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美國在東南亞以及第三世界的角色已經逐漸清楚，譬如1968年發生在越南美萊村的美軍屠村事件，這時已被揭露。美國深陷越戰泥沼急於脫身的企圖，也反映在其主流媒體的開始倒向反戰立場上。在Life雜誌上可以看到令人震驚的各種越戰影像，包括美萊屠村事件。我至今難忘那時在台大研究圖書館的英文雜誌閱覽室裡，看到這些圖片時所受到的震撼。保釣運動前夕，我們已約略能看出越戰所暴露的美國霸權的真相及其美式民主的欺罔性。
1968年，當巴黎爆發學生與工人運動，北美洲的黑人民權與反越戰運動也掀起又一波高潮，而成就了如今被譽為六十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的代表年份時，台灣在社會議題上依然繼續著五十年代威壓後的寂靜無聲，而且大家似乎才開始享受到新起的經濟發展的樂觀氣氛，城鄉板塊正在大規模重組。
1968那年，李敖已經封筆，他用以衝撞文化體制的《文星》雜誌早已停刊，殷海光也早被全面封鎖，整個六十年代以自由主義為號召來反抗戒嚴體制的努力，到此看似靠一段落。而在1963年曾受到國族精神感召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影響的知識青年，大半也都畢業或出國了。那一年歐美世界遍地烽火，台灣社會卻似乎寂靜無聲。然而表面的平靜也只是在為台灣戰後新生代積蓄動能，而且就像世界上其他很多新生事物的引進那樣，台灣在世界潮流上總是會慢上半步。台灣的六十年代也要慢上幾年才真正來臨。
1968那年我高中二年級，我們學校台南一中的一批上下屆「愛好文藝」的同學們，曾組織了一個讀書會，捧讀各種文學與哲學名著，包括陳映真與張愛玲的小說。又有另一批也是文藝青少年的同學組織了一個「丹心會」，「志在恢復漢唐雄風」，要為中國尋找新出路。那時不好好用功準備聯考的這些學生，都受到六十年代文星、現代文學、劇場等一堆藝文思想刊物，所帶動的台灣「文藝復興」風潮的影響，而且都先後聚集或圍繞在學校刊物「南一中青年」裡。
台灣的六十年代是個文藝復興年代。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的從神權籠罩下解脫，台灣則是從五十年代嚴厲肅殺的禁制中鬆綁，而出現了創作與出版的榮景。那時不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包括在地的創作與外文的編譯，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也將他們在二、三十年代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出版，譬如商務的「人人文庫」涵蓋了大陸時期那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如此新老書店如雨後春筍，一套套文庫接續出版，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帶給戰後台灣新生代巨大的啟蒙。
這也是個文藝豐收的時代，不僅大陸來台的青年作家開始大量創作，新生代的台灣青年也很快地掌握了白話中文。文學創作者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甚至長成大樹，創作出大量文藝作品，開創了後來稱為鄉土文學的流派，引發風潮，成為七十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戰」的文本基礎。
六十年代又是五四運動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做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在出版物與思想上，藉由像人人文庫這樣的叢書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台灣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當然這些補課與排演都必須限制在當時的親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內，只能涵蓋到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這些翻版的大陸舊書與此論戰相關的各種論述與翻譯，包括李敖與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如此構成了台灣六十年代知識青年從中學到大學的思想成長背景。以「西化」為內容的「現代化」在年輕人中遂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做為其全球化思想基石的「現代化理論」，也在台灣的思想界開始發聲。
六十年代又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的各種叛逆之舉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新潮電影大量傳入。台灣青年經過本土文藝復興的洗禮後，接著如饑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也就順理成章了。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與越戰休假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全部使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ICRT前身）更是青年學子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熱門音樂。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沖擊之外，更大的是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浸染了台灣的藝文圈。
1968這一年，與南一中青年社有關的這兩個小團體就是在這種氛圍中出現的。這當然不是特例，青少年的文藝熱到處發芽，每個高中不論男女生都有這樣一批人。翻開各個高中校刊都可以發現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在大談存在主義、卡夫卡、卡謬、搖滾樂、邏輯實證論等在歐美過時或流行的藝文與思潮，當然政治與社會議題還是不能直接碰觸，只能委婉道出。
政治與社會議題雖然沒去碰觸，但隨著資訊的漸漸開放，歐美很多造反的信息也一點一滴流進台灣。台灣報紙的國際新聞編輯利用僅有的一個版面，想方設法塞進了不少這類信息。1968年有心的讀者還是可以在這有限的版面上，讀到當年一月越共發動春節攻勢，五月巴黎爆發學生/工人運動，八月民主黨在芝加哥召開全國大會時，美國派兵鎮壓場外的反戰示威群眾等消息。當然，你讀不到在同一年三月的柏楊、六月的中廣廣播劇導演崔小萍，以及七月的陳映真一夥人，被捕入獄的消息。
1968年是越戰的高峰，也帶給台灣經濟不少好處。台灣所能得到的資訊畢竟有限，甚至有心人設法從歐美媒體得到的，也多是支持美國政府的主流觀點。然而英國哲學家羅素在那幾年成立審判美國總統民間法庭，以及他「寧赤勿核」──寧願「赤化」而不願毀於核子戰爭的立場，倒是困惑了不少文藝青年。羅素的著作那時正在台灣流行，他的個性解放的教育理念影響到不少人，成了後來在世紀末搞台灣教改那批人的理念來源。但是他當時的反美與和平立場，在深受美國主流媒體籠罩的台灣，卻一時令人難以下嚥，只能遺憾他竟是姑息分子？儘管如此，羅素的反戰確實帶來了一絲另類啟示。
在這樣的氛圍成長的中學青少年也總要互相認識與較勁的，南一中這些學生曾在1968年初到台北拜建中青年社的碼頭，而暑假時建中的這批人也回訪南一中「比賽足球」。這類青年學生的互相串連也絕非特例，而1968年的這次南北串連卻為三年後的保釣運動鋪了路。
1971年四月發生在大學校園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是台灣戰後新生代在六十年代心志成長期間所累積動能的一次總爆發。那年我就讀台大哲學系二年級，並加入學生社團大學論壇社。那時聚集在論壇社的主要正是在1968年曾經南北串連的那批中學生，而就在這關鍵時刻因緣際會，成了台大保釣運動的主要發動者。
其實那時美國在東南亞以及第三世界的角色已經逐漸清楚，譬如1968年發生在越南美萊村的美軍屠村事件，這時已被揭露。美國深陷越戰泥沼急於脫身的企圖，也反映在其主流媒體的開始倒向反戰立場上。在Life雜誌上可以看到令人震驚的各種越戰影像，包括美萊屠村事件。我至今難忘那時在台大研究圖書館的英文雜誌閱覽室裡，看到這些圖片時所受到的震撼。保釣運動前夕，我們已約略能看出越戰所暴露的美國霸權的真相及其美式民主的欺罔性。此外，陳映真在入獄前的小說與論述所傳遞的另類理念與第三世界觀點，也漸能為我們所理解。同時台灣快速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也漸浮上檯面，蔣經國已經準備接掌政權，啟動了改革的開明氣象，台灣媒體開始討論起種種社會問題。
在這種新情況下，台大的保釣運動就不只是單純強調國族立場的愛國運動，當時被驅逐的宜蘭漁民可是有血有肉的同胞，而美國的霸權角色也被揭露。同時保釣運動所釋放出的學生動能也沒限制在領土之爭上，接著馬上引發學生對校園民主的參與，對言論自由的爭取、對國會體制的質疑以及對社會弱勢的關懷，最後竟至於去爭辯左右與統獨問題了。台大學生的這一連串行動，最後在1973年春天開始的當局整肅行動「台大哲學系事件」中劃下句點。
釣魚台問題所觸發的台大學生運動，從1971到1973雖然短短兩年，卻是台灣戰後接受國民政府教育的新生代，在六十年代所累積的思想與生命動能，包括1968年的種種，藉由保釣而起的一次爆發。雖然晚了點，在台灣戰後的歷史上卻有著關鍵意義。此後台灣的政治與思想開始變化，世界局勢也從尼克森訪問北京後改觀，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越戰結束，冷戰體制開始轉型，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當今局勢的濫觴。而如今1968的四十年後，我們是否再一次面臨大變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