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不再站在世界霸權「帝國之眼」的角度，而是站在與之抗衡的第三世界立場，在六十年代就曾經以世界青年反越戰運動的風潮傳到台灣來。但釣魚台事件卻是發生在身旁的美國霸權的具現，一個活生生的例證。從較長遠的歷史來看，保釣運動帶來的第三世界意識既是日據時期台民抗日運動的繼承，也聯繫上中國大陸在五、六十年代提倡的第三世界反霸立場，可說是與鄉土意識及對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認識息息相關。
◎本文發表於北京《文化縱橫》雙月刊，2012年12月號
台灣大學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發生在1971年春天。在白色恐怖依然籠罩的七十年代，保釣運動本身在幾個月內就結束了，但是台大學生在保釣運動的帶動下，掀起過一場學生要求政治改革與走出校園關懷社會的「上山下鄉」行動。這一連串的活動卻在1972年年底因為校園裡左右翼對民族主義問題的激烈爭辯，引來當局的疑懼而在1973年春天動手逮捕左翼師生之後，戛然而止。這個起於1971年春天的保釣運動所帶來的校園熱鬧景象，只維持了兩年。隨後當局更於1974年解聘了哲學系的十三位青年老師，肅清了殷海光與保釣運動在台大的影響。一直要到世紀之交，台灣的保釣運動才又重整旗鼓，卻是另一番景象了。
當年保釣運動雖然短暫，但留下不少珍貴思想資源，有助於我們去面對保釣的新形勢。在探討這些思想資源之前，底下先簡述四十年前的台大保釣運動。
一、台大學生保釣運動簡述
等待火種
從五十年代台灣當局全面肅清左翼殘餘，並建構出一個美蘇冷戰下的反共社會以來，反抗的力量基本上只能以自由主義與個性解放的立場來發聲，並且大半只能限於言說論述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六十年代的一般台灣青年學子只能從殷海光、李敖等人提倡的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的論述中汲取思想養分。但與此同時又有著另一個歷史動力在重尋生機。台灣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奮鬥中發展出來的第三世界左翼傳統，雖然在五十年代慘遭當局全面肅清，到了六十年代卻有了復甦的可能。這一條線索藕斷絲連表現在陳映真的小說與評論上。雖然陳映真一夥人的奮鬥在1968年被當局迅速壓制，然而火種已經散播開來，只等待歷史契機來再度點燃。
在這種抑鬱荒謬但又開始鬆動並充滿期待的時刻，1970年春天兩名台獨分子在紐約行刺蔣經國的事件也就沒那麼出人意表。而同一年年底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雙方勢力的開始扭轉，也顯示了山雨欲來的處境。整個台灣社會在這時進入一個轉變的局面。
這段等待的日子畢竟不長，1970年夏秋之交釣魚台列嶼的問題浮出檯面，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台大的校園刊物也開始報導，卻還看不出會成為重大事件。然而到了年底這個問題居然在海外留學生中風起雲湧，引爆了保衛釣魚台運動，不僅很快衝擊到台灣島內來，並且竟然點燃了變革的火種。
釣魚台列嶼位於台灣與琉球之間，本來是只有漁民才會來休憩避風的幾個無人小島。然而它又屬於大陸礁層的範圍，附近海域可能蘊藏著豐富的海底石油，正是當時石油開採的新焦點，因而開始有了領土問題的敏感性。六十年代末，美國決定將其戰後一直管轄的琉球群島交給冷戰盟友日本，並且片面將釣魚台列嶼認定是琉球的一部分一併移交。琉球政府還在島上立碑，並且驅逐台灣漁民。領土爭議於焉開始。
美日兩國政府這種私相授受的作法自然令人想起帝國主義的行徑，因此引起台灣島內輿論的抗議，要求政府在這問題上要站穩立場。然而長期作為美日兩國的反共盟邦，又是苟活在他們保護傘下的國府卻是不可能站穩立場的，於是釣魚台問題所引爆的民族主義風潮，反而讓國民黨體制的正當性受到嚴厲挑戰。
1970年9月日本警方拔走了中國時報記者搭船去插在釣魚台上的國旗，並驅逐台灣漁船。10月，還是台大哲學系研究生的王曉波在中華雜誌上發表了〈保衛釣魚台〉一文，這篇戰鬥檄文在北美洲的留學生中廣為傳閱，催生了海外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從這一年年底開始直到下一年春天，台灣與港澳留美學生在美國各大城市到處串連聚會，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美日私相授受，侵犯我國領土釣魚台」。而在1971年4月10日在美國華府的「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大遊行達到最高潮，有兩千五百人從北美洲各地趕來參加。這是留美學生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尤其能夠從廣袤的北美大陸聚集那麼多人，可以想見釣魚台問題所引爆的民族主義熱情與能量。保釣運動影響了那整個世代的台灣港澳留美學生與旅美學人，而其後續威力則讓國民黨完全失算，節節敗退。
這是一場事發突然的海外留學生愛國運動，國府派員遠赴美國企圖安撫，卻完全無效。而且所使用的分化打擊學生的伎倆，又使得這個原先可以成為政府對外交涉後盾的運動，轉而變成反政府的風潮，越演越烈。於是海外留學生一面呼籲保衛釣魚台，一面造國民黨反的這些信息，就這樣透過各種保釣小報與資料流回台灣，流到我們學生手上。
我那時就讀台大哲學系二年級，並參加一個校園刊物社團大學論壇社。我們收到很多北美各地的保釣刊物與資料，這些海外各地的保釣信息也同時寄給台大以及其他大學的不少社團，顯然是當局始料未及而未能防範於先的。正處於高壓與荒誕氣氛中的我們很自然地被海外留學生的保釣運動所振奮，這些鼓動民族感情，抨擊國府對內威壓、對外屈膝的材料，一下子都在大家手上，令人熱血沸騰。
因此，「美國政府將屬於我們的釣魚台送給日本」這種事固然會激起我們民族感情的憤慨，但是海外的保釣運動對當局的「對內腐敗、對外無能」的嚴厲批判卻更令人興奮。在台灣多少年來，從來沒有這種機會可以造這個威權體制的反，多少壓抑的悶氣在這時傾洩而出，這是台大保釣運動最大的動力所在。於是海外傳來的「保衛釣魚台」呼籲，讓國府在校園裡建立起來的心防開始崩潰。
以民族主義為動力的海外保釣運動所帶來的信息之所以會打動人心，我們學生心裡很清楚是來自它反壓迫的那一面。在當年的環境，我們本就不是只在追求富國強兵，反而更敏感於國家機器的壓迫性。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我們而言除了個人心理層次的滿足外，不必然帶給人民實質的解放與幸福。而保釣運動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信念所傳遞給我們的，正是在於弱勢者反壓迫的信息，不僅反抗國內的壓迫者，也反抗外國的壓迫者。這個觀點讓我們逐步接近素樸的、反壓迫的、具有第三世界性質的左派世界觀。
破繭而出──台大學生保釣熱潮
1971年春天，海外保衛釣魚台的烽火一波波傳來，讓人魂不守舍，坐立難安。4月9日美國國務院正式聲明，將於下一年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釣魚台列嶼也包括在內。4月10日美加各地的台灣港澳留學生與僑界在華府舉行保衛釣魚台大示威，這個消息以當時的通訊條件並不能立即大量的傳回台灣。但是4月上旬那幾天，我們在台灣的心情有如箭在弦上，心想正是介入現實、突破悶局的契機，此刻不行動更待何時？
我們大學論壇社原本就計劃先舉辦一場「釣魚台問題座談會」，再伺機而動。正當我們緊鑼密鼓聯絡與會人士，沒料到台大的僑生社團香港德明中學校友會率先行動了。德明校友會管不了禁忌，率先貼出台大保釣運動的第一張大字報，全文是「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堅決的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荒謬的聲明。我們永遠支持政府」。時為1971年4月12日，一個晴朗的春日。這張海報一出，整個台大校園久蟄的人心就此驚醒。
德明校友會的第一張大字報衝破了我們本地生的自我心防，開啟了台大的保釣風潮。這天一早我們來到學校看到這張宣示，大為振奮，覺得可以豁出去了。我們思索著如何以最聳動的方式來召喚台大同學，想說這時當局就有如半個世紀前五四運動時的北洋政府，而民族感情的強烈訴求依然是動員學生的不二法門。於是我們找來美術系同學在一對大白布條上，用沈重的隸書寫下五四運動的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隔天一早，我們爬到接近校門口農經系館三樓高的屋頂，把這對大白布條高高掛下，極為顯目，學生一進校門就可看到，成了台大保釣運動的歷史標誌。
用這些激勵民族情感的標語來動員學生參與，有效性無可置疑。我們對自己的中國人身分也從未質疑過，對當時絕大部分的台大學生亦復如此。分離的族群意識從未在我們之間起過作用，不認為這是問題。當然那時中國所代表的意義與四十年後的今天並不完全相同。
德明校友會的第一張大字報，加上大學論壇社氣勢磅礡的大布聯，就此打破了校園的悶局。此後整個台大校園像似嘉年華會，到處貼滿學生社團自發的保衛釣魚台海報與標語。學生聚在海報前認真讀著抗議檄文，三五成群議論時局，整個校園氣氛為之丕變。甚至平常必須為繁重課業忙碌的工學院學生也站了出來，電機學會與工學院學生代表聯合會都成了積極的參與者。不僅如此，社團之間也自發地串連起來，把學校當局甩在一邊。
接著4月14日、15日兩天，僑生又有了突破性的行動，他們走出校園到美國與日本的大使館去示威抗議，再打破了「學生活動不准走出校園」的禁忌。對本地生來說，這又是一項指標性的行動，此後幾年台大學生的很多活動就不再侷限於校內，「參與社會、走入民間」的理念不僅可以講得理直氣壯，也透過各種形式走出了校門。
經過幾天的校內串連，台大各學生社團得以在4月16日晚上聯合舉辦「保釣座談會」，並成立「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台大保釣會成立之後的一連串活動，以6月17日台大學生到美國大使館與日本大使館的示威抗議達到最高潮，同時卻也告一段落。
台灣學生的保釣運動當然不限於台大，也發生在其他大學校園，甚至最保守的師大也有血書簽名活動。然而保釣運動到了這時必須告一段落，因為這時台灣整個社會環境、政治條件與歷史進程都不能配合這一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但是海內外的保釣運動至少讓釣魚台的主權問題在國際上懸而未決，甚至到今天，都沒能讓日本政府輕易得逞，也算是一樁歷史功績。
延燒與反撲
大學論壇社的那對五四標語清楚顯示，台灣的保釣運動是以一個事關領土、繼承五四民族覺醒的愛國運動來展開的。然而就像當年五四運動發展出多種不同面向，台灣的保釣動力也基於當下在地的條件衝擊到不同場域。
當保釣運動在1971年4月風起雲湧之際，我們並沒料到台大學生的反應會如此熱烈，也沒預期接下將有一個不同的校園景象。暑假過後下一學年一開始，就有一個競爭激烈的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的選舉，參與保釣的學生社團組成非正式黨外聯盟，推出代表競選代聯會主席，大獲全勝。由此展開一連串爭取學生言論自主權與校園民主的抗爭活動，並進一步挑戰當局，舉辦「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辯論，最後更為了呼籲學生介入中央民代選舉而舉辦學生監票員活動。
除了與知識分子有著較為切身關係的自由與民主訴求之外，走出校園關懷社會的風潮也隨著保釣運動同時展開。從服務社會弱勢的慈幼會的成立，到學生會發動的「社會服務團」與「百萬小時的奉獻」；從對三星礦工災變與飛歌工廠工殤事件的關切，到男女平權問題的討論，都是學生新一波社會關懷的顯現。在這之前大學生大半在討論藝文思想、個人修養、愛情、留學等問題，保釣運動一起，文藝氣氛幾乎一掃而空。六十年代文藝青年在抽象觀念與感性層次論辯的那種風氣，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保釣運動之後整個校園的氣氛急速政治化，政治與社會議題成為關注焦點，而如何行動更是重心所在。
台大學生在這兩年的運動中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訴求：反抗強權、政治民主與社會正義，代表著戰後台灣新生代在民族意識、政治意識與社會意識上的初步覺醒，可說是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傳承。
保釣引發的學生運動熱潮隨後引來各方勢力的反撲，先是1972年4月當局在中央日報發表一篇四萬字長文〈小市民的心聲〉，以中產階級安逸心態的訴求來攻擊保釣師生的改革要求；這篇文章還印成小冊子，廣發全台所有學校。接著在1972年年底，一場為了批判民族主義而辦的座談會引發了「民族主義論戰」，竟然形成了國民黨、親美自由派與台獨派學生一起圍剿受到保釣運動反霸權思想影響的左翼師生的局面。最後當局在1973年2月逮捕偵訊台大相關師生，兩年來的學運熱潮就此結束。隨後當局更於1974年夏天解聘了哲學系十三位年輕老師，以肅清保釣運動在台大的影響，史稱「台大哲學系事件」。
以上是廣義的台大保釣運動前後兩年的一個大概過程。可以說，以民族主義為起始動力的台大保釣運動，最後卻結束在對民族主義的疑懼與圍攻之中。
二、七十年代台灣保釣運動的珍貴資產
七十年代台灣的保釣運動雖然就此落幕，但其豐富內涵與歷史意義仍然對四十年後我們今日的處境有所啟發。這裡試著從較寬廣的視野來探討這些珍貴資產：
一、青年運動的理想性格與純真特質
七十年代台灣的保釣運動是六十年代世界青年運動的一環，具有諸多青年運動的理想性格與純真特質。
首先，運動是自發自主的。當年社會上的反對力量式微，五、六十年代的異議分子不是噤聲、出國，就是身陷囹圄或已過世，而黨外勢力尚處萌芽階段。台大學生是因為吸收了六十年代的「啟蒙進步」思想，並在精神上受到前輩的感召，包括五四運動論述在六十年代台灣的再現與重溫，而在校園裡自發地尋找出路。
1971年保釣運動的這個單純特質，與解嚴以後1991年的台北三月學運形成明顯的對比。九十年代之初民主運動已成氣候，民進黨也已壯大，社運團體則如雨後春筍，各方政治勢力主動而積極地介入學生團體進行操作並代言。而學生領導層自身也充滿著馬基亞維利式的複雜心機，很快就有了統獨與左右的分化。
相對而言七十年代台灣的保釣運動規模也就不大，大半活動受限在校園之內。但即便如此，學生既未自以為有特殊地位，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在社會幾乎一片瘖啞而校園一片寧靜的狀況下，自覺自發地承擔了這個歷史任務。因此這個實踐行動又深具台灣戰後新生代的世代自我實現特徵。
正是因為這種自發與自主的氣質，學生中的積極分子絕大多數是基於理想與熱情，相對缺乏權力意識與政治出路考量。也正因為這份純真性，當年的參與者絕少成為當今的政治人物，當年重要的學生帶頭者畢業後都立即遭遇到大小不等的政治迫害，也再沒走上從政之路。反過來說，今天在台灣政壇顯露頭角的我們同輩，尤其是民進黨人，則絕少參加過當年的保釣運動。總的說，這種較為純真的理想性格乃是保釣運動最寶貴的資產，仍是對新生代最有感染力之處。
二、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與歷史
七十年代的台灣保釣運動也是戰後新生代知識青年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與歷史的契機。當年台灣的大學生是被當成社會菁英在栽培的，同時受到兩種意識形態的制約，即國府威權體制下的反共親美心態與全球冷戰體制下的美國式現代化意識形態。於是知識青年心中有了兩種障礙，一是隔離於自己的社會與人民，再來是無知於自己的歷史。
保釣運動帶來了巨大衝擊，很多人開始有了不能再當西化知識菁英的覺醒，而興起走出大學象牙塔，不與現實社會脫節，「到民間去」與自己的人民重新結合的心志。後來學生有一個口號「擁抱斯土斯民」，可說充分顯現這個企圖。
當時由於運動本身是基於臺灣的政經社會條件與內在矛盾而爆發的，有著與台灣的社會現實較為緊密的聯繫，遂顯得十分在地。不同於北美洲的保釣基於海外大環境而向中國統一運動發展，台灣的保釣主要朝著島內的政治改革與社會關懷的方向進行。就是說，在北美洲有空間去面對整個中國問題，而在台灣則只能侷限在島內，甚至是校園裡。
當時雖然這些訴求的範圍只能侷限在台灣，但心志上的一個重要基礎還是中國人的身分。中國人的身分對年輕學子而言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有如與生俱來，因為直到這時台灣與中國不是二元對立的兩個領域。當時這種關懷自身社會的鄉土觀念，是要面向基層的斯土斯民，而非面向族群，無關省籍地域。在這裡鄉土關懷與中國人身分一點也不衝突，中國在「鄉土」之內，臺灣的鄉土即是中國的鄉土。這個將中國內在化的鄉土意識最後在七十年代下半的夏潮雜誌與鄉土文學論戰中進一步發光。
從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鄉土意識出發，就進一步要去面對這社會的歷史。由此引發了知識青年對自身歷史的發掘，開始探索被國民黨忽視的日據時期台灣抗日運動與抗日文學。企圖擺脫國民黨教條，去尋找被當權者掩蓋的人民的歷史。而且不只是重新面對被長期忽略的台灣歷史，也要重新理解被反共教育與冷戰意識形態所扭曲的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如此就將日據時期的台民抗日史與中國現代革命史重新聯繫起來。可以說，保釣運動帶來了台灣知識青年重新認識自身社會與歷史的契機，帶給學生一個重大啟蒙。
然而當時有著如此中國身分的鄉土觀與歷史觀，為何後來會讓台獨的分離論述當道呢？這是因為這樣的鄉土中國走向挑戰了幾個政治勢力──黨國當局、親美自由派與台獨派。1972年底的民族主義論戰實質上是這三方人馬聯手打擊保釣學運鄉土中國走向的行動。論戰中的對立觀點包括第三世界相對於西方霸權、社會正義相對於資本主義、在地鄉土相對於全球化、文化傳承相對於西化/現代化、中國歷史的傳承與割斷等等。雖然論戰文字尚屬當年大學生水平，但該有的議題都涵蓋了。如此打壓了校園裡的鄉土與中國走向，也就促成了這麼一條至今仍然當道的「去中國化」的台獨/獨台論述。
總的說，知識分子與社會的藩籬如今基本上已被打破，但如何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卻仍是今天的重要課題與未竟之業。
三、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
七十年代台灣的保釣運動一開始是以愛國為訴求，但很快就超越了愛國運動的侷限，開啟了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這是保釣學生在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與歷史之外，另一項重大的覺醒，就是以什麼樣的世界視野來重新自我認識的問題。
當時學生先是發現自己國家的土地竟然被作為盟邦的美日兩國私相授受，而政府對此卻毫無抗爭之力，遂啟發了對美國的世界角色與中美關係的重新認識。在一般台灣學生心目中，美國本是所謂民主陣營的領導者，如今卻表現出霸權的姿態，因而成了學生保釣示威的主要對象。這在當時的台灣是突破反共親美意識形態的重大一步。因此保釣運動的發展就不只侷限在政治抗爭與社會關懷，也開始重新思考美國的世界角色，以及落後國家如何自主發展的問題，並進一步質疑台灣的反共親美心態。如此也就產生了第三世界意識，並直接面對國際冷戰體制所造成的兩岸分斷問題。
這種不再站在世界霸權「帝國之眼」的角度，而是站在與之抗衡的第三世界立場，在六十年代就曾經以世界青年反越戰運動的風潮傳到台灣來。但釣魚台事件卻是發生在身旁的美國霸權的具現，一個活生生的例證。從較長遠的歷史來看，保釣運動帶來的第三世界意識既是日據時期台民抗日運動的繼承，也聯繫上中國大陸在五、六十年代提倡的第三世界反霸立場，可說是與鄉土意識及對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認識息息相關。在民族主義論戰中保釣派師生曾試圖開展這個視野，卻很快被消音了。
這個第三世界的人民觀點是對歐美霸權體制及國族論述的強大挑戰，然而卻是八十年代以來台灣的民主與國族運動浪潮所最缺乏的，只保存在左翼統一運動及一些社會運動中。此後釣魚台的問題就主要被擺在國家領土主權的範圍裡，成了主要是中日領土與石油資源之爭，或只是中美兩強之爭，而忽略了其他更基本的議題。
總之，保釣運動反霸的左翼第三世界立場是不能拋棄的珍貴資產，也是超克現代民族國家侷限與困境的可能出路。
四、開啟對西方現代化的反思
在1972年的民族主義論戰中，保釣派學生裡有一支以文化本位立場發言，來支持左翼師生。這一支人馬在面對國民黨、親美自由派、台獨派學生的圍攻中，能夠與左翼保釣師生站在一起，如今看來也有著深遠的啟示。
參與保釣運動的學生大半受到台灣六十年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打倒傳統、全盤西化、現代化理論等當時台灣知識界主流思潮的影響。其中一些人在保釣運動中進一步發現了左翼思想與第三世界視野，而文化本位立場的保釣派卻是較為稀少。但在左翼保釣師生遭到圍攻的情況下，這種來自他們的支持卻有著深遠的意義，為大家開啟了對當道的西方現代化理論與所謂普世價值的反思之路。西方的社會發展，無論左右，是否為全球唯一典範？西方的道路是否為人類唯一道路？第三世界有可能另尋出路嗎？
當時學生的這種文化本位立場的發言，如同其他論戰文章，難免較為淺陋，但提出的問題卻是對其他各派人馬的嚴肅挑戰。可惜的是論戰沒來得及深入議論，保釣師生就給鎮壓了。四十年後，這個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具體說中國要成為什麼樣的大國的問題，至今仍是嚴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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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七十年代台大保釣運動歷程的簡述，以及筆者在四十年後回顧當年情境與行事時想到的一些可能的啟發，或能有助於我們去面對今日新形勢下的釣魚台列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