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1年紫藤廬外牆上周渝的反戰大字報談起
台灣六十年代思想解放與精神自由的時代特點正是周渝成長的背景，而且這些不只是背景，還具體發生在周渝成長的紫藤廬家屋裡面。這個原先的宿舍曾經是五十年代大陸來台自由主義者的聚集處；而李敖在六十年代叱吒風雲時，周渝的哥哥周弘是其摯友，由此因緣周渝在一九七○年代初李敖坐牢時，還負責照管他的龐大書庫，並在外頭接濟打點他的獄中需求。周渝不僅走過看過台灣六十年代的風采，還親身接觸過此時的人物，呼吸吐納了這時期可能發生的各類奇思異想與各種人格風範。
◎本文是為紫藤廬三十週年紀念而寫，2011年3月8日
在這次紫藤廬三十周年紀念展上，我被一組照片所吸引。最上面是一張有「反戰」兩個大字的海報，貼在茶館面街的二樓牆上，旁邊一樓屋簷上站著才將海報貼妥的周渝。
「反戰」這兩個字特別顯眼，我馬上想到的是2003年美國小布希總統發動的入侵伊拉克戰爭，那一次台灣社會總算有了上得了檯面的幾次抗議示威活動。然而待我仔細看一下解說卻發現這是1991年的照片，原來是抗議老布希總統所發動的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比小布希的那一場還早了十二年。
對於發生在1991那一年的第一次波灣戰爭，台灣社會除了幾個左翼社團外沒有太多反應。然而周渝卻激奮地爬上屋頂去張貼大字報抗議美國的作為，所為何來？
就反戰而言，我們或許只想到和平主義，一個普世的、簡單的抽象理想，周渝反戰當然不會只是如此。這張貼在紫藤廬最高處的反戰海報只是一面引人注目的迎風大旗，他還把為何反對這次波灣戰爭的整個理念，在紫藤廬外牆的文化走廊海報版十多米長的白紙上，用毛筆字洋洋灑灑寫成甲乙兩篇反戰大字報。比如說，他在乙篇裡即指出西方的軍事與工業綜合體已經是其資本主義內在運轉的一部分，一方面是生產者民營企業，另一方面是唯一的買主「國家機器/政府」。國際戰爭的不斷發生與軍火市場的不斷擴大是保證這個軍工綜合體再生產的必要機制，而各種新式武器也必須在實質的戰場上測試鍛鍊。由此周渝觀察到當代戰爭這樣的內在邏輯：
「在二十世紀以前，戰爭是政治的手段，政治是戰爭的目的(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到了二十世紀下半期，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軍火商及其相關企業們，已悄悄地改變了行之東西方數千年的這條鐵律，戰爭與政治的關係已改為『戰爭是政治的目的，政治是戰爭的工具』！想想最近在中東發生的事情，是一個特殊的個案呢？還是——人類繼續死亡與毀滅的前兆？」
這種戰爭與軍火市場的相互再生產關係並不只侷限在能夠研發高級武器的歐美發達國家之間，或者美蘇兩集團之間，反而主要發生在落後的第三世界。尤其是在蘇東集團崩潰與冷戰結構解體之後，這個戰爭與軍工綜合體的再生產機制遂全面轉移到了落後國家，其人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國可以淪為美國和西方施展幻術的場所，而世界各地(西方除外)都可淪為西方武器的屠場。而每一次戰爭與屠殺，就是對當地社會、文化與人性更深刻一次的凌辱與摧殘。這種摧殘經常百年都不能恢復，而戰爭與屠殺，更是擴散仇恨的種籽，加深未來世界不安與戰亂的因素。」
1991年的第一次波灣戰爭正是這個機制的鮮活見證，讓激動不已的周渝「將白紙貼在壁報牆上，用毛筆沾上墨或顏料，將波斯灣戰爭的各種訊息造成的心頭震撼與思考，直接書寫出來。」(周渝這樣的即興衝動在2006年的反貪腐運動時又再現了一次，這組照片最下面的一張即是他當時在海報上奮筆疾書的身影。)
周渝飄逸的筆墨掩蓋不住他的憤怒，他不僅點出發生在第三世界的戰爭與全球資本主義霸權之間的關連，還進一步指出其中最大的危機更在於第三世界的社會本身，因為：
「以西方資產階級為主體發動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在將全世界收編進一個全面性的生產勞力與消費主義的體制系統的同時，……世界各地有著各自長遠傳承的社會，在毫無反省與再創造的時間與條件下，被迫發生各種程度的解體，有的甚至完全死亡；而附著於各個人類社會有著豐富內涵與價值的文明，也同時受到霸道的凌遲、肢解……」。
而：
「這就是第三世界的現實：社會解體、文化解體、人格解體，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在第三世界中尋找代理人、勾結者，而第三世界的『聰明人』也不斷向外來勢力投靠或勾結，與殖民勢力共同壓榨自己人民」。
在這裡周渝點出了這些聰明人已經「無形中淪為西方意識的附庸，西方利益的擁護者，有時甚至站在自己權益的對面，損害了自己，或傷害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尊嚴與價值而不自知。」周渝由此更鞭辟入裏指出「在政治自主性、經濟自主性受到摧殘而喪失的情況下，第三世界更深沉的悲哀」乃在於「社會自主性、文化自主性與人格自主性的淪亡」。
1991這一年，台灣社會正沉浸在幾年來接續發生的政治解嚴、大陸天安門事件、三月學運、蘇聯東歐集團解體，以及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後的幸福感中。正是美國帶頭的這一波全球化大潮高漲，以美國為現代化唯一標竿的年代，台灣何去何從並不構成甚麼問題。那個周渝所感覺到的「第三世界更深沉的悲哀」，在台灣只能讓他更覺孤獨了。
這其實是他二三十年來反省深思的成果，第一次波灣戰爭的發生只不過是個引子讓他將多年來的滿腔悲憤揮灑成文。自從紫藤廬開辦以來，周渝就已將對「社會自主性、文化自主性與人格自主性」的追求，體現在茶館的經營上。對周渝而言，喝茶品茗不只是文人的大隱於市，喝茶人的社會人文關懷與全球視野也是不可或缺的，他的反戰大字報甲篇就取著如此標題：〈你可以自外於「世界秩序」嗎？不可能！〉
因此他不只要恢復傳統茶道，還大力贊助各類獨創性藝文團體或個人，有不少名家由此展開其志業與行動。除了這類文化自主性的活動，整個一九八○年代又是台灣歷經民主運動到解嚴的關鍵年代，周渝的茶館遂也成為民主運動和左翼社會運動人士的聚集地。於是各種南轅北轍的不同思潮與式樣在這裡撞擊交織。這十年的紫藤廬可謂左右兼容、統獨並蓄、雅俗共存、傳統與現代直面碰撞，既有崑曲和南管之雍容遺音，也有現代舞團的灑脫創新；既有水墨的淋漓揮灑，又有油彩的耀眼奪目；既有自由主義的喋喋念誦，也有新馬、後現代與後殖民的當代喧囂。
為何周渝有此能耐包容這些在各自領域都是三頭六臂的人物，而在茶館裡竟也相安無事？或許我們更要追問，在充滿幸福憧憬的一九九○年代初的台灣，周渝為何會有如此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抗衡的反戰思維？
這兩個問題其實有著相同的答案。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得回到周渝成長的時代與環境。周渝長我數歲，有著大致相同的成長環境，都是屬於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這批戰後新生代在童稚時期度過了蕭瑟的一九五○年代之後，在人格與思想培育的青少年時期卻迎來了我不無溢美稱之為「台灣文藝復興」的一九六○年代。
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從神權籠罩下解脫，六十年代台灣的「文藝復興」則是從一九五○年代嚴厲肅殺的禁制中鬆綁，而出現了創作與出版的榮景。那時不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包括在地的創作與外文的編譯，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也將他們在一九二○、三○年代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出版，譬如商務的「人人文庫」涵蓋了大陸時期那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如此一套套文庫接連出現，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帶給當時的青少年巨大的衝擊。
這是個台灣文藝豐收的時代，不僅大陸來台的青年作家白先勇、朱西甯、司馬中原等開始大量創作，重新掌握了現代白話中文的新生代台灣青年文學創作者，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甚至長成大樹，創作出大量文藝作品。除了接二連三出版的文學刊物《筆匯》、《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純文學》外，報紙副刊像早期的中央副刊和林海音主持的聯合副刊，都提供他們創作的園地。這個時代產生了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七等生、李昂等本省作家，開創了後來稱為鄉土文學的流派，引領風騷，並成為一九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的文本基礎。現代詩壇也有如此榮景，各派詩社紛紛成立，相互較量。
六十年代又是五四運動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做為中國現代化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在出版物與思想上經由像人人文庫這類叢書在台灣重新現身，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台灣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雖然論戰的觀點與視野並沒超過大陸時期，而且其中也充滿各自隱諱的政治意圖，卻無損於這是一次中國現代化議題的實質論辯，無損於這是一次台灣遲來的五四的重演，即使這些補課與排演都必須限制在當時的親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內，只能涵蓋到五四複雜意義中的有限面向。
六十年代又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的各種叛逆之舉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及新潮電影大量傳來。台灣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同時，也如饑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美軍與來台休假的越戰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全部使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ICRT前身）更是青年學子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熱門音樂節目。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沖擊之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這個年代的台灣知識圈。與此同時，以「西化」為內容的「現代化」在年輕人心目中遂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也在台灣的知識界開始發聲。
以「文藝復興」之名來稱呼台灣的六十年代確實過譽，但這裡要強調的是，它為台灣的戰後新生代打開了一個視野，掃除了諸多禁忌，啟動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機制。因而接著才有一九七○年代新生代自我實現的行動，譬如保釣運動的驚蜇，又如周渝的實驗劇場。
從世代自我實現的觀點來看，台灣從六十年代開始除了政治與社會行動外，還有一連串的思想論辯、文學創作、唱自己的歌、新電影、現代舞、行動劇場，以及其他多種表演藝術的成果。我們也可用這視角來觀照曾在1969年為台灣青年學子創立《科學月刊》，並在1970年底幫助動員海外保釣運動的那批北美洲台灣留學生。甚至在一九七○、八○年代崛起的台灣電子工業，其發展背後也是一群戰後知識青年的創業實踐。而一九八○年代以後的各種社會運動亦可作如是觀，代表著戰後新生代自我追尋、自我實現的一個重要面向。
這是台灣戰後知識青年很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的成長經驗，就發生在舊威權逐漸解體，而新的意識形態霸權尚未當道的一九六○年代到一九八○年代之間。在這個時期，黨國的威權與教條其實已經難以構成內在禁忌，只能是令人討厭鄙夷的外在束縛。而更重要的是，以美國式現代化為標準的全球化意識形態雖然已經以文化形式大量進來，卻尚未全面籠罩台灣。
在這麼一種狀況下，對於一心追求理想而未曾直接感受到鎮壓之慘烈的戰後初生之犢而言，雖然威權依然籠罩而缺乏形式上的言論自由，但肅殺氣氛已消散大半，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構成不了太大的心理束縛。因此思想的解放、文藝的創作與理想的追尋，反倒沒有太多「政治正確」的陰影在內心起著自我禁制的作用。大家對台灣社會既心懷憂思也充滿期待，覺得可以有一番作為；對自己的中國人身分也不曾置疑，而充滿著各種抱負。這種自覺有能力改變周遭世界而且充滿想像力的樂觀狀態，發生在投入文學、音樂、舞蹈、電影、戲劇，以及電子與資訊產業的所有知識青年身上，是大家的共同感覺。可以說台灣的六十年代相較而言還是個精神上較為自由的時期，沒有太多的心靈禁忌。
台灣六十年代思想解放與精神自由的時代特點正是周渝成長的背景，而且這些不只是背景，還具體發生在周渝成長的紫藤廬家屋裡面。這個原先的宿舍曾經是五十年代大陸來台自由主義者的聚集處；而李敖在六十年代叱吒風雲時，周渝的哥哥周弘是其摯友，由此因緣周渝在一九七○年代初李敖坐牢時，還負責照管他的龐大書庫，並在外頭接濟打點他的獄中需求。周渝不僅走過看過台灣六十年代的風采，還親身接觸過此時的人物，呼吸吐納了這時期可能發生的各類奇思異想與各種人格風範。
有了這麼一種較有內在自由的心靈成長環境，在保釣運動之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文藝創作與社會變動中，周渝就不再只是默默的旁觀者，而幾乎是無役不與的參與者了。在這次三十周年紀念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與各路英雄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留在紫藤廬的各種足跡，在在都走在社會主流之外必須披荊斬棘的道路上，無怪乎1991年他會在紫藤廬豎起反戰反美大旗了。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周渝即使反戰反美，他的茶館也並不排斥，甚至可以說是包容，以美國為師的各類人物與言行。這又是周渝的風範，正如茶館活動的左右兼容、統獨並蓄一樣。我們知道他追求的是一種超越的境界，是辯證法中正反之後的那個合。
六十年代台灣的這種在心靈上較為自由解放、無拘無束的情境，來到七十年代之後本土政治運動興起，而以美國現代化為標竿的全球化大潮洶湧而來之時，遂不再能持續。在往後的三十年來，台灣除了在藝文領域較能延續六十年代自由奔放的遺風與世代自我實現的衝力外，即使外在的政治民主了，言論自由了，但整體的內在心靈境界卻反受侷限。1991年周渝的反戰、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洞澈與批判，及其對台灣社會、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思，只能默默地寫在紫藤廬的外牆上，若非這次三十年紀念展，恐怕就被遺忘了。
1991年的反戰正值紫藤廬的十周年，為了紀念這動盪的年代，周渝曾經製作了一張適合茶館情境的音樂專輯《紫藤幽境》。那年秋天在發行的後記上，他除了追述與這張專輯的作曲家周成龍和古琴家龔一的結識因緣外，還不忘寫下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
「五四以後，急切而膚淺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更是在找替罪羔羊的心態下，將整個過去歷史文化，看做是中國人的『原罪』，以為只要『整個的』將『它』丟掉或革掉，中國就可以富強起來。這開始了在中國歷史上首度的——知識分子與民間社會的斷裂，知識分子與自我生命與文化主體的疏離……但我期盼，在未來，在經濟與政治都完成一定程度的現代基礎後，那個久遠以來隨著中國人社會歷史文化成長，而做為東方人重要存在基礎的『道』，經過西方一流思想、哲學與藝術的衝激與對話後，……在未來歷史中作辯證而有機的全面展現！當然，這是要透過有創造力而有信心與信仰的人們……」。
這是經過台灣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激烈變動的戰後新生代的深刻反思與熱烈憧憬，而周渝正是這麼一位有如此信仰的台灣六十年代傳人，也把這分信仰體現在紫藤廬的一景一物上面。
如今兩岸走向和解之路，百年中國在歷經分斷、革命、內戰、敵對、主體喪失，以及現代化路徑的分歧之後，也開始進入反思期。當曾經允諾過我們光明前景的西方各種形形色色的主流或另類選擇，如今都已顯得殘破不堪之際，周渝的文明反思與主體重建志業正是可以再次發揮大用的時候，讓我們期待紫藤廬的再一個三十年。
◎本文引述周渝的〈反戰大字報〉甲篇、乙篇 (1991)，並參考鄭鴻生〈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思想》雜誌第4期(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