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1993年春天，王介安逝世週年，收入《一曲未完電影夢──王菲林紀念文集》（克寧，1993），2014年春天修訂。
認識鄭南榕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從台大社會系轉讀哲學系的時候。那時的台灣社會在歷經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經濟成長後，各種戒嚴體制下的思想牽制逐漸鬆綁，而社會主義也重新在年輕的心靈中播種。當時台大的氣氛可以說「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家都蠢蠢欲動。那時升上大四的鄭南榕剛從大專暑期集訓的補訓回來，還留著短髮，皮膚曬得黝黑，以其桀傲而又似乎歷經滄桑的眼神，審視周遭一切，令我印象深刻。對於初上台北，內在還是十分青澀而缺乏自信的我，他是屬於那種有著一張「成熟與長大的臉」的學長。他當時曾經說過令我永難忘懷的一句話：「就只有兩條路走，或者當共產黨，或者就賺大錢去」。當時他這句話在剛接觸到社會主義的另一個理想世界的我心中激起了不小的震憾。
然而到最後，他既沒有選擇賺大錢，也沒有去當共產黨，他選擇的志業最後竟然讓他以自焚了斷。二十年前，對於不想創業賺錢的人，台灣是一片烏雲壓境，那時鄭南榕的內心想必充滿著either/or的掙扎。記得一九七五年夏天，台大哲學系剛歷經過兩年多來一連串的大整肅之後，我在搭機赴美留學的前夕找到一群哲學系的老朋友道別時，他也在場。那時這一群老朋友聚在一起，麻將打得正酣，我只記得當他知道我出國是要繼續讀哲學時，還是專注著牌桌，頭也不回拋下一句話：「你出去可要為我們哲學系爭一口氣！」顯然他早已放棄了在哲學上求出路的念頭。
後來在美國屢屢聽到他的消息，從他那時在台灣黨外政治的表現來看，當然共產黨或社會主義決非他所選擇的道路了。然而一九八八年在美國西海岸再次見到他時，給我的印象卻是一副十足的當時台灣社會人士的體態，他整個人胖了起來，豐厚的臉頰，福態的肚子，在原本不大的骨架上凸顯出來，配合著抽起煙來對於時政侃侃而談的神情，與大學時代的瘦削、鬱抑與深思的形象形成極為強烈的對比。這種對比的強烈有如共產主義與賺大錢的對比，雖然他不再把自己陷入這種二分對立的矛盾中，但很顯然他走進了另一種either/or的抉擇中，從階級的對立抉擇走進族群的對立抉擇。這個轉折或許牽涉到他成長過程中不為人知的某些人格或時代因素吧。
他看來是一個頗為耽溺的人，具有一種美感式的耽溺，耽溺於他所執著的東西，甚至是在對生死的選擇上。我不知道他曾經對左派的理念執著過多長的時間，但很清楚他對台灣獨立的執著，是強烈到最後以身相殉的程度，這種不是理性領域可以理解的執著情結一直是他安身立命的內在機制。在全世界社會主義不斷挫折，而族群對立有如瘟疫般蔓延開來的大形勢下，鄭南榕選擇了後者的大形勢，或者說大形勢選擇了他，來成就他非理性的、生死抉擇的耽溺與執著。而這二十年的過程裡，以非理性的耽溺與執著，拋卻了左派的社會主義，去擁抱右派的族群運動，恐怕才是鄭南榕悲劇所在。
一九八三年正當鄭南榕被台獨運動的磁石吸引過去的時候，我在美國初次見到王介安，他是那麼天真浪漫、心思單純地令人不安。他剛接觸到社會主義，有種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勢，眼神裡毫無白色恐怖壓迫過的遺痕。那時他對剛發現的新世界是那麼充滿好奇，自然而直率的追問我的來歷與種種，不管我希望他的發問應該適而可止的一再暗示。由於背負著太多歷史包袱，我總是疑神疑鬼，對於他這種沒有分寸的追索不免感到不安，然而他的眼神是那麼純真，笑容是那麼明朗。雖然只大他五歲，我還是從他身上感覺到年輕的理想與動力，感覺到年輕人所代表的希望。
相對於當初鄭南榕接觸到社會主義時已是人格老成，心思複雜，王介安顯得那麼天真單純。而在那時也確實只有如此心思的人，會仍舊發願獻身這個在本世紀內似乎大勢已去的社會主義運動。當早熟的鄭南榕捲入風起雲湧的族群浪潮時，王介安卻一頭栽進那個不合時宜的理想之中。
王介安回到台灣之後面對的正是一個對社會主義者而言荊棘滿途的道路，因為幾十年來任何前輩遺留的路標已經被清除的乾乾淨淨，而且從十九世紀初以來的全球性社會主義運動，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告一段落，王介安就是在這麼一種內外形勢皆付闕如的條件下投入了這麼一種志業。我不敢說這是一種註定失敗的志業，但身當先鋒的介安會遭到一連串的挫折，現在看來卻是註定的了。介安在這投身志業的挫敗與困頓中因病早逝，只能讓人興起「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之歎。
雖然幾年來王介安遭受到命定般的挫折，以至最後必須屈就於跨國公司的宏碁，我仍可看出他還是抱著無怨無悔的態度，甚至在知道身罹重病，被死亡陰影籠罩的時候。他第一次住進空軍醫院開完刀後，對著訪客他還是很爽朗的談著時事與評論，似乎罹癌與屈就於宏碁一樣只是一時的不便與權宜，時候來到他還是會奮不顧身的投入的，為此他散發出的求生意志讓人感到生機無限。甚至後來在遵照他的遺言將骨灰拋入太平洋的儀式中，他彷彿回到生命之源的大洋，也讓人感覺這個世界還是有著無限的生機。他雖然走的沒有如鄭南榕般的壯烈，但對他所擁抱過的志業確是提供了再生的可能。
鄭南榕為了一種脫離中國的執著，自己結束了其實尚有多種可能發展的生命，我相信他的很多老朋友都會覺得可惜，只是那麼樣子的死法似乎也是他所選擇的志業的內在耽溺與迷戀所難以避免的吧。
而王介安這個熱愛生命、熱愛他的理想的青年，直到臨去之前還是在關心著他曾全心投入的志業，雖然肉體上沒能戰勝癌細胞，雖然他的理想陷入極大的困境，但是我們可以說他並沒被打敗，這正揭示出他的理想可以繼續奮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