開始就是為日本帝國的南進服務。也因此台北帝大的主要招生對象是全日本的學生，而非台灣子弟。康寧祥的這個扣人心弦的開場白，將台灣大學的位置拉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來檢視，這樣的視野在一九七○年代之初的台灣可說相當令人震撼。我們在台下聽了他的這種宣示與召喚更是為之動容，但卻納悶於這種深具民族立場與左翼視野的話，為何會出自一個草根民主鬥士之口。
最後就在保釣運動消沈與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之後的1973年春天，牽涉到這整個過程的哲學系學長王曉波，也因那國家機器橫刀阻斷我們追求美麗新世界之路，而陷入悲切寂寥。我多次造訪他新店居所，兩人落寞地以老米酒斟滿碗公對飲，灌到愁腸滿肚就天南地北聊了起來。有一次他就指著新店山區說道：那個時候那山上還有人在升紅旗打游擊呢！他指的即是深坑新店山區的鹿窟事件。接著就向我提起在日據到國府遷台這段時期台灣左翼分子反帝抗日的一些事跡。
以上提到的這些都是保釣運動前後，我們在五四傳承之外，能夠聽到的一些在地的抗日歷史與人物。然而不管來自王曉波還是楊逵，我們所得知的只是一些片段，因為畢竟王曉波在那時還所知有限，而楊逵則不欲多言。這裡如此不厭其詳地描述當年保釣分子與台灣抗日歷史邂逅的故事，所要指出的就是當年這些所謂的進步青年對台灣抗日歷史的無知，也顯示整個社會對自身歷史知識的欠缺。
我們對日據時期抗日運動的無知狀況，直到一本書的出現才得以彌補，就是葉榮鐘先生的《台灣民族運動史》，這本關於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漢民族非武裝抗日歷史。
葉榮鐘先生這本書的適時出現也真是不可思議，它原來竟是在1971年4月保釣運動爆發的同時，先在《自立晚報》以《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為名開始連載的，直到隔年元月刊完。然後在1972年11月，正是台大「民族主義論戰」醞釀之時，這個連載集結成書，並更名為《台灣民族運動史》出版，可真是送給保釣運動的一份禮物。
然而當1971年春天這本書開始連載時，並未引起保釣學生的注意，我是要到兩年後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周遭多位師長同學被當局拘押審訊，原來追求的美麗新世界一時被無情摧毀的驚慌落寞時刻，才讀到這本書。當時雖將此書匆匆讀過，但對日據時期前輩的奮鬥就有了基本的理解，稍解我那時對自身歷史知識上的飢渴。
葉榮鐘先生宣稱這本書只涵蓋「由小資產階級與知識階級領導」的漢民族抗日運動，而不包含左翼的抗日階級運動。這主要因為作者參與的是非左翼的那一支，而且在那個戒嚴年代，左翼運動還是書寫上的禁忌。雖然如此，這本書卻也提供了不少台灣當年左翼活動的信息。因為在當時抗日民族運動的大旗下，左右兩翼在很多方面是糾結在一起的，何況很多左翼還是從原來這條民族運動的道路上分歧而出的，所以當你知道了民族運動的主要一面，也大概知道整個運動的全面。
這本書雖然在左翼活動的敘述上有所不足，但也讓我們原來片片斷斷、點點滴滴聽到的，像林獻堂、蔡惠如、蔣渭水、連溫卿、謝雪紅、簡吉等台灣抗日歷史人物躍然紙上。讓我們能將楊逵的《送報伕》連上抗日農民運動，將康寧祥那次競選演說的視野接上了連溫卿──黃信介的舅舅。
這本書不僅讓我們有了日據時期的歷史整體觀，更重要的，也讓保釣運動到哲學系事件的這一波反抗與鎮壓，能夠接合上這個藕斷絲連的本土抗日民族運動的傳承。可以說，這個連結讓我們不再感到那麼孤獨，而有了心安理得的歷史感。就此而言，這本書在當時真是為保釣運動所開啟的再一次的民族運動，提供了豐沛的精神支持。
二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與領導者林獻堂有密切關係」，這是葉榮鐘先生在此書話說從頭的第一句話。而全書第一章第一節講述的，即是林獻堂在乙未割台十二年之後的1907年，如何在日本追尋流亡中的梁啟超，受其啟發而矢志台灣的近代民族抗日志業。這段歷史選入了這選集部分的第一篇。
受到梁任公啟發與影響的林獻堂，在台灣漢族傳統武力抗爭尚在進行的二十世紀初期，啟動了以現代形式來進行抗日的民族運動。就在漢人最後一次傳統武裝鬥爭噍吧哖事件發生的1915年，林獻堂領頭爭取的第一所給台灣子弟就讀的中學──台中中學校──成立了。幾年後，爭取設立能與台灣總督府抗衡的台灣議會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於1920年底在東京的台籍留學生聚會上，經由他的參與並大力支持之下啟動了。接著1921年為台灣人進行現代啟蒙的台灣文化協會、1923年作為台灣人喉舌的《台灣民報》、1927年第一個台灣人合法公開的政治結社「台灣民眾黨」，以及1930年的「台灣地方自治同盟」等一系列抗爭行動，都在以他為實質或精神領袖以及提供重要財務支援的條件下一一演進發展。日據時期發生在台灣的這一脈重要的現代抗日運動的整個過程，就在葉榮鐘先生以他親身參與的經歷，加上廣泛收集的材料，娓娓道來，鉅細靡遺，不少場景經他描述而歷歷在目。
這一系列前後相扣的抗日民族運動即是作者在書的〈凡例〉宣稱的：這本書只涵蓋「由小資產階級與知識階級領導」的漢民族抗日運動，而不包含左翼的抗日階級運動。雖然如此，我們讀者隨著作者精細描述的運動的曲折進展，也讀到各個階段左翼的岐出。例如，1927年連溫卿聯合左翼青年奪取了文化協會的領導權，因而促成林獻堂與蔣渭水等人另外組織了民眾黨；又如從1929年開始，蔣渭水等人在民眾黨裡採取國民黨左翼的反帝勞工抗爭路線，於是林獻堂與蔡培火等人又退出另組台灣地方自治同盟。
這個抗爭路線的左右之分是全世界落後地區反抗現代殖民主義的共同現象，而台灣的這些左右分歧更是反映了中國大陸當時現代化路線的分歧，從早期梁啟超與孫中山的分歧，再到北伐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分歧。林獻堂與梁啟超的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從中國傳統教育出身，對於中國本然的精神有個終生不離的執著。乙未割台之後的第一批抗日志士也都具有林獻堂所受過傳統漢文教育的文化教養，也大半都跟著他走。其中有此文化教養的蔣渭水，則又有了現代西方醫學的訓練，而他的抗爭之路竟然與孫中山的幾乎是亦步亦趨的相像，他確實以孫中山思想的信徒自許。雖然台灣共產黨在1928年才正式組成，但在這之前，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思想已經在接受日本現代教育的乙未新生代身上產生不小影響。幫助連溫卿取得文協領導權的主要來自這批新生代，而後這批左翼新生代就幾乎全部歸入台共/中共的領導了。
如此我們可以看到，日據時期的台灣抗日運動主要有著三條路線：首先是受到梁啟超啟發、有著傳統文化修養、較為溫柔敦厚的林獻堂路線；再來是受到孫中山影響、帶著強烈國民黨廣州革命政府時期氣質的、傳統與現代教養混合而中間偏左的蔣渭水路線；最後就是後起之秀、信仰馬列主義、以新起的蘇聯為師、以階級鬥爭為主要抗爭手段的台共路線。
日據時期台灣抗日運動雖說有這三條路線的分歧，各有其政治信念與思想理據，但是就因為都是屬於被殖民的落後地區的反對運動，就必須面對一個共同的基本問題，就是抵抗現代帝國主義侵凌的民族解放問題，這是不管採取哪種路線，全世界落後地區在現代化道路上共同的基本問題。所以說這三條路線並非絕然分歧與對立，反而因為立足於這個共同的出發點，在現實的歷史處境中就有很多人事、行動與理念的揉雜。
就台灣而言，林獻堂和蔣渭水無論有何分歧，都很清楚地站在民族立場參與這些抗爭活動。即使採取階級路線的運動如農民組合，其鬥爭目標主要還是日人控制或有關的大資本，如製糖會社。換言之，反帝鬥爭中的階級性也是帶有民族性的，因為那時台灣連民族資產階級都極為薄弱。這個左翼運動所講的民族解放，與林獻堂等人所提的民族運動是同一個主軸，即是葉榮鐘先生在本書〈凡例〉所言「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殆無議論餘地」。
日據時代抗日運動的這三條路線前仆後繼、左右爭輝，林獻堂的梁啟超路線看似成就不多，然而蔣渭水的孫中山路線和台共/中共的階級鬥爭路線也迭遭挫折，在一九三○年代日本帝國走上軍國主義，發動最後的侵略戰爭時被全盤鎮壓。抗日志士或者犧牲、或者入獄、或者噤聲、或者逃亡大陸，以致於光復之後各個路線幾乎都得重新出發。從這樣的成效來看，林獻堂的路線不見的比其他路線失敗，而且若從光復後的亂象與後果來看，恐怕他的路線可能更有能力應付二二八事變的亂局。二二八雖然不是當今台灣/兩岸問題的原點，但由於處理不當，如今卻成為台灣/兩岸問題的心理糾結。
乙未割台之後，中國大陸走過了梁啟超的道路，走過了孫中山的道路，最後由馬列主義的路線勝出，從這個結果看，是達到了中國民族解放的目標。但是由於台灣的問題，卻使得這個成果殘缺不全，嚴格說尚未完成這個目標，台灣/兩岸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尚未解決的民族解放問題。
從較長遠的歷史來看，百年來的各種路線似乎各有其適應與不適應時代環境之處，可謂各擅勝場。而自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世界局勢大變以來，以百年前的蘇聯為師的馬列路線如今不再。而當孫中山的與馬列的路線都沒能完全解決兩岸問題，而時代又再次進入巨變之交，或許曾經被棄置一旁的梁啟超路線及其追隨者的思想、人格與精神底蘊，可以為我們尋找另一種解法提供參考，來完成中國民族解放的最後一役。或許這是在乙未割台120週年之際出版葉榮鐘先生的選集，對我們，尤其是對四顧茫然、自覺沒有出路的當下台灣青年，最重大的意義。
三
葉榮鐘先生在這本書的1972年原序裡寫到：
在這悠悠半世紀之間，台灣同胞做為祖國替罪的羔羊，受盡異族的欺凌壓迫，殘暴蹂躪。但是台灣同胞處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下，不但未曾一日忘懷祖國，且能以孤臣孽子之心情，苦心孤詣，維持固有文化於不墜。緣此一旦光復，台胞纔能夠衣冠不改，語言如故，以漢民族本來面目，投向祖國懷抱。
這是葉榮鐘先生在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接續發生的一九七○年代初，所精彩追述的林獻堂這條路線抗日志士的祖國情懷。然而國民黨卻一直不懂得珍惜這份台民抗日的民族遺產，相關人士包括葉榮鐘先生，甚至還一直遭到嚴密監視。如此當國府被迫退出聯合國，而分離運動趁勢崛起之時，國民黨就再也沒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而致潰敗至今，無能為當下的台灣青年提出一個真正的願景。葉榮鐘先生面對當年的處境，必定也還繼續懷抱著孤臣孽子之心與苦心孤詣之志，而在光復七十年之後的今天，這本筆鋒充滿感情的書，還是會讓讀者深深感受到他要為我們留下這份香火的情懷。這個傳統上稱為「民族氣節」的精神遺產，恐怕是今天台灣面對兩岸問題時最重要的立足點。
這次葉芸芸女士將這本書摘取重點以選集方式出版，將重要的歷史事件都涵蓋在內了。若讀者想要進一步去理解前輩的整個運動，感受那個時代氛圍，並珍惜這份香火傳承，去讀全書當然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