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一九七○年代學運的時代意義
被現代帝國主義殖民的經驗，一方面是民族的慘痛記憶，另一方面卻也是個寶貴經驗，從而可以產生對西方現代思想的質疑與反思，並尋求不同的出路。而在捲進這條尋求不同道路的各種運動中，作為六十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晚期一環的保釣運動，如今還是蘊涵著豐富的當代意義，而不只是兩國的領土之爭。這本書所企圖重現的，即是這個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意義。
◎本文是為《青春之歌》日文版『台湾68年世代、戒厳令下の青春』（東京，作品社，2014年2月）所寫的序文
發生在1971到1973年間台灣大學校園的學生運動，是以1971年春天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為濫觴的。保釣運動為時雖短，卻引發學生爭取校園的言論自由與民主參與的動力，繼而走出校園關懷社會弱勢，並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可以說，學生在愛國運動中產生了政治意識與社會意識的覺醒。這場突來的學生運動隨即引來當局反撲，先是一連串的文字攻擊與圍剿，最後以警總在1973年2月逮捕約談相關保釣師生，並於1974年夏天大批解聘台大哲學系老師告終。經此思想清算與淨化之後，台大哲學系在六十年代曾經作為台灣思想龍頭的地位就此沈淪。
台大學生的保釣運動以1971年6月17日的示威遊行為最高潮。雖然遊行的學生先後來到台北的美國與日本大使館進行示威，但是美國卻是主要的抗議對象。約略同時而稍早在北美洲發生的台灣留學生保釣運動，也是以美國政府為首要抗議對象。以美國為抗議對象這件事對於七十年代初的台灣知識青年有著重大意義，代表著對原本親美心態的一個重大突破。
這個突破必得從五十年代說起。1949年底，台灣光復後才四年多，兩岸又陷入分裂對立的狀態。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立即展開嚴厲手段，將台灣的左翼分子幾乎肅清一空，成功地建構了一個反共社會，即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白色恐怖時期」的五十年代。
在經歷五十年代的嚴厲氣氛之後，台灣從六十年代開始有個出版的榮景。不僅冒出許多新出版社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也有不少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將他們在三十年代前後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涵蓋了大陸時期那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這種景況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是我們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父母輩所未曾經歷過的，為台灣戰後新生代帶來了影響深遠的啟蒙環境。
六十年代也是五四運動的文化與思想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做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經由翻印的出版物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戰後新生代所舉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但是這些補課與重演卻有著重大的限制，就是當時親美反共的思想框架。由於五十年代的肅清，我們當時讀不到左翼陣營參加這些論辯的書刊文章，學到的只是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不僅如此，我們對日據時期台灣左翼前輩的活動也毫無所知，甚至連林獻堂等人較為溫和的抗日活動也不見諸當時的出版文字。
六十年代又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總部設在香港的美國政府宣傳機構「今日世界出版社」，除了發行《今日世界》月刊外，還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內容豐富的中文圖書，影響一整代知識青年。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美軍與來台休假的越戰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除了美國新聞處圖書室成了學生朝聖之地外，全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更是大家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美國式的「現代化」在年輕人心目中遂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透過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圖書，在台灣的知識圈大量傳布。美國因素對台灣的知識青年起了潛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可以說，歷經五十年代對左派進行肅清的腥風血雨之後，六十年代的台灣基本上被塑造成幾乎是鐵板一塊的親美反共社會。左翼組織徹底崩解，左翼思想幾乎完全消滅，任何左翼的風吹草動立即遭到撲殺，例如陳映真的「民主台灣同盟案」。六十年代台灣的「文藝復興」基本上是在這「反共親美」框架裡進行的，幾乎只有出國的留學生才有機會重新接觸到左翼思想。
面對這麼惡劣的環境，六十年代的台灣知識青年在受到「重演五四」的啟發之後，還是利用各種可能的縫隙尋找另類思想資源。不少人從各個舊書攤尋找三四十年代的舊書；六十年代歐美青年造反運動的信息也透過各種方式傳進台灣，尤其是其中的反越戰與黑人民權運動；甚至美軍電台所播放的西洋流行音樂也帶著不少叛逆因子。可以說，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思想衝擊之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遂感染了那個年代的台灣知識青年。這是來自盟邦上國而能穿透管制的一些文化左翼因素。
此外，與被撲滅的戰後台灣左翼有著藕斷絲連傳承關係的作家陳映真，開始了一篇篇隱含著深刻左翼思想的精彩小說創作，他以十分迂迴的方式間接影響到深受感動的讀者。
於是在這種幾乎密不通風的反共親美心態的牢籠下，美國作為全球發展典範的地位開始被挑戰了，而1971年的保釣運動竟然成了改變的契機。保釣運動的訴求不能只用愛國運動來涵蓋，它對當年的參與者是一個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是一場對冷戰結構下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的突破。學生們發現屬於自己國家的土地，竟然被號稱民主陣營的美日兩國私相授受，而作為其盟邦的國民政府對此竟然無力抗爭，於是產生了身屬第三世界的自覺。當然第三世界的意識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經進入臺灣，甚至可說延續著日據時期台民的抗日意識。而這個第三世界的歸屬感又是與鄉土意識息息相關，由此引發了對人民自己的歷史的發掘，並重新探索整個中國近代史。
於是，以第三世界立場對美國典範角色的質疑，就帶來了對西方整套意識形態的質疑。就是說對西方是否能夠提供全人類一條光明的前景，尤其提供第三世界國家與人民脫離貧困與被蹂躪處境的一條道路，產生懷疑。當然，這時所謂的西方指的是戰後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自由世界的歐美日等國家。於是帶著懷疑精神的知識青年就開始重新思考出路，不僅從六十年代全球青年運動的各種主張中吸取養分，也迫切地開始重新認識中國與亞洲近代史。
在反共親美意識形態的桎梏下，能夠開始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尤其是中國革命的意義，對台灣知識青年而言更是個重大突破。當時「共匪」還是一般人脫口而出的詞彙，文革則是被描繪成全然負面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參加到保釣運動而開始接受左翼思想的海內外台灣青年可以說，是被中國革命所代表的新的人類理想，而非「以成為另一個西方列強為目的」的富國強兵之路，所吸引。當時，中國革命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一條有別於西方霸權的、獨立自主的、新的人類發展的道路。如今看來，撇開當時冷戰意識形態的話語，那是一條有別於「脫亞入歐，爭當列強」心態的自主之路。
八十年代之後，時局大變。在冷戰結束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當道之下，親美的台獨勢力藉著台灣民主化過程奪取了意識形態霸權，兩岸人民逐漸和解之局遂又陷入曲折的境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在夾縫中悄悄復興，而美國重新佈局，宣示「重返亞洲」(Asia Pivot)。若我們再次拋開冷戰意識形態的觀念與詞彙，這竟然又再一次呈現出「脫亞入歐」與「獨立自主」之間的競逐之局。這個競逐之局在一二百年來的東西碰撞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以新的形式出現，美國「重返亞洲」所代表的格局只是它的最新形式。
被現代帝國主義殖民的經驗，一方面是民族的慘痛記憶，另一方面卻也是個寶貴經驗，從而可以產生對西方現代思想的質疑與反思，並尋求不同的出路。而在捲進這條尋求不同道路的各種運動中，作為六十年代全球青年造反運動晚期一環的保釣運動，如今還是蘊涵著豐富的當代意義，而不只是兩國的領土之爭。這本書所企圖重現的，即是這個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意義。是以為日文版序。
（完稿於2013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紀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