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溥將軍自述（台大期間）
張德溥 口述，洪三雄 採訪，鄭鴻生 整理
張德溥 口述，洪三雄 採訪，鄭鴻生 整理
在國內外局勢波譎雲詭的一九七一年四月，台灣大學校園爆發了保衛釣魚台運動，接著又展開戰後出生一代新起的民主抗爭。台大學生從保疆衛土、爭取言論自由、要求學生會普選、學生參與校務，到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以及走出校園介入民主選舉，前後兩年半的時光，直到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而劃下句點。在其最高潮的時節擔任台大管理之責並與學生溝通協調的，並不是當時的訓導長，而是總教官張德溥將軍。
張將軍以其開明的思想與幹練的才能，得到賞識並委以代理訓導長之職，及處理學生活動之重任。雖然當時主客觀條件諸多侷限，與學生之互動齟齬難免，但四十年後回看現場，他不愧是促成那兩年台大學生民主運動的重要人物。不若當年一般訓導體系之顢頇無能，他以極為開明與同情的態度面對學生的不滿，回應學生的要求，甚至阻擋了警總約談學生的企圖。在保護民主的幼苗和維護自由的火種之上，他的貢獻是不能被磨滅的。然而，他卻因此得罪權傾一時的情治系統，回任軍職後就一直不得升遷，以致提早解甲歸田，不能不謂為憾事。
一九九○年代末期，當時的學生領袖洪三雄還深深感念當年與張將軍的折衝，於是遠渡大洋來到美國找到退休隱居加州的張將軍，為他進行一連串的口述錄音，涵蓋他一生的經歷，並題為〈折戟沉沙〉。鄭鴻生則根據整理出來的錄音稿，將他在台大期間的部分重新耙梳整理成此篇文字，並分兩次登載於《傳記文學》2001年12月與2002年1月號。
一、從步兵師長到台大總教官
民國五十三年間，我在飛彈部隊擔任指揮官，受到時任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賞識，五十七年調我出任步兵三十三師師長。我剛任師長時，三十三師軍紀廢弛，士氣低沉，裝備保養很差。總司令高魁元要我馬上到差，整頓軍紀。上任後，雖台北司令部駐地距家僅一小時行程，但我十六個星期都沒回家一次。整頓立見成效，軍紀肅立。其後，三十三師改編為全台灣唯一的「摩托化步兵師」。也就是說全師增加各式車輛裝備，完全摩托化，成為配合裝甲戰車一起作戰的現代化步兵師。當時，所有的步兵師每年輪調金馬外島，擔任戰備，只有三十三師常駐台灣。
王昇的籠絡
我除了公事外，從來不走長官之門。所以蔣經國先生當初出任國防部長，第一次召見我，就問我為什麼沒去見他。有次我去國防部開會，如廁時偶遇當年權傾一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他位高權重，大家都要奉承拍馬，而我卻從來不曾走訪過他。
王昇問我說：「我聽外面說你的師長當得很好呀，怎麼也不來看看我。今天來是幹什麼的呀？」
我告訴他：「我是來開會的。」
「哦，開好了會，到我那裡去坐坐吧！」
既然他如此邀請，我也不好過於推托，會後我就如約造訪。他對我很是客氣，要我坐下，對我說：「你師長做得很好呀，表現出色，部長對你很看重，等你師長任期到了，就要你擔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我聽了不信，說：「軍校的校長一般是要由當過軍長的將領來做的，我只不過是個師長，怎可能做軍校的校長呢？」
他說：「不會錯的，部長是不講究這些限制的，只要你有能力，就提拔你。而且他和我商量過了，我也覺得你是很好的人選，你要好好的努力呀！還有半年你就可以接任了。」
然後他又意味深長的說：「以後，你常到我這裡來坐坐。」
我知道大概這句話才是最重要的，因為當時軍中各有派系，明爭暗鬥，都想要拉攏各方面的人。王昇是總政戰部的人，也要建立自己的派系，除了自己的政戰部，還想拉攏帶兵官，顯然想把我拉到他那一邊去。我雖知道有這回事，卻從不參加這些派系。事實上，後來我再也沒有到他那裡去過。
到了我的師長兩年任期期滿的時候，國防部發了一份人事命令，只涉及兩人。一是中央陸軍軍校校長張立夫，延任一年；還有就是我也要延任一年。我才知道王昇的話是有道理的。可是我覺得希望還是不大，因為我沒有去過王昇那裡，而且師裡面的政戰人員對我的評價也不好，何況情治單位對我的追蹤也一刻沒有停止過。
不久後，部隊裡對部隊長進行聯合考察，是部隊裡的黨部、監察、保防三個單位聯合考察部隊長的資料。而這三人都是師長的部下，由部下來考察上司。這其實很不合理，但是情治單位做事就是如此。後來據說本師聯合審查的結論是我不能繼續擔任軍隊指揮領導業務，就是說不適合帶兵。然後又聽說蔣先生對我任師長的安排，頗有壓力。而師長任職期間，他曾兩次來視察及慰勉，中科院成立之初，想調我去擔任計劃處處長，美國武官江無畏離職，陸總簽報由我繼任，都被他以師長職務重要而否決。想不到，他也因我在師長任內對政戰部的措施而惶惑了。
民國六十年初師長任期將滿之時，先是傳言我將直升軍長，又聽王昇向我說起即將升任軍官學校校長，接著接到延任命令，最後卻聽說得罪政戰部，資料不佳，使蔣先生頗為躊躇。面對這一切，我全然不以為意，但調任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卻是事出意料，使我不禁愕然。
蔣先生的用心
擔任各大學的軍訓總教官，對於正統的軍人來說向來被視為偏途，沒有晉升期望的。因此一般軍人都認為是退役前奏，當然也包括我。從來沒有當師長的被派為軍訓總教官的，等到我被召見並徵求去出任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時，就知道這是長期白色恐怖下，自不量力，想使政戰工作走向正軌的結果。
一九七Ｏ年間，美國掀起了廣泛的反越戰學潮，國內政治氣壓極低，台灣各大學的學生情緒浮動，社會也動蕩不安。蔣先生特別告知人事單位說，對於台灣大學的總教官，一定要挑一個優秀的將領，最好當過師長的人來擔任，不要那些沒有軍事前途的人做。這些是我接任台大軍訓總教官一職時他告訴我的，並沒有人知道。於是有了我帶進台大所謂的「八道金牌」。
當時蔣先生暗指要我去。他對參謀總長高魁元說，「你們去問問他願不願意」。於是軍團司令、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及蔣經國副院長四個人輪番召見我，問了我同樣的問題，說要我去當台灣大學的軍訓總教官怎麼樣？我都回答一樣的話，說本人沒有意見，如果你們認為我可以勝任，那你們就派我去吧。第一輪召見後，蔣先生察覺我內心是不願意的，就指示他們再召見一次，而我的答覆至第七輪參謀總長召見時仍是一致的。
到了最後一次，也就是第八次，蔣副院長第二次召見我時，我同他才有了意見的交換。他絕口不提我有什麼安全資料，更沒有提調任軍長與校長的躊躇，只是說：「我請你去當台灣大學的總教官，是因為我要請你去整頓台灣大學的自由學風。現在台灣所有的大學我都能夠掌握，但是台灣大學，我沒有辦法，因為它一向是自由派所操縱的，從胡適，到現在的錢思亮，都是自由學派。所以軍訓教官抬不起頭，國民黨不能發生作用，青年救國團也沒有用。而自由的風氣彌漫校園，學生的思想都不穩定，所以我請你去，希望你能整頓一下台大。」
我馬上說：「蔣先生，您要整頓台灣大學的校風，應該請一個教育界的人去而不是我。我是一個軍人，即使我去，我也只能管軍訓﹔黨和救國團的工作，對於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我在軍隊時的黨部都是政戰部管的，我不過是蓋蓋章而已。我是不能夠勝任的。」
蔣先生想了想說：「我認為你是可以勝任的，所以我派你去。」
我沒有辦法只好說：「好，如果您認為我是可以的，那我就去。軍訓方面，我有把握可以做好。但是黨和團我就沒什麼把握。」
他說：「不管你是不是可以做到，我現在把軍黨團都交給你，歸你指揮。你就比如師長升做了副軍長，做了兩年，就直接做軍長。」
我說：「既然您副院長命令我去，那麼我就去。但我一定要說明，我接受任務的目的是勉力以赴，期能達成任務，不是為了升軍長。」
蔣先生說：「你要什麼條件，我都支持你，你有什麼條件，就說吧！」
我在服役軍旅時，為鍛鍊思維、充實常識，經常瀏覽群書、手不釋卷，對國際及國內政治社會情勢的發展，尤為注意。國內以反共為優先，意識型態的認知極為偏頗。各校園內，當局有懍於學生運動是大陸沉淪的因素之一，各情治單位以從事地下反共工作為名，潛伏校園。以干預、壓制、恫嚇……等手段，高壓校園內言論、集會等自由；因而，師生們噤不敢言，小道消息時有所聞，校園內普遍存在不滿與不平的氣氛。而我服務軍旅，身受黨及政戰部的保防人員的暗傷，所以，我立即回答說：「我只有一個條件，我知道各情治單位在台大從事地下反共工作，他們的工作情形、運用的人員，我不聞不問，由他們的上司去管理。如果他們要有實際行動，比如說搜查校園、查禁違盡物品、約談學生等，事前必須經過我的同意，否則不行。
蔣先生聽後，立即打電話給當時主管全台所有情治單位警備副總司令王潔說：「我請張德溥將軍到台大當軍訓總教官，所以以後你們情治單位對台灣大學校園的實際行動，都要得到他的同意。」
他的指示，使我爾後推動校園裡言論較為開放、集會較有自由、學生校外遊行等，排斥黨或情治單位的反對，獲得更大的支持，而我離開台大不經月，台大即發生陳文成約談暴斃、哲學系改組的事件。
當時外界謠言紛紛，說我在軍方沒前途了，但他們都不知道蔣先生的別有用意。而校園裡也瀰漫著一股恐怖氣氛，因為他們原本就對軍訓教官不滿意，認為他們是情報人員﹔現在又聽說我是蔣經國先生親自委派的，而且是師長出身──心裡自然惴惴不安。
我雖有很多的「忠貞可疑」的資料，卻幸得俞大維部長的賞識，獲任飛彈營營長。八年許的飛彈部隊長任內，當然被增加了若干資料，又幸得蔣部長的召見與考察，才獲出任步兵師師長。在師長任內，所謂忠貞可疑的資料仍被增加不少，以致調職困難。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誰也料不到五十八、九年間，適逢台灣大學的困難，蔣部長因事擇人，讓我臨危授命，去台灣大學當了總教官，工作上不僅達成任務，而且做的有聲有色。
美國政府的居心
就在謠言紛傳，而正式的命令還沒有發佈的時候，美國大使館的國防武官Erle打電話給我。我與他並不相識，他卻要請我到他陽明山的官邸去吃午飯。我如約前往，發現他的官邸空空如也，原來他已奉調回國，太太和行李先走了，他自己還有一個禮拜也要回國。我不明彼意，飯局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終於他說，請我吃飯，是希望我能藉目前調任軍訓總教官之際稱病引退，他將在半年內負責我全家移民美國，並負責安排我的工作。從他的言詞可想而知，美國的情報機構果然不同尋常，他們竟然對台灣的每位帶兵將領了解得清清楚楚，也有專門的卷宗紀錄。
他對我說：「張將軍，您在軍中是一個很傑出的人才，並且很開明，我們知道您很民主，一心為國家的前途。但是看您現在所處的環境，您該了解政戰部及情報單位對您的看法。或許有一些事情您還不很清楚，可是我們很明白。」Erle 當然不知道我已有兩次看到自己資料的機會了。不過由此可見美國的情報系統很是紮實，而且判斷分析能力也很強。
Erle 又說：「或許現在我們請您移民到美國，您有點不以為然，但是你們的有些高級將領卻拜托我們要把他們的子女送到美國去唸書，避免當兵。許多的將領都是很有錢的，您不覺得軍隊是一片黑暗，一層鐵幕麼？可是我們國家卻認為您是一個軍中少有的人才，因此我奉命和您來談這件事。希望您能夠考慮，稱病引退，我們幫您和您家人一起搬到美國去。」
我斂容正告說：「是的，我承認你說得對，軍隊裏有很多黑暗；我也很感謝你們很看得起我。但是不管我們的軍隊怎麼黑暗，那畢竟是我祖國的軍隊，如果我只為自己考慮的話，的確可以移民。不過作為一個軍人，我覺得不能夠只為自己考慮，雖然我的力量不足以改變整個局面，但不管如何，我會為我的國家盡我的棉薄之力的。我只有盡了我的力量才會覺得安心。還有，對於其他高級將領的事情，我想那是他們的事，和我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是我的上司，我管不到。我只要自己問心無愧，就覺得對得起我的軍隊和國家。」
「此外，我真的很感謝你們對我的賞識。但是我想問一下，我出身行伍，除了帶兵之外能夠做什麼？叫我做情報人員？以我的本性來說，根本非我所願。否則，我在我們軍隊做情報工作很容易的，我的英文很好，完全可以有所發展，」
「我很不客氣的再問一句，今天你們看我有用，所以要我去美國，甚至變成美國公民，可是一旦沒有利用價值了，我將何以自處？因此，雖然我知道你們是一片好心，但是我還是不會去的，心意我領了，我還是會去當我的總教官的。」
Erle 聽了我的一番話後，很是動容。他說：「我們沒有看錯您，我很尊敬您的看法和選擇，但是我還是想說，您在我們這裡已經存案，雖然您現在拒絕，如果將來有一天您有困難，可以打電話到大使館的武官處，報上您的姓名，不管那時是誰都會幫您的。」
那天我們的談話到此結束。我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也就沒有和任何的人說過這件事情。
事隔三年，民國六十七年，我的兒子張岡中原大學畢業，工作二年後，得到美國Vanderbilt（凡登堡）大學攻讀工程管理碩士班的申請，獲得批准。但向美大使館申請簽證時，竟遭落選。在無計可施時，我想起Elre上校最後一句話，直接電話當時的美國國防武官（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先說出我的姓名，然後述說張岡被拒絕簽證的事，他說半小時後以電話答覆我。半小時後，他果然回電，要張岡在第二天上午九時如何去辦的方法。而我的兒子張岡在第二天就得到了簽證，向我說：「爸爸，這件事我真的服了你了。」但他並不知道Elre上校的事，我也間接證實了Erle上校所言不虛。
二、初接台大總教官──改善軍訓教官地位
我在民國六十年元月調任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兼副訓導長。第一次見到校長錢思亮時，他對我說：「我們知道你是軍中有名的將領，你能到台大來是我們的榮幸。」接著又說：「不過我要奉勸你兩句話，學校不是軍營，學生不是士兵。」我想，他如此說必然有道理，一定是有感而發。但與我來台大前的觀念是完全一致的。
台大軍訓教官的處境
當時學校的軍訓教官有五十多個人，大多是上校和中校。可是軍訓總教官和軍訓教官的辦公室侷促在大樓群中的一座簡陋平房裡，既不起眼又很寒酸。而黨團派來的秘書等人卻在大樓裡辦公。學校的教職員工路遇軍訓教官，形同陌路，視而不見，從來也不打招呼，進行交流。學生與教官在情緒上處在一種對立狀態，對軍訓教官避之唯恐不及。由此可見，融洽的感情與提高軍訓人員的地位是工作的優先條件。
在這樣的工作情況下，我不得不仔細考慮工作方法和工作的原則。我想，當時社會情勢動蕩，政治氣壓十分低沉，可以想見青年學生一定有些憂國憤世、不滿現狀的情緒。而教育是百年樹人大計，培育青年才是訓導的正途。在錢校長給我的兩句話的提醒下，我給自己訂下幾條工作原則：首先，要協調溝通，不可以用權威的姿態來壓迫學生；第二要疏導泄意，不能夠壓制；第三，尤其不能用有色眼光做先入為主的判斷，譬如根據個別言語就判定他是共產黨嫌疑等。我以此三項原則來處理學生的一切活動，以此體認來推動在台大的工作。
並且，我覺得首先要提高軍訓人員的地位。因為軍訓教官要想發揮力量，先須取得別人的尊重，可是學生見了教官都匆匆避開，這叫他們如何開展工作？而且關於黨團的工作雖有高層派人負責，但大多事宜必須要軍訓教官的幫助。除此之外，軍訓教官除了軍事訓練外，還擔負了某些訓導學生的工作。譬如，每一棟學生宿舍都有一個軍訓值日教官，二十四小時地照顧學生的生活起居。學生的活動當然是由訓導處的人員決定的，但是執行時仍要軍訓教官幫忙。
建立教官的自律與自尊
為了提升軍訓人員的地位，我在第一次軍訓匯報時發佈了兩項規定──自律與自尊：
1.
除了上軍訓課和在宿舍的軍訓教官可以穿軍裝以外，其餘時間一律不允許。當時參加會議的軍訓人員都很氣憤，覺得自己已經被人看不起了，還不允許穿軍裝。我的理由是學生在心裡對軍訓人員不滿並且輕視，若穿了軍裝當了老虎皮耀武揚威，更被瞧不起了。還不如收斂行跡，不要張揚，從觀感上改變，讓人慢慢由心裡接受。
2.
規定宿舍的值日教官，若在處理問題時和學生發生爭執，在問清情由前，先處分教官。因為學生都是十八到二十二歲的青年，沒有人生世故的經歷，好比一張白紙，而教官都已經三四十歲了，有了一定的社會經驗，應該循循善誘教導他們，怎麼可以和他們起爭執呢？一起爭執，先處分教官。
這兩條規定宣布後，引起軍訓教官全體不滿。他們本來以為我的到來會增加軍訓教官的聲威，誰知道卻訂了這兩條規定，使他們更覺得有損尊嚴。其實我自有深意──教官們只有先站穩了腳步，才能求得生存發展自己的地位。如果站不住腳跟，談何發展？
軍訓教官們向上告狀，卻因為蔣先生支持我，沒什麼結果。台大校園裡漸漸地很少看到穿軍裝的人了，軍訓教官和學生也無爭執了，軍人的地位慢慢地在提升。
發揮教官的管理潛能
我又從發揮軍訓教官的管理潛能，來提升軍訓教官的地位。學校行政管理的缺點是「有人說，沒人管」，尤其是學校行政人員的拖沓作風，很有缺陷。我要求軍訓教官發揮能力，幫助學校的管理工作。教官們的管理能力有了用武之地，自然很開心，在管理的過程中，也容易得到學生對校方的肯定和認同，從而提高他們的地位。
上任依始，我用了三周時間對學校的宿舍、校園、公共場所、學生廚房、廁所、浴室等地方都查看了一番。熟悉學校的環境與管理後，我發現缺點重重，難怪學生不滿意。原本這些問題應由學校總務處來解決，而軍訓教官與訓導人員則是照顧學生生活的，但是他們馬馬虎虎能推則推。我把缺點歸納出來，然後求見錢思亮校長。
這是我到台大後第二次見他。我對他說：「上次蒙校長指示說『學校不是軍營，學生不是士兵』，我經過了三個星期的觀察，發現這兩句話是完全正確。我一定按這兩個原則去做。但還有一個原則，校長您大概是疏忽了。」
「什麼原則？」校長問。
「Management.」我說。
「什麼意思？」錢校長很奇怪的問。
於是我把學校所看到的行政上的種種缺失，一五一十地向他說了。
他聽完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我不相信，我在這個學校當了十幾年的校長，在行政措施上會有這麼多的缺失。」
我說：「校長不信的話，由我帶著，我們一起出去看看。」
錢校長到底是學者，沒有官僚作風，馬上要我帶他去。因為校長腿跛，走路不便，我們一路是坐車看過去的。三個小時看下來，果然，我沒說錯。
回來後校長問我：「此事如何處理呢？」我說：「我是軍訓總教官，不能干涉學校行政的事情。這些事都由總務處負責，你應找總務處處理。但是我覺得，既然學校存在那麼多缺陷，可見總務處的管理不善。」
「是不是請你以副訓導長的身份來處理這件事情？」校長問我。
我說：「我作為軍訓總教官，兼副訓導長僅是一個虛名，並無實權，所以我不方便做這件事情。」
校長又問：「我要請你做，你說有什麼好辦法？」
於是我說：「若是要我做的話，我就請校長召開一個行政管理會議，叫各單位的主管參加，開會時要由我提出報告，把今天所見的情形都提出來，您徵求他們的意見，接下來您宣布我兼副訓導長的職務負責處理這些事，要求各單位配合，接著我會提出整頓方法。您在會中指示後，我會盡力為學校做好這件事。」
校長同意了我的建議，立即發了公告。
錢校長上任十幾年，從來沒有開過什麼行政管理會議，所以公告一出，我的名氣就響了。有人打聽是誰的主意，有人就說是新來的軍訓總教官的主意。大家對於開會的意圖不甚明瞭，於是紛紛參加會議。會上我對學校存在的種種缺陷一一列舉。
錢校長說：「我想不到在學校這麼多年了，管理上竟有這麼多的缺點。在座的各位有什麼意見嗎？」
全場默然。
「這些事一定要盡快整理。我請張總教官以副訓導長的身份來主持整理這些事情，各單位都要配合。」
於是我站起來，提出了整理方案。在這個方案中，我動用了全部的軍訓教官，並要求總務處全力配合，而且我希望教務處也可以給予我必要的支持。校長立時批准了我方案。
經此，軍訓教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實際上我調動了軍訓教官的管理經驗和能力。除了軍訓工作外，有組織有計畫的推動此事，使他們很高興，情緒開始高漲，在日常的瑣事處理中顯出了自己的能力，而各方面還予以全力配合。校方各部門也認識到了他們的能力，學生是收益者，自然也很滿意。由此，軍訓教官的自尊配合了管理能力的表現，他們也被尊重了。
親近師生，消除偏見
我到台大後，人們總以為我是蔣先生直接委派的，是他的親信，更是會直接報告的人。所以我盡力消除人們的這一看法，盡量的和老師學生打成一片，不做局外人，讓他們看清其實我只是個普通的軍人。於是我分別拜訪了文、理、工、商、法、醫六學院的院長，和他們懇談，分析軍訓教官的能力和責任，以及他們的做法，使得他們消除對軍訓教官的偏見，免除他們認為軍訓教官是情治單位的細胞的看法。
通過這些措施，不到兩個月，軍訓教官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校方平時很少見穿軍服的教官，也沒有教官與學生間的爭執，沒有學生去告狀，教官都是循循善誘。教官們的工作積極性也增加了，而我們的辦公室，也從小平房遷到了行政大樓。
提高了軍訓教官的地位後，接著就是處理學生運動。我希望學生們能對我有一點新奇的印象，更希望得到他們的配合，所以我在一月份學生開學報到時又制定了一項措施，使得他們對我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觀。
台灣大學是國立大學，每次在學生報到時都有兩個規定：一是要檢查男生的頭髮，如果頭髮太長，就必須先理髮，否則不能報到﹔二是徵求參加國民黨，如果不填表入黨，就多方留難。
我吩咐此後報到時取消理髮設施，黨部的桌子也撤到後面去。結果學生來報到時立即發覺，互相詢問怎麼回事，得知是我的主張後非常高興，自然而然的改變了對我的看法，至少認為我很開明。
此後，我就能比較順利地按照先前自己立下的那三條工作原則來處理學生事務，並漸漸把學校低沉的風氣轉為活潑開放。我也由此變成各大學皆知的教育界的風雲人物，知識界也對我很敬重。始料不及的是，另一方面，卻更增加了情治單位對我的不滿與猜疑，最後並迫使我自動退役。
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最初認為我是軍人，是將領，但是三個月後對我各方面的表現便刮目相看了。
三、代理台大訓導長──從錢思亮到閻振興
民國六十一年初，在我接任台大總教官不多久，正進行提升教官地位、改善與師生關係同時，法學院院長林霖突然於二月底病故，三月底錢校長指派當時的訓導長韓忠謨去接任，並要我暫代訓導長兩個星期，以便從教授中遴選訓導長。
錢思亮的賞識
錢校長在指派我暫代訓導長時，對我說：「我選擇訓導長很慎重的，尤其現在學生情緒很不穩定，所以我要費點時間，大約要兩周，所以就請張兄代理一下了。」
兩周後，錢思亮又對我說：「不好意思，我現在還沒有找到適合的人選，所以請再幫忙代理兩個禮拜。」
於是又是兩周。四個星期過去了，錢校長和我說：「張先生到台大來的所作所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你代理了四個星期的訓導長，對學生的訓導業務的處理也很適當。所以我經過六院院長的同意，請你擔任訓導長。」
我驚詫地說：「此事不妥，訓導長是要有學術地位的教授才可以做的，我是軍人出身，沒有學術地位，怎麼可以做訓導長呢？」
錢校長說：「要你當訓導長，是我的責任，與你無關。我要你當訓導長，你若不符合規定，由我對上面交代。假如上級真的不允許的話，我就請你當代理訓導長。」
於是我就正式兼代了訓導長。
我以軍人身份代理訓導長是台灣教育界破例之事。大學校園裡，訓導長通常是由有學術地位的教授擔任的，這是規定。軍訓總教官兼任副訓導長，實質上備審咨詢，也是上級所規定。台大的訓導長一向是由資深的教授來擔任，從來沒有軍人當過訓導長，而且蔣先生只是要我當軍訓總教官，從未想到我會兼代訓導長。退一步而言，既然他派我去台大的目的是整頓自由學風，這當然是他樂於見到的事情。
到了五月，錢思亮突然調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先生要我做軍訓總教官時，就曾提過此事──果然！錢思亮被蔣先生認為是一個自由派，並且是一個自由學府的主持者。可是我和他共事了大半年，根本就沒有看見他不遵照國家政策推行的教育方案，也沒有看到他發表過什麼真正不滿政府措施的言詞。因為他是一位純正的學者，有他自己的思想，並沒有對國家產生危害，反而有很大貢獻。蔣先生之所認為他是自由派人物，完全是受下面一些如王昇之流的派系影響。
閻振興的作風
新校長是閻振興。當他在六月接任時，錢思亮當著我的面對他說：「張先生是一個軍人，可是我們請他當代理訓導長，表現卓越，所以我希望你繼續請他當代理訓導長。」閻振興滿口答應。
錢校長和我告別時對我說：「張先生，可惜你到台大晚了一年，如果早一年的話，我想我不會去接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如果你在的話，我們會處得很好的。」事實上，這半年來我和他相處，發現他是一個溫文敦厚的學者，坦誠而開明，博學而謙虛，觀念開通，作法公開，我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危害政府的傾向，雖辦學自由卻沒有參與政治鬥爭的氣息，只因當年那些大官畏共怕共的心理，對意識形態的一些差異，杯弓蛇影，藉機追逐這個職高望重的官位而已。
閻振興聽了錢思亮的交待，當面答應。但第二天卻指派了政治系的教授俞寬賜來當訓導長，我心中淡然，回到總教官的辦公室，還是做我的總教官。誰知道俞寬賜上任還不到一個月就做不下去了──因為活躍於學生社團與運動的學生都不理他，他也沒有能力和學生溝通，還喜歡擺點架子，學生自然很反感。
閻振興沒有辦法，希望我再回去，我不願意。閻振興不得已請了六院的院長對我說：「學校裡需要你，學生只有你才可以和他們協調，別人是做不下去啊。」我聽他們這樣的說，也不能不顧閻的面子，便順勢提了兩個條件：「第一，訓導處的經費，不能移用，因為這是專門照顧學生生活和活動的；第二，台灣大學是國際上有聲望的學校，但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哪一個系是特殊的。我希望你全力培養學術的成長，最好能夠製造出兩三個國際很有名的特殊的學系來，而學生的事情我來處理，有我為你操勞，你不要干預。」
閻振興與錢思亮的作風相反，他是一個學閥，只求維持並提升自己的官位，對上唯唯諾諾，對自己保持圓通會做官的形象，對下則只用對自己無阻擋的人物。他善於奉迎，很會做表面工作。在行政方面，他曾到處很自傲地宣稱他將台大之癌──校本部裡的數十家違章建築，一一拆除，事實上這卻是我後來再一次代理訓導長的任上出力協調完成的。他是個標準的學閥，怎麼會做這樣的事呢？他會被任命為校長，也可見蔣先生左右人物的不智。當我調回軍中遭情治單位不滿我在台大作風而排斥我時，閻振興心知肚明，但不曾為我略加助力。
蔣先生的支持
依當時的情勢，學生運動都由黨部和情治單位來管理的，若他們要阻止我，我也無能為力。因此如果沒有蔣先生的支持，我的很多工作都無法完成。從我到了台灣大學擔任總教官以後，蔣先生前前後後召見我不下十多次。他知道我的工作困難，每次召見我都不斷地給我勉勵，肯定我的工作成效。──每次都是他召見我，我從來沒有主動去看過他。
到任後不久的一次召見，他說：「你的工作成績非常好，外面都說，你去了以後，台大的校園非常的安靜，學生也沒有什麼不滿的情緒。」
我馬上反問：「先生的情報是從那裡得來的？」
蔣先生很不高興，因為他從來不喜歡別人問他情報是從哪裡來的，也從來沒有人問過，「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說：「因為這情報不確實。」
蔣先生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別人說你工作好，你還說不確實呢？」
我回答說：「我到台大後，學生是很平靜，下面也沒有聽到什麼聲音。這是因為他們都認為我是你派過去的將軍，對我很畏懼，所以他們不敢說，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什麼話說。我就好比是在火山邊跳舞，如果哪一天火山爆發，我馬上就會被燒成灰燼。所以副院長，你要知道，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台灣考取留洋的大學生一上飛機就罵政府的原因，因為他在地面上什麼都不敢說呀。」
蔣先生聽了後問我：「照你這麼說，學生是有不滿情緒而不敢發洩，你的意思是怎麼辦？」
我說：「我的意思很簡單，就是鼓勵他們說話。青年們是有很多的牢騷，這裡面對錯摻雜，──正確的，我們就應該接納，慢慢的改進﹔錯誤的，我們就應該把他們往正確的方向引導。如果不讓他們說，他們對的方面就會形成更多的不滿，不對的就會積非成是，增加了他們對政府的不滿因素。所以應該讓他們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蔣先生聽後再問：「你認為應該讓他們說話嗎？」
我說：「當然是應該讓青年說話。」
誰料三天後他就做了一次演講，題目就是《讓青年們說話》。第二天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評論熱烈響應。這就變成了當時的一種論點──讓青年說話！
張寶樹的不滿
此事過後不到一個星期，中央黨部的秘書長──張寶樹忽然要見我。我是台灣大學支黨部的主任委員，張寶數是我的上司，但我到任後從沒去看過他。因為黨的事情有黨務人員在管，除非他們找我，我不便也不願意過問。負責的黨務人員姓孔，職責是秘書，在校長辦公室附近獨自有一間辦公室，相當神秘而權威。
當時同坐的還有幾位黨的主任。張寶樹先對我說了許多漂亮話，讚揚我是有名的將領，很有學問。然後語氣一轉，說：「但是張將軍，你自己應該知道你對青年學生運動，並沒有什麼經驗，也沒有經過工作原則的訓練。所以如果你有什麼建議，該先和我們說，然後再和蔣先生去說，不要直接向蔣先生報告。」
我說：「每次召見，都是蔣先生直接找我，我沒有找過蔣先生提什麼建議。」
張寶樹說：「你最近不是建議『讓青年學生說話』嗎？」
我笑了笑：「那是因為蔣先生召見我，說我的工作做得好，實則不然，因而我提出讓青年們說話。」
「但是你知道麼，他已將你的建議變成演講了。我們過去在學校讓青年們多讀書，少說話，做得很吃力。你不幫我們做倒也算了，反而要鼓勵他們講話，弄得我們的工作很難開展。所以希望你以後不要直接向蔣先生提什麼建議，應該經過我們討論後再轉呈。」
我答覆道：「秘書長您說我對學生活動以及青年運動不了解。是的，在這方面我的確是一張白紙，我既沒有學問理論，也沒有工作經驗。不過我想問一下，我是不對，但你能說蔣先生也是一張白紙麼？他是青年運動的專家，我向他提了個建議，被他接納了，他也不對嗎？」
張寶樹很氣憤，認為我是在拿蔣先生壓他，就對我說：「好吧！我不管了，以後你有什麼事情也不要來找我。」
我說：「報告秘書長，今天是你要我來的，我並沒有來找你。我自己做事情自己會負責，以後也不會來找你。」
張寶樹地位很高，別人對他從來都是俯首聽命，沒給他碰過釘子，可是我卻如此頂撞他，他對我也無可奈何。當然，這只會增加對我的不滿和阻礙，但我也毫不在乎。
四、台大學生保釣運動──以疏導代替圍堵
在錢校長的賞識下，我以總教官兼副訓導長的職位，實際負責了學生生活與活動的管理。到了隔年，民國六十一年的春天，卻爆發了保衛釣魚台運動。
突破禁忌允許遊行
保釣運動先在美國發生，然後蔓延到台灣大學，接下來傳遍每個學校。當時反政府的的各種言論、呼聲，政府怎麼壓制也沒有用。四月十二日台大爆發保釣運動之後，我鼓勵學生成立「保釣運動委員會」，將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一起，讓他們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活躍。我准許他們演講，允許他們辯論，甚至允許他們遊行，但遭到了中央黨部和警備總部的極力反對。
我對他們說：「一定要遊行，如果不讓遊行，出了事情你們負責，如果遊行了，出了事情我負責。」
他們問我，為什麼要相信學生不會鬧出事情。
我說，首先，現在的學生不像當年大陸的學生。進了台大的學生都是高中畢業的，在高中，歷來都是填鴨式的教育，學生根本沒有時間和經驗從事遊行和活動。所以，根本無需害怕，因為他們毫無經驗。而且我相信我還可以在旁輔導遊行。這跟大陸的遊行是不一樣的。第二，你們怕學生遊行的理由無非就是怕有變化，怕學生衝擊社會不安。我倒不擔心這個，因為學生保釣運動的目的是要向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抗議，要支持政府採取行動，保衛釣魚台。而真正害怕的是兩個問題，一是怕真正的共產黨混在裡面，利用遊行使之變質；二是怕遊行時有外人混進隊伍，壞了秩序。不過對於這兩點，我都有辦法防止。
他們聽我說了之後，還是不敢答應，要我請示一下蔣先生，結果蔣先生同意了。
他們又擔心地問要不要派人幫助，我說不用，我只有一個要求。我把遊行路線交給你們，遊行是在馬路中央，我要求實行交通管制，並且派便衣人員，在路邊的圍觀人群裡，留心不允許有外界的人員混到遊行隊伍裡去。還有，派十部遊覽車停在遊行終點的隱蔽處，同時準備一些飲料，我會用車把遊行隊伍帶回學校去的。他們最後同意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在組織遊行過程中，學生對於隊伍編組、指揮、掌握（他們也怕出事）毫無經驗。於是我很容易地掌握了一切行動。我要求哲學系研究生王曉波組織一些學生時時刻刻跟著我。因為遊行時學生的情緒會激動，──尤其喊口號的時候，會越喊越激動，萬一有人喊了反政府的口號，其他人就會跟著喊，所以要他們時時注意口號，如果有人喊錯就馬上喊回來。另外，遊行的隊伍是各學院編成的，有些學院可能全跑到別的路線上去，如果發現隊伍偏離，立即去把隊伍帶回來。
各方都滿意的結局
遊行開始了，在當時台灣是一件大事。高官們拭目以待。遊行隊伍裡有人控制局面，外面的人員不可以混雜進來。有幾次口號喊錯了也及時糾正。一切事情都是按部就班。最後人群到了日本大使館的門口，學生很是激動，就開始用石頭砸日本大使館的門。王曉波就喊﹔「我們要站在戰場上和日本人戰鬥，我們不屑於用石頭砸門！！！」於是學生也跟著喊，及時扭轉了局面。
最後遊行結束了，學生們也很累了，看到我事先安排好的遊覽車，一湧而上，回到學校。事後，學生很高興，認為遊行成功了，突破了禁忌。中央黨部也很滿意，因為沒有任何的事情發生。有些學生說：「我們的總教官的確是聰明過人，什麼事情都安排好了。」學生們都認為我很有一套，安排得很圓滿，使得遊行沒人來干預。其實平心而論，若無蔣先生的支持，我也沒有辦法組織運作好這事情。
同時，我也因此成了教育界的風雲人物，各大學的學生都知道我，知識界也對我很敬重。但由於我的工作原則和當時的政治原則不符，無形中加強了軍中情治單位對我的不滿和猜疑。因此，成功的背後，也隱藏了逼我退出軍隊系統的危機。
周書楷來台大演講
台大保釣運動發生之際，原任我駐聯合國大使周書楷回國擔任外交部長，社會的輿論普遍對他不利。台大學生就要請周書楷去學校演講，講述政府維護釣魚台主權的立場。他的前任葉公超勸他不要來。可是我一定要請他來，否則學生的情緒就無法安撫。
我請求蔣經國先生給我支持。蔣先生要周書楷一定要到台灣大學做演講，他沒有辦法，只好找我商量此事。我對他說：「你去，但是帶上你的美洲司司長──錢復（後為外交部長）及另外一位外交部同仁。你上講台後儘量說一些鼓勵學生的話，過十分鐘那位外交官同仁就上台，遞給你一張紙條。你裝作看過後，向大家宣布『很對不起各位，我現在接到國外一個電報，很重要，一定要趕回去處理。我請美洲司司長錢復先生代表我繼續談釣魚台的事情。』然後你就回部去了。」
他聽了就找來錢復說這件事情，錢復推辭。我對他說：「你是錢思亮的兒子，又是台大先期畢業生，是青年人，也很會說話，所以你不論先天後天都是一個容易被學生接受的人，我認為你去是不會有問題的。」他同意了，但是要求我陪在他的身邊不要離開。我也同意。
回過頭來，我再做學校的安排。那時韓國的僑生比較傾向政府，而且善勇好鬥。他們對我比較尊敬。我把他們找來說：「我好不容易請周部長來做演講，滿足學生的需求。當然我對周部長也是有責任的，不能讓少數的學生藉此鬧事，所以我希望你們來擔任保護的工作。他的車到達時，校門附近問題不大，但進了體育館後，你們就在體育館的後門，以他的車為中心，站成五十公尺的圓圈，保護他，一直到他離開學校為止。」
四月廿一日晚上，周部長應台大學生「保衛釣魚台委員會」之邀來演講，台大體育館爆滿。除了台大的學生外，還有很多的外來人士。我陪著周部長和錢復上台，也沒有過問周部長另一個人安排在哪裡。
周部長開始演講，開場白過後，他說：「我看到你們各位在這裡念書，我非常高興，回想我念書時，家裡和老師都要求我好好的用功，不要去過問外面的事情……」這句話一出口，很多的學生都開始跺腳，體育館裡一片喧鬧聲。他的演講馬上就進行不下去了。這時他請的人還沒來得及上台。
我急中生智，到台後轉了一圈，回到台上，立刻對學生說：「各位同學，靜一靜。」學生對我比較尊敬，踏地板聲馬上停止了。我接著說：「剛才我在台後得到通知，外交上有急事，上面希望周部長趕快回去。所以周部長得先走一步，接下來請美洲司司長錢復繼續演講。錢司長是你們的先期學長，主管美國的業務，他會講得很清楚的。」我就帶著周書楷從後門開車走了。
學生大都知道錢復的名字，突如其來當時沒有反應，後來一想不對，上當了！馬上從前門追出來，想擋住周部長的車子。周部長這時已經從後門上車走了。學生們沒有擋住，只好回過頭來聽錢司長的演講。果然不出我所料，錢復的演講很成功。這件事情也就順利過去了。
引見王曉波、陳鼓應
另有一事，也可足見蔣先生對我的支持。那時由於釣魚台事件，引起很多學潮，學生言論非常激烈。
當時情治單位把兩位師生列入黑名單，一是哲學系的研究生王曉波，一是哲學系的老師陳鼓應。他們被認為反對政府，並對學生有相當的影響力，要盡量的爭取或是加以防範。事實上他們對政府的確有些反感。他們的所作所為表面上看是反政府的，實際上是出於善意，希望政府改進，而且意見往往很有道理，如果得到適當處理，反會增加政府和學生間的互動。
我考慮再三，決定向蔣先生建議直接召見他們兩個人。希望蔣先生可以用對我的開明態度來對待他們，並以此產生效果。－－蔣先生同意了。
蔣先生分別單獨召見了這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可疑人物」。他們回來後，我就問他們感覺如何？陳鼓應感覺還滿意，王曉波覺得一般，不是很滿意，我也沒問原因，又向蔣先生建議再次召見王曉波。於是蔣先生第二次召見王曉波。蔣先生對我推薦的人肯如此輕易召見，可見他對我工作的支持！
他倆在台大哲學系事件被解聘，經十三年始得平反。他倆為國家為民族的奮鬥工作未曾稍懈，推動民主的精神仍是一貫。只是當年暗為王昇的打手，一手造成哲學系事件的馮滬祥，當年在台大是極少數堅決反共、擁護國民黨的忠貞志士，而今是兩岸風雲人物，為江澤民的座上客，兩者相比，馮是「識時務為俊傑」的政客，不言可喻。
五、再次代理台大訓導長──觸動台灣民主火苗
台大保釣運動之後，民國六十年夏末，本來就已不負管理實責的訓導長俞寬賜出國考察一年，於是我又再一次名目上代理了訓導長，雖然一直以來我實際負責其事了。然而在這一新的學年，卻碰上了台大學生活躍的民主運動。
學生運動──台灣民主的火苗
大陸最後淪陷的時候，共產黨利用很多學生運動衝擊國民黨，造成政治不穩、社會不安以及民心動蕩的時局。由於吃過大虧，所以國民黨對學生運動有很敏銳的畏懼感。撤退台灣後，擔心共產黨滲透，自然對學生有很多的安全審核。另一方面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很固執，任何不合國民黨要求的言論和行動都會被他們認為是共產黨。而且，國民黨甚至杯弓蛇影的認為自由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外圍，自由主義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因此對學生運動，尤其是台大學生運動採取堅決的壓制。
所以那時台大校園裡缺乏言論自由，學生刊物的文稿必須要審查，社團的活動必須要申請批准。情治單位在地下非常活躍，對學校的工作人員（包括軍、團、黨人員）動輒干預。美麗的校園看起來平靜無波，底下卻激流洶湧，暗潮澎湃。因此一些反政府的小道消息卻對社會產生了危害性。
然而我認為學生運動是當時的現狀所引起的，不應該以有色眼光來看待，不應該加以壓制。所以在不影響社會安定的原則之下，我就更改制度，開放言論，支持社團的活動，而且同意他們發行刊物，讓學生可以演講，辯論；對於情治單位，我約束他們的實際行動，突破了不准學生遊行的規定，使得學生的情緒平穩下來，校園活動也逐漸的開放。
所以事隔多年，還有人說台灣今日的民主就是台大那個時候開始燒起來的。《自立晚報》出版的《烽火杜鵑城》一書（作者為當年的台大法學院學生代表會主席洪三雄）就紀錄了當年台大的事情。學校與社會，知識界與學生之間的隔閡逐漸地減少，責難台大是自由學府的聲音，隨著杜鵑花的開放，逐漸地淡化，政府對學生的敏感畏懼之心也逐漸降溫。
讀書會及主持人江炯聰
在大陸的時候，學生運動常以讀書會為外圍。讀書會一直為共產黨所操縱。保釣運動之後的那年暑假開始，台灣大學也有一個讀書會，主持人是化學系三年級的學生江炯聰，他是台灣人，很有組織領導的能力。黨部把他列入了黑名單，對讀書會的活動很注意，要我關注他們的活動，最好是解散讀書會。
於是我親自參加讀書會的活動。他們認為我比較開明，對我不很戒備，我前後參加了三次，都在台大附近的咖啡館舉行。我發現，他們的主要書本都是有關社會科學的論著，也討論到當時現實的社會環境。我從這幾次活動中看出江炯聰很有組織領導能力，同時也有淵博的學識。同學們對他很信任，他們的言行也坦白明朗，是很好的學生社團。整個活動當中時常會有批評政府的言論，但我並不以此認為他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情者、或者是嫌疑犯。所以我就勉勵他們，多從正面看政府的措施，不要完全從反面看，以偏概全。他們也常為社會提供慈善工作，如去幼稚園做義務的服務。
我從他們的活動中沒看到有任何證據，所以一直沒有取締讀書會。可是情報單位一定會把他們的言論斷章取義紀錄下來，報告上去。
到了江炯聰畢業分到部隊去當預備軍官的時候，警備總部忽然將他羈押了。有同學請我幫忙，但這件事情己經不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內，他已經學校畢業了，我無能為力，只好拒絕。
幾年後，江炯聰被放出來。他先到日本留學，回台灣後，又要到美國MIT唸書。我就個人出資贊助他一張到美國的飛機票。他到美國後，又常向東歐跑，還曾經建議我轉請國防部購買東歐的武器，我沒有同意，反勸他好好讀書。
我兒子在華府，他透過我介紹前後兩次住在我兒子家。第二次在那裡時，有次酒喝多了，對我兒子說：「我後來被警備總部羈押，不能出國的原因，都是因為你父親在台大的時候對我的報告所致。」我兒子很驚訝，問我為什麼當時這樣紀錄，現在又要幫他呢？
我在台大對於學生，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分析報告，完完全全的照我的工作原則進行溝通，不用有色眼鏡去看事物，不用權威，更不會做兩面光的事情。他所說的可能是情治單位的栽贓，令我非常難過的是我在學校裡很愛護他，他卻相信那些栽贓的話。這是我在台大期間最感遺憾的事。現在，他是台灣大學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
學生代聯會的改選
台大學生組織的社團很多，最主要的一個是「學生代表聯合會」簡稱「代聯會」。學生都是會員，由每班的班代表組成的代聯會對學生活動最有影響力。現在的台北市長馬英九曾是我剛到台大時的代聯會秘書長，現在台灣金融名人胡定吾則是主席。
馬英九雖然在代聯會任內看不出有精湛的內涵以及果斷的作為，卻是個沉著內斂、很謙和的人物，各方面都能夠接納他。
保釣運動之後的新學年，代聯會主席的選舉變得熱鬧起來。那時學生分大兩派，一派學生是對政府不滿意的，另一派學生是擁護政府的，但是他們不敢明說。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氣壓很低，社會環境也是很低迷，對政府不滿的輿論常有所聞。因此贊同不滿意政府的學生就比較多，他們的候選人是王復蘇，而擁護政府的一派就推薦了傅崑成。
中央黨部要我盡量的讓傅崑成當選代聯會主席。可是在當時的校園氣氛下，要選出傅崑成是不可能的。我即使出面推薦他，也很有可能會落選，而後代聯會和訓導處將愈行愈遠，學生運動的處理就更困難。所以我不答應。中央黨部認為我不聽從命令。
他們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央黨部各組的主任都參加了，還有省黨部主任李煥。他們要我解釋，為什麼不能讓傅崑成當選代聯會主席，以及該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做得到？
我侃侃而談：「這是不可能的，你要擁護他出來，就會失敗，因為你的選擇是不正確的，這反而會影響我們以後對學生的工作。這也並不是說我們支持不滿政府的學生，只是表示我們無法擁護一個不受大眾歡迎的人物。如此我們以後才會有轉圜的餘地。」但是與會者都不同意，要我盡量的想辦法把傅崑成選出來。我堅持我的意見。
最後李煥提了一句：「張訓導長是在台大的第一線，當然對學校的情況比我們更清楚，既然他堅持他的意見，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反正這並不表示我們在支持不滿政府派，還是照他的意思辦好了。」這句話總算是給我解了圍。
最後王復蘇擊敗傅崑成當選代聯會主席。他作風強悍，是傅鐘靜坐事件的領導，常常為學生活動而舉行辯論，也曾不理會我的決定而行事，只是學生擁護我的很多，鬧不出事情。後來有學生偷偷地告訴我，他是王昇勢力滲入校園的代表，目的是與李煥爭奪校園的黨權。我當然不會捲入國民黨高層的鬥爭，依然我行我素，置之不聞。
言論自由在台大
在保衛釣魚台運動熱烈沸騰的時候，台大校園的氣氛在「讓青年們說話」的推動下，較為開放。法學院學生代表會的主席陳玲玉與「台大法言社」社長洪三雄，召集一個名為「言論自由在台大」的座談會。這也是我到台大任職以來，第一次由學生主辦的有關自由民主的集會，因此受到各方的矚目。主辦的單位請了六位比較傾向於自由民主的教授，另外再加上我這個代理訓導長。他們的目的是想對我來個考驗，看我是否會到場，又是如何和他們討論。
去之前，我得知他們的談話主題是討論審稿制度。當時台大校刊的稿件在付梓前都要經過訓導處的審稿，學生們對此很反感，平時都叫著要求撒銷這個制度。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甚至參考了聯合國憲章，並準備了一篇講稿。
法學院學生以為我不大可能去，我則故意等到會正要開始之時，大家都到齊了才出現。全場近千人鴉雀無聲，對我的出現毫不掩飾地表現出驚訝的神色。
會議開始，主席陳玲玉宣布開會議程。我要求說：「這裡有七位老師，我想最後一個發言。」因為我覺得這樣才能主動掌握會議的趨向。
教授們一個個發言，意見大都傾向取消審稿制度，然後我沒有看演講稿，按準備好的內容做了個講演。因為準備得充分，資料豐富，博得全場師生的掌聲。我的結論是維持學校的審稿制度，但我建議採取另外一種方式：以前凡是社團的稿子都由訓導處審稿，我認為訓導處的人員不一定有審稿的能力。所以我建議每個社團自己聘請幾位老師組成一個審稿小組，和訓導處配合，經過他們的審核後，再由訓導處來通知社團排版。
演講很成功，面對學生的提問也對答加流，態度很開明，對學生意見和學校規定之間的平衡，控制得很穩。
有學生提出，蔣先生的第三個兒子蔣孝勇被軍校淘汰，卻退學轉到台灣大學唸政治系。台大是一流學府，所有學生都夢想考進台大，而台大招收的學生都是聯考進來的，很不容易，可是蔣孝勇沒有經過考試就從陸軍官校直接轉到台大來，很不公平。
我面不改色地回答他們說：「這是一個國家的政策問題。國家對中央軍官學校的學生，如果不能夠勝任軍人的訓練，是可以主動要求分配到哪個學校。所以這並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的政策問題。如果大家認為這個政策不妥，那麼我們可以檢討。」當場就把這個棘手的問題解決了。
這個座談會倍受各方矚目，尤其是黨部和情治單位。開會的時候他們的地下工作人員也在會場，對我的發言也很滿意。我的那篇稿子後來被當時十分流行的《大學雜誌》刊登，從而改變了很多人認為我是一個純粹專職軍人的看法。
阻止警總約談洪三雄
就在「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舉辦之前，適逢數百位僑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乘了十部遊覽車到台灣大學訪問。到了台大體育館門口的時候，忽然有個學生拿了一大疊報紙到僑領面前發放。我打開一看，是法學院著名的學生雙週報《台大法言》所印行的一份《快報》，為「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進行宣傳。《台大法言》是法代會出版的報紙，一向刊載批評政府和學校的文章，知名度頗高。這一期的出版，我事先毫不知情。
這張報紙的正反兩面幾篇文章都是攻擊政府，沒有一篇正面言論。而且，發給了來自歐美的僑領──那正是政府極力要拉攏的對象。顯然，事態很嚴重。我很冷靜，仔細看了看內容，發現大多是舊事重提，無甚大礙。但我知道情治單位一定不會輕易放過此事，因為破壞各國僑領對政府的印象，那還了得！我問了問其他學生，果然是洪三雄等人幹的，他們還有意避開了我，怕我知道了會不允許。我心裡有了底，等候上面的反應。
果其不然，隔天下午，警備總司令部派保安處的副處長吳章炯持總司令的公函，要求約談洪三雄，要把他立刻帶走。
洪三雄是學生領袖之一，思想非常尖銳，文筆也很犀利，反應靈活，處事有章法，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學校裡鋒芒畢露，受人矚目。所以大家疑心他是反動份子，為此我曾私下到他家去訪問。他本人並不知曉，學校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家在彰化八卦山下，那是一幢舊式的台灣民房，其父早已自文化界退休，母親是一個單純的鄉下女子，以幫人做縫紉艱難度日，生活條件極其艱苦。洪三雄就是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讀書很用心，和外界沒有什麼接觸，所以他不可能是什麼反動份子。
學校每月對每個社團都由訓導處供給經費，出版刊物或組織活動。訓導處也會調查經費的使用狀況。洪三雄是「台大法言」社社長，他對金錢的使用乾乾淨淨，分文不取，是眾多社團中最乾淨的。所辦的《台大法言》，為全校師生共讀的刊物，頗有影響。因此我從心底裡賞識他，認為他將來應是一個治國的人才。
可是這件事鬧太大，一旦他到了警備總部，脫離了我的權力範圍，我就無法保他，他一定會回不來了。
我問副處長：「為什麼要約談他？」
他說：「我們認為他即使不是共產黨，也是有共產黨的嫌疑。這次破壞政府這麼嚴重的行為，我們一定要帶走他。」
我又問：「你認為他有嫌疑，所以約談他。我現在很坦白地告訴你，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樣。我認為他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共產黨的嫌疑。」
「你為什麼這樣說？你難道沒有看到他的反動言論嗎？」處長問我。
我說：「指責政府就是反動言論？這二者之間沒有等號呀？學生指責是對的，我們就要接納。若是不對的話，我們就要指出，細心地教導。這不足以構成共產黨的嫌疑。」
「那我問你，張訓導長，你認為台大有沒有共產黨？」
「當然有的了，如果沒有的話，哪裡有這麼多的事情出來，年輕的學生思想簡單，容易被人利用。」
副處長給我出了一個難題說：「那好，訓導長，這個人我們不要了，你交一個共產黨或者共產黨嫌疑的人給我。」
我立即很不客氣的板著臉說：「我在台灣大學，每個師生看到我，都知道我是軍訓總教官，又是代理訓導長。共產黨和共產黨嫌疑人會那麼笨，在我面前暴露言行嗎？你說有這可能嗎？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不過我問你，你們情報單位在我們的學校裡面給錢給津貼雇用學生和老師，他們的責任就是和共產黨進行地下鬥爭，查出共產黨的蹤跡。現在我的學校鬧成這個樣子，你倒來問我要共產黨？很對不起，我今天倒要問你要共產黨，你給我交出來，你不交出來的話，台灣大學的學潮就要你來負責。」
那個副處長愣在那裡一會兒，敬了個禮就走了。
過了一會兒，警備總部總司令親自打電話過來了，很客氣地對我說：「老弟呀，我們知道你很負責任，也很果斷，所以很多行動沒有你的同意我們也就放棄了。但是這次事情鬧得很大，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們希望你這次鬆鬆手，同意我們約談他。」
我說：「報告總司令，我不同意。如果他將來是共產黨的話，我來負責！」
到了晚上，蔣經國先生叫他的秘書打電話過來說：「蔣先生要我轉告你，警備總部的陳總司令今天打電話給他，希望他指示你把那個他們要約談的學生送到警備總部去。蔣先生對他的答覆是，台灣大學的事情都交給張德溥將軍了，你們能不能約談還是要看他的意思。」也就是說蔣先生拒絕了警備總部的要求。後來果然再也沒有電話來了。
這件事情鬧得很厲害，可是學生們連同洪三雄本人什麼都不知道。學生們都認為我相當開明，做的也相對地開放。但是我有一條行動底線──學生運動不能衝擊社會的安定，所以常有面對面的爭執，而洪三雄是和我爭執最多的人。如今，事隔近三十年，他成了台灣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又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並沒有什麼反動的行為，只可惜沒有在政壇上為國家做點事情。而當年與他一起奮鬥的伴侶陳玲玉，現在則是國際有名的「Baker & McKenzie」律師事務所在台灣的「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主持人。
萬年國會改選的辯論會
釣魚台事件與學生的民主要求餘波未平，又碰上政府準備改選萬年國會，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人稱萬年民代是五毒之一，有人主張全部改選，有人堅持局部改選，爭論不休。一般的開明人士都比較贊同全部改選，但是政府方面由於政治原因，堅持要局部改選。
台灣大學法代會的陳玲玉、洪三雄他們想召集一個關於全面改選還是局部改選的辯論會。他們申請辯論會時，中央黨部通知我說絕對不允許召開，怕造成太大輿論影響。但是我知道如果不允許辯論會舉行，學生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而且此事全社會都曉得，一定會對其他學校也產生負面影響。所以我決心准許他們召開辯論會，但我另一方面很注意掌握會議的動態，使雙方的意見平衡，避免明顯的結論。我向上級反映此事，提出我的意見，他們不同意，而且說要我負全責。我說那就我來負責罷。
於是我找來負責安排辯論的陳玲玉和洪三雄，對他們說：「辯論會可以進行，但是我想問問你們辯論的過程？主辯，結辯是誰？」
他們告訴我說，贊同全部改選的是陳少廷，當時「大學雜誌」社社長，贊成局部改選的是周道濟，一位有名的教授，由他們兩個人擔任全程的辯論，包括主辯和結辯。
我說：「我同意，但是結辯的次序是什麼？」
他們說：「先讓周道濟開場，最後由陳少廷做最後的結辯。」
到此我提出異議：「我沒有其他要求，我就要求陳少廷先辯，最後由周道濟來做結辯。」
學生們因為辯論會可以召開，興奮之餘根本沒有多考慮我的用意，馬上同意了。其實這個要求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我關鍵的一招。
辯論會召開那一天，台大體育館座無虛席，除了各校學生之外，傳媒界與社會人士都有人來聽辯論會。因為這是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也是國民黨當局最敏感的問題。
由於最後的結辯由周道濟所作，是贊成局部改選的，所以無形中影響了全面改選的感染力。因此辯論的最後結局並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沒有絕對的贊成和不贊成，沒有造成很大的輿論影響。國民黨當局鬆了一大口氣。
傅鐘下的靜坐抗議事件
傅鐘是台灣大學有名的標誌，座落在行政大樓總辦公室前面。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學生代聯會主席王復蘇帶領四個學生幹部，手牽手圍坐在傅鐘下面，靜坐抗議。不久校園廣場兩面的道路上湧滿了學生和海報牌，很是觸目驚心。他們並不多說話，只是偶爾闡述一下自己的觀點。他們的靜坐為的是釣魚台的後續事件。那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中旬，正是保釣運動一週年，又值美國政府正式將琉球包含釣魚台交給日本。
這天我很早就到訓導處，正碰上此事。各方對此都很緊張，國民黨中央黨部與警備總部紛紛打電話來，問這件事情怎麼處理。最主要的是要這五個靜坐學生退下來，這樣就可以遣散旁邊助威的學生群眾。
這時候台灣大學工學院院長金祖年博士到訓導處來，想幫我處理這件事情，但沒有辦法下手，只好坐在一邊替我鼓勁加油。我也親自出去和那幾個靜坐的學生談話，他們根本置之不理，沉默著不發聲音。後來又有幾位教官也出去談過，都沒有用。其他的教員就更沒有辦法了，只好在一邊看著。
這時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親自打電話過來，一連打了六個，目的是要我趕快把這五個學生拉下來。他的建議是派校警去拉，校警不可以就叫十個軍訓教官，兩個人拉一個，把他們拉下來。第七個電話他開始警告說：「如果你不聽我的話去做，出了事情你要負責的。拉下來出事我負責」。我聽了很氣憤，校警教官去拉那五個學生，旁邊幾千人的學生會袖手旁觀嗎，豈不是要出很大的亂子？尤其是要軍訓教官去拉，那麼我這段時間在台大所做的努力──好不容易提高了教官的聲譽地位──豈不都要前功盡棄了？再說如果是拉下來出了事情，他會負責嗎？他的黨部離這裡那麼遠，什麼都管不到；而我就在現場，我不就變成了眾矢之的？於是我毅然打電話告訴張寶樹：「我不拉，一切都由我來負責，不要你管。」張寶樹大怒，電話裡就責備我說我抗命。我說抗命就抗命，然後啪的掛了電話。
金院長聽到了我們的談話，對我說：「你呀太果斷了，但也很有魄力，我很欽佩。不過這件事情太大了，你不要對他發怒。」
我說：「他的指示和態度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我當然不理。」
不久下起大雨來，五個學生並不離開，其他助威學生也都沒有要離開的意思。口號聲依然不斷。我請了其中一個學生的家長來勸說，也沒有效果。
到了下午，我看事情很難辦，就找來校警說：「到了天黑之後，你們把學校的電源全部切斷，使得學校漆黑一片」。然後我又對軍訓教官說：「等到斷電的時候，你們就上去，兩個人拉一個人，把五個學生拉走。我會事先叫來台大醫院的五部救護車，你們把他們拉上去，送他們到醫院去檢查身體。」
這時天色還很早，我忽然想到當時政治大學有個學生領袖熊鈺錚，是台大學生極為欽佩的人物，我想要他來勸說，但是不知道他在哪裡。他倒是認識我的，對我也還有好感。我請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在一個小時內找到他。我和他在台大門口附近的咖啡館內見面。
很快我們見面了。我把事情的經過如實相告，並提醒說：「這五個學生淋了那麼長時間雨，並不是真得不想下來，只是因為周圍有這麼多聲援的學生，勢如騎虎，沒有辦法下台。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靜坐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台灣各地的新聞記者與電視台也都來了，沒有人不知道他們靜坐的事了。繼續下去的話，會搞垮他們的身體，沒有更多的好處。我想你能不能公開和全場的學生講幾句話，對他們的行動表示嘉獎，讚揚一下他們的毅力，然後說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為了繼續鬥爭，為了健康，所以請他們下來休息，我們以掌聲歡送，然後讓他們下來。因為他們淋了幾次大雨，下來後我立刻送他們到台大醫院檢查身體。」
熊鈺錚立刻來到傅鐘，先和靜坐的學生寒暄，然後上台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講話，建議他們下來休息。果然，掌聲四起，五個學生陸續站了起來。我馬上把他們用救護車送到醫院去檢查，助威的學生紛紛離開。轟動了整個社會與媒體關注的事件，至此圓滿結束。
這件事情鬧得很大，但是台大校長閻振興一直沒有露過面。蔣先生的秘書來電話數次問校長在哪裡，我說不知道。事件結束後，他又打電話給我說：「這件事情，蔣先生對閻校長非常惱火，這麼大的事情，他都沒有出現。」
我為了息事寧人，說：「他一早來到學校，因為沒什麼事情，我就讓他走了。後來發生了這件事情，他並不知情，如今知道了，已經連忙趕去台大醫院探望學生了。」
假使不是我判斷分析正確，果斷挑起責任的話，事態可能擴大到無法收拾。
調查局要求搜索僑生宿舍
台大的校園很大。有一次，發現校園裡有共產黨的標語，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我的處理很簡單，派教官出去把所有的標語都收拾乾淨，交到警備總部，對學生則盡量不提這件事情，即使問起也是輕描淡寫，但暗中查詢宿舍，看有無隱藏傳單，並注意有無繼續發放。而調查局認為他們得到情報，說這種傳單是在台大僑生宿舍印發的，所以要求僑生宿舍的學生都撤離，騰出一天時間進行徹底搜查。
我不肯答應，說：「我對這件事情以很淡然的態度處理，然後慢慢調查出這種標語的來源以及有沒有繼續發生。查出來源後再進一步處理。你現在的方法只能使這件事情惡化，把學生的情緒刺激起來。因為這只是你的判斷，而並不是真正的證據。如果真的是僑生宿舍印發標語的話，應該有很多工具，什麼鉛字呀，機器呀，紙張之類的，這些東西很顯眼，不需要你來搜查，我們教官也會看得到的。如果說是晚上搬進來，白天再搬出去，那麼你也根本查不出來。所以應該照我的方法處理，勿刺激學生鬧事，請你們的工作人員配合我的計劃，悄悄查詢。」
調查局派來一個文教組組長，自詡為日本留學的博士，非常驕傲，盛氣凌人。我堅持不同意搜查。他也沒有辦法，只好回去報告上級。上級也沒有聲音了，因為他們知道蔣先生不會支持他們。
這件事情無疾而終。最後他們發覺是有人從外面丟到台大校園的。由於這件事情，我和調查局也結了怨。
國民黨及救國團在校園內的配合工作
蔣經國先生指示我在台大工作期間，黨團均由我指揮，到任以後，黨部在台大早派有孔服農秘書，在校長室隔鄰辦公，我們曾洽談，對學生事務的處理不易溝通，黨的組織為吸收黨員，小組會議等形式上仍有進行，但一如軍中黨部，不能發生實際功效；而我對學生事務的處理，若黨部覺有不妥，常由中央黨部三組主任梁永章直接以電話商談，由於他們意識型態的八股化，對我工作的助力極少，而爭執頗多，尤以我建議蔣經國先生讓青年們說話，與國民黨掌門人張寶樹發生衝突，繼因傅鐘靜坐事件，不遵他強力拖拉學生的指示後，對黨而言，我不僅不能指揮，形如陌路，我相信被迫解甲歸田，黨的暗傷頗大。
救國團對台大工作的配合，與黨部適好相反。執行長宋時選先生，諄諄有長者之風，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可說無微不至，對我工作的配合，毫無芥蒂，甚至，當他知道我自己駕車服務，而車被竊贖回時（據江迥聰數年後告訴我，此事係部分僑生對我不准香港僑生韓國權返台就讀的報復行動），立即由救國團出資僱用司機，迨至我回軍職為止。救國團的工作，對我疏導學生情緒，協助學生集會等的協助頗大，而宋先生以基督傳道的精神，從事國民黨的工作，其不適合國民的官僚氣氛，自被排斥在權力圈之外了。
台大的全體軍訓教官，自發揮管理潛能，備受師生員工的尊重後，對我處理學生運動的各項措施，無不盡力支持，公而忘私，而他們事後因我的作風而連累他們的出路，我深以為憾。
六、英雄淚──告別台大、揮別軍隊
民國六十一年十月，蔣經國先生經宋時選先生指示，對我工作頗為滿意，要我回任軍職，準備升中將，並升軍長。我於是離開了台大，回到國防部占中將缺候職，但是調令卻遲遲沒有發表。
靜心回想過去，由於我的性格不喜逢迎拍馬，又對「政戰」體系不假顏色，對我的前途自然產生影響。在政戰的資料中，我竟是「忠貞可疑」、「不堪重任」的危險人物。可是，蔣經國先生卻仍能重用我，尤其在當時的校園風暴裡，毅然要我「臨危受命」擔任台大總教官。
沒想起在台大兢兢業業，對國家做出被大家所公認的貢獻。可是蔣先生所指示的中將軍長一職最後竟然「流產」，就只因為我被國民黨及政戰部等各情報系統聯合分析我為自由派主義者，不得升遷。我最感嘆的是，連蔣先生都無法擺平「政戰體系」的權威。這是否就是日後王昇的政戰體系在如日中天之際，也終於免不了土崩石塌的命運的主因，實堪玩味。
我原是奉蔣先生之命，來到台大擔任總教官以整頓台大的自由學風的，就職後又兩度兼任代訓導長，因緣際會正值發生台大學生的保釣運動與民主運動，直到離開學校回任軍職。兩年九個月間我以工作三原則為準，處理了很多學生的各種活動，既突破了對學生的不合理禁錮，也維持了政府的尊嚴和社會的安寧。工作期間獲得各方讚譽，使我成為校園與知識界的風雲人物。然而自己卻因此被白色恐怖地戴上了自由主義的帽子，最後不得不解甲歸田，結束軍人生涯，告別了我所喜歡的軍事事業。
後來王曉波教授曾在綜合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英雄淚》，將我內心的感嘆吐露出來。
民國六十三年間，我又被蔣經國先生從軍職外調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副執行秘書，負責處理當時因全世界能源危機帶來的通貨膨漲問題。到了民國六十五年，我又從公職引退，投身企業，直到民國七十七年因心臟開刀，移民美國。
在台灣民主有成的今天，我將自己的這段經歷呈現出來，除一吐為快外，也希望能對歷史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