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為趙剛《橙紅的早星》（人間出版社，2013年4月）一書所寫的跋
一
第一次讀到陳映真的作品是在1968年春天。那時我正就讀台南一中高二，因緣際會參加了幾個學長組織的小讀書會，讀到的第一個文本正是陳映真早期出名的短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我不明所以地被這篇小說深深觸動了，有如讀到魯迅小說時的反應，於是設法找到他寫過的東西來讀。從登在《筆匯》與《現代文學》，到登在《文學季刊》的，無不讀過，沈浸在他娓娓道來的幽微動人的世界裡。
在那個小讀書會，學長要我們不只把他當作小說來讀，而且要讀出背後所蘊含的時代意義。那時我們不僅讀陳映真的小說，也聽Joan Baez、Bob Dylan等美國民歌手的抗議歌曲，汲取美國民權與反戰運動的養分，而陳映真作品中極為濃厚的社會意識也在我們之間傳播。那年五月他與一群朋友被情治單位逮捕入獄，我們並不知情。後來我在《青春之歌》一書裡如此描述我們那時讀陳映真小說時的共鳴：
陳映真所鋪陳出來的，不僅觸及當時知識青年的敏感心靈，還從生命層面去呈現主流社會的偽善及其精神上的欺罔。在他的諸多創作如〈最後的夏日〉與〈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陳映真的銳劍揮向了在壓迫體制下苟活，甚至有著某種程度共謀的有產者家庭，揭示了他們在壓迫體制下精神的墮落，像本省醫生們。這些深刻的描繪強烈打動著本省子弟的心靈，對我們這些出生南部的，更是引發了萬丈共鳴。
然而陳映真並沒有耽溺在這種「蒼白、憂悒」的境地裡，他的小說不論是他自己所分割的1965年之前或之後的時期，都傳達給讀者一種對卑微弱勢者深刻的人道關懷。不論是對〈悽慘的無言的嘴〉裡逃亡的雛妓、〈將軍族〉裡的兩位卑微卻莊嚴的男女主角、還是對〈六月裡的玫瑰花〉裡的黑人軍曹與台灣吧女，甚至〈最後的夏日〉裡那個失戀扭曲的外省教師裴海東，從陳映真筆下流出的總是充滿著悲憫的關照，而且這種「哀矜勿喜」的關懷是普世的，超越族群的，既不分黑白，也不分本省人外省人。
我們當時並不清楚陳映真因何入獄，對他在1968年進行實踐的內容也一無所知。然而陳映真的小說，以及更廣義地說，同一時代的黃春明、王禎和、七等生以及後來被圍剿的「鄉土文學」，他們共同呈現出一種對卑微弱勢者普世的人道關懷，共同傳達出一種十分激進的訊息。對當時的知識青年而言這是對主流觀點的質疑與批判，對中產階級偽善價值的憎惡，對各種壓迫的不妥協，對理想的認真與執著，並且超越自我本位去認識人間真相的一種激進觀點。這種激進觀點透過陳映真入獄前的一篇評論，闡述理想主義之倫理條件的〈最牢固的磐石〉，表現得極為雄辯，而一直影響著初上大學的我們。
我們這些人是二次戰後嬰兒潮世代，人格與認識的成長主要在一九六○年代，並未直接領受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的肅殺，反而在六○年代台灣的文藝思想復興大潮中汲取豐富養分。那時台灣從嚴厲肅殺的禁制中逐漸鬆綁，出現了創作與出版的榮景。不僅冒出許多新的出版社，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不少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也開始大批翻印他們二三十年代大陸時期的老書，涵蓋了當時的各種思潮與論戰。這種景況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帶給當時台灣的青少年巨大的啟蒙。但是這些補課與重演卻都必須限制在當時親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內，就是說我們當時是讀不到左翼陣營參加這些論辯的圖書文字的，我們學習到的只能是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
在六十年代「消失了左眼」的氛圍中，陳映真的小說與評論是個異數。他的小說雖不碰及體制，不碰及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沒有大聲控訴，悲情萬狀，或者令人熱血沸騰，然而卻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深深打動了讀者。
二
1969年夏秋之交，我在上大學前的大專暑訓時聽到了陳映真入獄及殷海光去世的消息，結訓之後帶著落寞又憧憬的心情北上台大註冊。
在台大我很快的加入了大學論壇社，認識了高我一屆的錢永祥與黃道琳，他們也都深被陳映真作品所感動過。這種與陳映真的關係不是今天所謂的「粉絲」能夠形容，我們的感覺是，陳是我們生命上的同行者、先行者。但是在哪一條道路上同行先行？我們並不那麼清楚，只覺得比起六十年代吶喊的自由主義者，他對我們而言更為親密。在《青春之歌》一書裡我如此描述那時的情懷：
陳映真的小說與論述對我們有著深遠的影響。從〈我的弟弟康雄〉開始，他筆下「市鎮小知識分子」蒼白而缺乏行動能力的自我形象，與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相互映照，一直在我們這些知識青年的敏感心靈裡隱隱作痛，難以擺脫。這種陳映真式的內省，與殷海光、李敖等人對外在的壓迫體制所進行的旗幟鮮明的攻擊極為不同。在他們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猛烈攻擊下，當時那種壓迫體制的精神聖殿在知識青年的心中已然崩毀，然而在現實上，那個體制的牢不可破卻又令人萬分沮喪。知識青年由於行動上的受限轉而自我批判的這種傾向，曾經強烈地呈現在保釣運動之前的台大校園刊物上。對於心中有所覺悟，但現實上卻幾乎無能的知識青年而言，陳映真的小說確實十分迷人。
大學論壇社在1971年春天捲進了保釣運動，在接著的兩年學潮中，陳映真的作品就一直是我們的精神支柱。他在1968年入獄前以許南村為名寫的〈最牢固的磐石〉與〈知識人的偏執〉兩篇文章，更是我們屢屢引為對知識分子介入與行動的召喚。
在1972年底台大校園的「民族主義論戰」中，我還節錄〈最牢固的磐石〉一文，重題為〈理想主義的磐石〉，以喃春之名登在我所編輯的校園刊物來回應對手，並將其中一段話以黑體字印出：
因此除非有人能證明今天世界上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間利用與玩弄的關係已不復存在，或認為提出及批評這種泛在罪惡已是過時的思想，那麼民族主義的理想不但不曾過時得老掉大牙，而且具有無限生動的現實意義。
我們幾個人那時受到保釣運動的影響，開始有著粗淺的左翼啟蒙。雖然陳映真那時身繫囹圄，未能對保釣運動與論戰發言，但我們相信他一定會與我們站在一起。這種親密感與連帶關係是很微妙的，不是從他明言的文字裡得來，而是在他作品的字裡行間建立起這種默契。因此我在《青春之歌》裡如此回憶這段關係：
但是與此同時又有著另外一個歷史動力在重尋生機。台灣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運動中發展出來的第三世界左翼傳統，雖然在1950年代慘遭當局腰斬，到了1960年代卻有了復甦的可能，這一條線索藕斷絲連表現在陳映真的小說與評論上。雖然陳映真一夥人的奮鬥在民國57年被當局迅速壓制，然而火種已經散播開來，只等待歷史的契機來再度點燃。
可以說保釣運動就是這個歷史的契機，它將我們推上台灣左翼傳承的連接點上。然而，以我們粗淺的左翼認識與歷史知識，並未能理解到陳映真入獄之前在這兩方面所達到的高度。我們那時並未能將他的小說與左派實踐聯繫起來，只能冠之以「人道精神」。
三
歷經了兩年多的保釣運動、台大學潮以及衍生的哲學系事件，然後畢業入伍當兵。1974年春天我在受訓單位結業前抽籤下部隊，竟然抽到分發綠島指揮部的籤。我在抽籤之前原本對分發的去處抱持著不以為意、順其自然的態度，如今這個籤卻令我焦慮不已。我心裡想起幾個政治犯的名字，包括陳映真。我並不確知他們關在哪裡，這次去有可能管到他們嗎？萬一真管到他們，面對面時我如何表白？幫得上什麼忙？我如此鑽牛角尖，左思右想，難以成眠。
來到綠島指揮部報到後，我沒發現他們關在我們單位。若有可能，就只有在隔鄰的國防部感訓監獄了。它與指揮部僅一牆之隔，像個大型水泥碉堡，倚靠在山邊，有如一隻盤據在山腳的大怪蟲，就像荒島土產的八卦蟹，於是有了「八卦樓」的綽號。我每每於晚飯後沿著海岸散步，仰望那座銅牆鐵壁似的八卦樓，總是想起陳映真等幾個政治犯，心情甚為落寞。
接著我被指派到綠島機場當特檢官。當時這個機場是由管訓隊員在海邊空地拉著大石輪碾軋出來的土石跑道，只能供台東飛來的小飛機起降，設備極為簡陋，機場業務由特檢官一手包辦。沒想到就在這裡確知了陳映真就是關在八卦樓裡。我在回憶綠島歲月的《荒島遺事》一書裡如此描述當時情景：
初冬的一個陰雨綿綿、朔風野大的日子，從本島飛來的這次班機顫顫巍巍地降落。從飛機上下來了立即引起我注意的兩位女士，荒島無由的狂風吹亂她們的髮絲，揚起她們的風衣裙角，她們卻還保持著高雅的姿態。
在核對身份的過程中，那位年紀較大、長得較高的女士的姓名，從她的身份證上猛然跳了出來，讓我心中怦然一動。啊！原來他真的關在八卦樓裡！
每次我經過八卦樓總會遙遙瞻仰，心裡默唸著那幾位我熟知的人物，雖然不知道他們是否就關在裡面。而今天，從這位高雅女士的名姓與年紀來看，就知道必然是他的姊姊，而他──陳映真的確就關在裡頭，我心頭頓時慌亂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碰上陳映真的親人來探望，頓時又讓我思緒洶湧，投向那八卦樓。我努力按耐著，不在她們面前露出心中的波動。她們也毫無察覺，搭了部計程車朝八卦樓去了。我看著她高雅的背影，心中禁不住地哀傷起來。……
不久之後，我再次見到了他的家人，這次來的是父子兩人。身材高大的父親頭髮雖已花白，卻仍保持著英挺的容顏與自若的神態。年輕兒子的姓名則是讓我能將他們與他聯繫在一起的線索。他的這位弟弟年紀也不比我大太多，卻有著歷經滄桑的神情。
從這位老者雍容自在的神情，我似乎可以看出，他對發生在兒子身上的這一切，必然有著了然於心的胸懷。我想到在獄中的他應該也是抱著求仁得仁，夫復何怨的心情吧！被這位老者的雍容大度所感染，我不禁也釋然了許多。……見過他們父子之後接連幾天，我滿懷欣慰，想起八卦樓裡的他時，不再那麼悲戚。經過八卦樓時，我想到的就不只是他，而且還有他們這麼一家人了。
那時我並不知道他要被關到什麼時候。那年春天我被調回本島當巡迴教官，其間老蔣總統去世，因而有些政治犯得到特赦減刑。我後來才知道他也獲得減刑，就在那年夏天出獄。他應該是搭小飛機回台灣的，只是我已不再是綠島機場特檢官，沒能在機場送他了。
1975年八月中，我在綠島退伍回台。在綠島最後的日子，我到處閒逛，屢屢仰望八卦樓和那總是緊閉的大鐵門，心裡還想著裡頭的陳映真等人──我不知道他已得到特赦出獄了。月底我就飛往美國留學，一路想著這一年多來，與他同處荒島，仰望同樣星空，聽著同樣潮聲，卻又無緣相見的日子。
四
陳映真在1968年入獄之前的作品是如此迷人，很多像我這樣的文藝青年不管後來是否認同他所堅持的那條道路，都被深深打到心坎裡，成了終生印記。他感動到的讀者遠遠超過服膺他的世界觀、認同他的政治立場的。
陳映真在1975年夏天出獄之後有了一個新的開始，面對的是島內外的一個全新局面。而我在同一年退伍之後隨即出國留學，不久就轉學電腦，走上網路專業之路，結束了我的文藝青年時代。然而在隨後三十多年的時光，青年陳映真還一直是我心中一個謎樣的人物，一方面是出色的小說家，另一方面又是偉大的實踐者。
陳光興在2009年組織了一個「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我發表〈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一文，還試圖解開這個謎。然而就在同一個會議上，趙剛發表了那兩年深入研讀陳映真小說的第一篇成果〈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此後並陸續發表他研讀陳映真各篇小說的心得，竟讓青年陳映真不再是謎題：原來從1959年的第一篇小說〈麵攤〉開始就隱含著強烈的左翼信息，只是因為時代條件而沒能明白說出。陳映真成長於台灣左翼正被摧殘殆盡的一九五○年代，正是由於他的際遇與奮鬥而能夠維繫這個藕斷絲連的傳承，然而當時也只能用小說的形式隱諱說出。
趙剛幾年來對陳映真小說的研究道出了陳映真早期小說的基本奧秘：他的小說與他的左翼思想不是兩件事，兩類活動，而是在那肅殺壓抑的年代，他早熟的左翼認識只能靠小說的掩飾來展現鋪陳。甚至台灣老左派的被摧殘的歷史也在其中透露一二，如〈祖父與傘〉。正如施淑老師在同一會上發表的〈盜火者陳映真〉所用的隱喻：陳映真在那時是「唯一逃出來報信的人」。可以說，寫小說就是他在當時條件下的左翼實踐。
趙剛苦心孤詣的挖掘也讓我們知道，陳映真的小說不僅一開始就帶著左翼的信息，還幾乎在每一篇裡都潛藏著他作為一個早熟而孤獨的左翼青年，以及他自稱的「市鎮小知識分子」，如何與各種慾望、狂想、信念等力量，肉身搏鬥的生命歷程。趙剛年輕時必也曾走過青年陳映真的同一條荊棘崎嶇之路，才能對他的小說如此洞徹。這部分對我而言真是心有戚戚焉，相信對其他曾經是左翼青年的也是如此。
陳映真是孤獨的異數，一九五○年代對左翼的嚴厲肅清，竟然留下一顆種子在這麼一位青澀少年心裡頭，當時大概只有患難之交的少年朋友吳耀忠能與他分享這份孤寂。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這段時期，他只能偷偷將這些壓抑的感情與認識，藉由他富有才華的文筆透露與宣洩，雖然當時可能沒幾個人能讀出。
將陳映真的小說與實踐二分看待，向來是主要的議論框架。如今趙剛已將這二分之牆破解，指出文學從來就是陳映真生命志業的武器，讓陳映真一生的活動回復為一個完整的生命志業。這是他為我們能進一步瞭解陳映真的最大貢獻。趙剛在2011年出版了他研究陳映真豐碩成果的第一本書《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如今繼續將他對陳映真早期小說的研究集結為《橙紅的早星》，讓陳映真的親密讀者，不管是道上同志還是文學粉絲，能夠重新認識這一完整生命。而我除了表示感激之外，還趁此機會借花獻佛，一吐我文藝青年時期的陳映真情謎。
是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