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來台灣幾十年了，還不會講台灣話？」這詰問句的道德式威力的基礎在於對「台灣話」的獨佔用法，認為只有閩南語才是台灣話，台灣的客家人與原住民所用的語言不算台灣話。若將這問話改成「你來台灣幾十年了，還不會講閩南語？」則威力盡失，因為閩南語不是台灣人獨一無二的語言。
※ 本文原刊於《當代》雜誌第150期，2000年2月1日。
近年來流行的國民黨遂行「族群壓迫」的典型罪證之一，是說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小學校裡，本省籍學生被迫講「國語」，不然就會受到懲罰。這項罪狀不僅是國民黨百口莫辯的罪行，也成了不少外省人的一種「原罪」。
於是，講「國語」的外省人(或中國人)壓迫講「台灣話」的「台灣人」這麼一種說法，就成了今天政治人物擅使的攻擊武器，將語言的問題詮釋成族群壓迫。近年來的一次選戰中，有一位候選人就曾如此攻擊他的政敵：「他們以前甚至不准我們看歌仔戲；但現在為了選票，他們的候選人也在學唱歌仔戲。他們現在才在學台語。我們小時候說台語要罰交五毛錢，並在身上掛『要說國語』牌子。」這裡的「他們」指的當然是講「國語」的外省人/中國人。
筆者與這類候選人經歷過大致一樣的成長與教育環境，但在語言方面卻不曾遭遇過這些人所說的那種壓迫的情形，也從沒有過那種受迫害的感受，並且可以說從小就是講閩南語、聽歌仔戲和看日本片長大的。
也是「正港台灣人」的經驗
筆者是台南人，從小家住台南市中心，距離所謂「獨立建國路」的民權路很近(不少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出身這條街)，屬於同一個小學永福國校的學區，一個都市本省人的典型社區。在這所小學裡，不僅學生，老師也幾乎全是本省人，校長當然更不例外。筆者初中唸台南市中，高中是台南一中，初中和高中的外省老師與同學多了起來，但還是以本省籍占絕大多數，因此除了課本的東西之外，本省籍學生日常的語言就是閩南語。筆者這樣一個地方與學校的出生，有人戲言是帶著台獨的藍色血統。
那時不少老師上課國語講不好，乾脆就用起閩南語甚至日語詞彙來，對當時很多年紀較大的老師而言，就像受過日本教育的父母伯叔輩，夾雜日本詞彙的閩南語其實最能讓他們暢所欲言。上小學時，級任老師經常發下測驗題讓同學忙上一陣，這時他則好整以遐和隔壁班老師在走廊上開講，我們學生在教室裡一邊緊張兮兮的答著考卷，一邊則聽到走廊上傳來陣陣閩南語夾雜日本話的談笑。如果說「母語」是父母輩所使用的語言，那我們這一輩的母語應該就是夾雜日語詞彙的閩南語了。
在這中小學的十二年中(從1957年至1969年)，只有一次學校規定要「講國語」。大概是在小學五年級(1962年)，有一天級任老師突然做了這麼一個宣布：在學校裡只准講「國語」。對於這個現在看似嚴苛的規定，大家卻精神為之一振，因為比起整天關在教室裡寫測驗題的處境，這顯然是好玩多了的遊戲。一時之間大家努力用結結巴巴的「國語」互相笑罵，鬧成一團，也互相抓住對方不小心沒說國語的小辮子，恐嚇著要告到老師那兒。而老師對犯了這個規定的學生怎麼辦呢？筆者的級任老師並沒施以任何處罰，既沒罰錢，也不掛牌子，更不用說體罰了。筆者也不記得其他班級有過處罰的事。
不處罰犯規的學生並不表示老師的仁慈，那時的處罰是拿藤條打手心與臀部，很嚴厲的事情，但是處罰的對象首先是答錯試題，錯一題打一下，而且由於天天考試，也就天天打人。胡鬧的學生也會遭來狠打，以便維持準備聯考的有效環境。至於「只說國語」這種事，是從校長以降，連老師自己也做不到的事，只能不了了之，搞了幾天之後就無疾而終了。這是那時台南市永福國校的情況，也是台南的一般情況。六七十年代的教育單位確實斷斷續續有過這些規定，在個別地方也發生過執行並處罰的事，但卻不是一般經驗，更不用說引起過一般的受迫害感了。
其實那時的教育環境已完全是聯考導向，在一切為聯考，只重升學率的氣氛下，講不講國語對學校當局實在是個小事，而且顯然官方並無意強力執行，否則不會如此鬧劇一場，極可能只是上面某個昏官搞出來的餿主意。這場「國語運動」在我們那個「台語學校」只能以鬧劇收場，讓大家在聯考的陰影下稍有喘息機會，並留下一樁好玩的回憶，卻絲毫沒有「受迫害」的感覺。其實那時最大的壓迫乃是聯考所帶來的學習環境，天天考試、天天挨打、天天補習到晚上十點才回到家。[1]
因此在那時台南市的中小學環境，做為一個本省籍學生，除了課業以外是不會感覺到「國語」壓力的，而課業壓力也不是來自語言本身，主要是為聯考而讀書的那種填鴨式教育，以及那些為升學率而教書的了無生趣的老師。台南市的中小學環境雖沒有講「國語」的壓力，卻反而有講「台語」的壓力，譬如初中時筆者有一次心血來潮想學好「國語」，結果反而引來同學訕笑。這是那時南部學校的一般情況，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高中畢業。
非關族群的文化霸權
一直要到台北上大學的時候，才真正感覺到「國語」的壓力。然而這個壓力並非來自學校的規定，而是來自同學，來自校園的整個文化氣氛。一個來自南部，沒機會把「國語」練好的學生，到了台北的大學府，看到的與聽到的台北大學生們不管是外省人還是本省人，都能將「國語」講得朗朗上口，不免會為來自南部的土氣與台灣國語的腔調而自卑。
這個壓力與自卑其實並非來自語言本身，而是來自能流利運用這套語言的人所代表的文化與社會地位。當年這些台北人的大學生，衣著時髦，舉止高雅，言談上道，思想前衛，在在都讓南部來的學生自慚形穢。而這些講「國語」的台北大學生卻是不分省籍的，因此這種壓迫顯然是與台北作為台灣的政治經濟統治中心所形成的文化霸權較有關係，讓南部學子感到壓力的「標準國語」只是這個文化霸權在語言方面的表現。
因此台灣的語言壓迫毋寧來自文化霸權所隱含的城鄉差別，而非只省籍因素。舉例來說，筆者小學四年級以前的同學中有幾個外省人，他們大半是住在台南市的商人子弟，講的閩南語跟大家一樣流暢，互相間毫無身份差異的問題存在。但是由於初中聯考競爭越形激烈，五六年級時突然有不少外省學生從那些不搞惡補的師範附小與空軍小學，轉到升學率最高的永福國校。這些新來的外省學生真正帶來了語言的差異，他們大多是空軍子弟，操著流利的「國語」與癟腳的「台灣話」，然而卻來到這個福佬人學校和大家一樣活在聯考的陰影下，整天提防著老師的藤鞭。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外省與本省同學間並不構成言語壓迫，反而卻有著城鄉差異與壓迫。不是外省學生壓迫本省學生，而是反過來本省學生壓迫外省學生。不完全是因為語言或省籍，而是因為社會地位，城市中心的中上階層（醫生、商人等）的本省子弟瞧不起城市邊緣中下層的軍人子弟（都是校級軍官以下）。大家都不太瞧得起這些理著小平頭，又不太會唸書的新來的外省同學(結果他們也大半沒考上好初中)，一點也不覺得這些人在語言上的優勢。在台南市，文化霸權與階級優勢是屬於本省人的，更精確的說是屬於台南的中上階層的。
台南市的中上階層會對外省軍人家庭有著文化與階級上的優越感，同樣也會對同屬本省籍的鄉下學生具有這種優越感，這種現像從初中開始顯現出來。由於聯考的關係，從初中開始就有不少台南縣與高雄縣來的通學生，對台南市這個府城出生的學生而言，這些通通都是「草地人」。城市學生顯示出城市對鄉村在階級與文化上的優勢，覺得他們舉止土氣，言語「草地腔」。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例子看出這種語言上的城鄉壓迫是超乎省籍因素的，那時台南市相對於台北而言是「下港」─台北人的鄉下。逢年過節從台北來的堂表兄弟姊妹，都會講一口流利的國語，而流利的國語代表的是台北對台南在城鄉差距上的優越地位，甚至在同屬一個家族的我們中發生。
一個台南的外省軍人子弟講出來的國語，與一個台北的本省大學生講出來的國語一樣流利，但在不同環境下卻代表不同的權力與社會位置。同樣的，一個南部農家子弟講的「台灣國語」與李登輝/林洋港/陳水扁講的一樣「正港」，但若非李林陳今天的地位，「台灣國語」是不會上得了電視成為流行腔調的。
祛除語言的政治符咒
從「台灣國語」腔調的流行可以看出閩南語今天在台灣的政治地位，於是在不少人口中，它就獨佔了「台灣話/台語」的名稱。其實閩南語在不同地方與不同時代都有著不同的名字，在台灣有不少人稱之為台灣話，在南洋如新加坡則稱之為福建話，此外還有福佬話、鶴佬話或河洛話等名稱。根據語言學者的調查，閩南語的範圍除了閩南、粵東(潮州)、台灣與南洋外，還包括海南島、雷州半島及浙江南部一帶，甚至及於江西和廣西[2]。然而同一種語言最好是用同一名稱，譬如世界各地講英語的，雖然腔調不同，但都叫作English。台灣福佬人講的話稱之為福建話或台灣話都有以偏蓋全之弊，因為福建還有福州話、莆田話，而台灣也有客家話與原住民各族語言。福佬話這一名稱又缺乏普遍性，較好的名稱可能還是「閩南語」，像英文一樣以其發展成形之地為名[3]。若要特別強調在台灣地區的人所講的，或可稱為台灣閩南語，就像稱美國人自稱講的是American English一樣。
不少台灣的福佬人稱自己所講的話為「台灣話」，譬如在福佬人佔絕對優勢的台南地區，「台灣人/客人/外省人/番」是四個分得清楚的傳統身份名稱，台南人稱自己講的是「台灣話」，「客人」講的則是「客話」。在福佬與客家雜居的地方譬如南投埔里，就會以「福佬人/福佬話」與「客人/客話」來互相區別，福佬人在那裡並不獨佔台灣之名。因此「台灣人/台灣話」這一對獨佔式名稱，是傳統上福佬人佔絕對優勢的社區譬如台南才會使用的。
如今「台灣話」這一名稱不僅帶有複雜的政治意涵，還成了在政治上佔優勢地位的福佬政治人物的操作符碼，作為攻擊政敵的符咒。「你來台灣幾十年了，還不會講台灣話？」這是近年來不少福佬政治人物用來攻擊不會講閩南語的外省人時擺出來的道德姿態，很多外省人也因此自覺心虛，幾無招架之力。這詰問句的道德式威力的基礎在於使用了台南人對「台灣話」的獨佔用法，認為只有閩南語才是台灣話，台灣的客家人與原住民所用的語言不算台灣話。若將這問話改成「你來台灣幾十年了，還不會講閩南語？」則威力盡失，因為閩南語不是台灣人獨一無二的語言。
相對於過去「國語」的文化符碼，「台灣話」成了今天的政治與道德符咒。要使這個名稱祛除政治符咒的意涵，筆者以為「台灣話」最好重新定義為在台灣的人所用的各種語言，如此台灣話就不只是閩南語，還有客家話與原住民各族語言，以及很重要的「國語」。台灣就像美國一樣有著多種語言，然而韋氏字典裡你找不到「美語」這個字，只有American English的名稱。
與現代化脫勾的台灣閩南語
台灣閩南語沒能得到健康的發展，國民黨絕對脫離不了關係，但是能完全歸罪國民黨嗎？從筆者自己的求學經驗應可看出實情並非如此簡單，國民黨所起的作用是消極的不去提倡與保護，而非積極的迫害與摧殘。確實地說，台灣閩南語的厄運其實始於日據時代，而國民黨的主要過錯是在於沒去復甦已經垂危的這套語言。
上面提到筆者的「母語」是夾雜著日語詞彙的閩南語，這是今天台灣閩南語處境的一個重要線索。台灣光復時，筆者受過日本教育的父母輩就已經無能使用流利的閩南語來溝通了。筆者的父母是在日本殖民政權下成長與接受教育的典型的上一輩台灣人，從來沒有受過國民政府的教育，也講不出幾句「國語」。在日常生活上他們使用閩南語毫無問題，但是在進一步談到現代化社會所牽涉到的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科學、工藝等方面，他們就非得藉助日語詞彙不得溝通。當然所使用日語詞彙並非完全沒有相對應的閩南語，他們也可能只是像今天我們講話會夾帶英文一樣，是一種跟得上時代的習慣與社會地位。但較有可能的是，筆者父母這一代的台灣人當時所能運用的台灣閩南語裡缺乏相關的現代詞彙與語法，他們只好借用日語。而且即使有相關閩南語詞彙，他們在成長與教育過程中也不曾學到，更不是他們能熟練使用的。
本來與現代社會相關的這麼一套菁英語言的詞彙與語法，是伴隨著現代化而發展出來的，不幸的是台灣當時的現代化方案卻是日本殖民政權的統治手段，是用日本語言來配合完成的，缺乏自主性，因而也就沒有閩南語隨同發展的機會。就是說，在日本殖民政權主導的現代化過程的這個社會變革關鍵時刻，台灣的閩南語停止了應變與發展，而不像「國語」參與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而跟著現代化了[4]，這恐怕是台灣閩南語厄運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現代化之前的漢人傳統社會，不管上層下層，不管讀書論理還是潑婦罵街，閩南語是福佬人的一套完整語言。在日本主導的現代化之後，台灣的閩南語作為析理論辯的語言不再存在，因此只能聽到街頭打拳賣膏藥者的一口流利生動的市井閩南語(也是當今福佬籍政治人物在演講台上較熟練的一套)，而難得一聞引經據典高談闊論的廟堂閩南語。[5]
與白話中文的脫勾
政治人物把「台灣話」政治符碼化的同時，也需把「國語」政治符碼化，以「北京話」來正「國語」之名，然而我們可以這麼簡單地以「北京話」來稱呼「國語」嗎？近年來去過北京的台灣人都會體會到問題不是如此簡單，因為他們經常聽不懂北京人在說些什麼。
最近在紀念「五四」八十週年的回顧中，有關白話文的討論開始對此問題起些澄清的作用[6]。作為「國語」基礎的白話文本就源自中國的官話系統，而這套官話系統早從唐代就開始成形，不僅唐代佛教經典的變文俗講開始以當時的白話來書寫，北宋也有以白話書寫的對金人的文書，這些都與後來的話本、戲曲與小說所用的語言無太大差異。發展到高峰的明清白話小說雖含地方詞彙，但基本上都是官話系統下的白話文，譬如蘇州出生、以吳語為母語的馮夢龍，他的三言都是以官話白話文來書寫的，因為官話已經成為當時的共通語言。[7]
「國語」源自官話，官話是中國過去做官的人所使用的共同語，就是英文所稱的Mandarin，以便能互相溝通，上朝奏疏，皇帝能聽得懂。中國人做官必須經過科舉，因此參加科舉的人都必須學習官話，也就成了文人士子都必須學習的共同語。商人也要學習官話，如此才能行走大江南北，運通有無。
中國歷代各朝的官話歷經變遷，其形成與當朝首都所在地有著很大的關係。漢唐時期的古中原漢語隨著南遷移民進入吳閩粵諸地，宋代之後的北方方言則受到塞北民族濃厚的影響，而北京作為金元明清的帝都，歷經八九百年，北京話自然成了後來官話的標準[8]。於是民國之後，這套官話也就順理成章成了「國語」。[9]
一千年來，傳統讀書人不管出身何地，想進入仕途就得學這一套發展千年的官話，包括文言與白話的發音與語法。不僅仕途如此，從宋到清的話本與小說，不論作者出身何地，也都以這套官話白話文來書寫。甚至在地方戲曲上，官話也有它特殊的地位，譬如台灣傳統的北管亂彈戲裡就有講官話的角色，而南管裡也有官話的唱段[10]。就是說，「國語」並非中華民國成立後，突然強迫壓在所有國民身上的奇怪東西，也並非是與日本統治前的台灣漢人社會完全無關的一種語言。
從這個背景看，民初的白話文運動並非在創造另一種說話語文，而只是把原來的官話白話文學提升到廟堂的地位，並且引進創新現代語彙，成了可以處理現代觀念的語言，直到今天不論書寫論理還是說話，都是這一套白話文。然而在方言地區就比較特殊了，在以前方言地區的人書寫用文言文體，閱讀文言文與詩詞則用官話或方言中的文讀音。問題就出現在明清發展出來的戲曲小說與現代化後的白話報紙，這些基本上都是以官話白話文書寫的。我們知道廣東人用廣東話來閱讀白話報紙並沒問題，每個字都有其對應的發音，但是各個方言卻都有著不少在官話白話文裡沒有對應詞彙的土語。
由此引伸的是中國的完整書寫系統只有文言與官話白話中文，方言一般並無完整書寫文字[11]。方言的漢字書寫是較為特殊的，譬如香港報紙上的一些廣東話詞彙。又如十九世紀的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以白話中文敘述故事，而以吳語寫對白，將之翻譯成白話文的張愛玲就說它是「方言文學的第一部傑作」[12]，就是絕無僅有的意思。在閩南語方面，明朝嘉靖年間刻本的潮州戲《荔鏡記》戲文裡的口白就是以閩南方言寫的[13]。與《海上花》一樣，《荔鏡記》作者顯然為戲文中每個用到的方言都找到了中文字，而其中有些字居然還流行在今天的「台語文學」裡[14]。
從這個方言書寫的觀點來看，設若台灣有如廣東話在香港的情況，在日治時代持續有著白話文本的供應與使用，則台灣閩南語或許不至於陷入斷裂的困境。換句話說，日治時代的台灣人被剝奪了中文書寫的傳統文本，既不讀文言書，也不讀戲曲小說與後來的白話報紙，以致除了一般日常生活的口語外，就不知如何用閩南語去讀書讀報與談論抽象概念了。
由此回到五六十年代的本省籍學生與「國語」之間的關係，這一輩吃虧的或許就在於不熟悉白話中文，因為他們的父母輩接受的是日本教育，無能提供一個白話中文起碼的書寫與閱讀環境。然而更慘的是，父母輩也無能提供一個閩南語的完整環境，因為日本殖民政府已先剝奪了他們的這個能力。由於有著這一斷裂，再加上國民黨對此問題的無能，到了子孫輩就更疏遠了閩南語。
活過來了的「國語」
稱呼中文的共同語言為「國語」，如同國畫、國樂、國劇諸名一樣，是國民政府使用的國族主義式名稱。對岸所用的「普通話」這名稱在1949年以前就有人使用了，這至少是個較好的選擇，表示是普遍通行的共同語言。然而不管是「國語」還是「普通話」的通稱，它還是指涉到某種具體語言，台灣拒絕接受「國語」之名的人大多就會以北京話稱之。然而問題在於，台灣的「國語」雖以北方官話的標準聲腔北京音為基礎，但並不等於北京話，因為作為常民生活語言的北京話，比「國語」要豐富得多，而且腔調用語也有不小差異。從台灣去到北京，經常聽不明白當地人講話，就是這個原因。
官話作為仕途文人溝通的工具語言，是比較偏重論理功能的，原本就缺乏較口語化的生活詞彙[15]，「國語」來到台灣就是這麼一種狀況。然而我們卻不能說北京話也如「國語」一樣缺乏生活詞彙，因為北京話對於北京人而言，其豐富的生活語彙是遠超乎「國語」的。也就是說「國語」其實是脫離北京話而獨立發展的一種特殊語言，尤其來到台灣之後，兩者更不能混為一談。有人曾指出，由於將這套「國語」帶到台灣來的國民政府當年定都南京，並以江南為其基地，因此受到吳濃軟語的深刻影響，音調圓柔，不似北京話剛硬。有一例子可為佐證，台灣講的「國語」經常「因/英」(yin/ying)不分，都說成「ㄧㄣ」了。這絕非閩南語的影響，因為閩南語的這兩個音分得很清楚，而在吳語裡確實是不分的[16]。
台灣的「國語」雖然源自缺乏豐富生活語彙的官話，但因為在台灣的發展超過半個世紀，已經突破了官話的窠臼，成了越來越多台灣人的生活語言。尤其是近年來大眾文化的發展，它顯然已經活化，而不再只是官話，不再只是貧乏的「國語」。而且方言本是活水源頭，台灣的「國語」在吸收不少方言語彙，並進入創新過程之後，其實已經成了一種「生猛」的「台灣話」了。[17]
從這個傳承與演化來看，稱「國語」為北京話顯然不恰當，「國語」這名稱又帶著太複雜的政治意涵，如何能重新定名呢？傅大為曾為它取了新名字叫「官北話」，大約是台北官話之意，就像杭州官話、四川官話一樣。這名字的台北意涵是頗貼切的，因為台北是這套語言的文化中心。然而它的官話意涵在五六十年代雖尚稱貼切，但在世紀之交的今天恐怕已不能表示出其豐富的生命力了，何況哪一天它還可能會取代閩南語而成為最優勢的一種台灣話呢？
當然閩南語從今天的情勢來看是不可能消失的，它承載著豐富的文化資產，歷史比歐洲幾種主要語言還悠久，而且本就不限制在台灣島，從華南到南洋，跨越海洋與國界，使用閩南語的人口估計有四五千萬人之多，超過世界上很多語言族群。台灣閩南語的復興或許還有賴於提倡者能突破台灣的歷史與地理的侷限了。
[3] 不少台灣福佬人去到南洋，聽到當地華人講閩南語，會驚訝說：「他們怎麼也會講台灣話？」「台灣話」這名稱已經去除了它的來源含意，使用者也不知道它的流佈範圍，台灣福佬人與華人世界脫勾的這個封閉性顯然也要在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中去尋找其根源。
[8] 官話系統因此失去了漢唐古音的入聲與全濁音，而這些都還保留在閩粵諸語裡（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1981）。因此用閩南語或其他南方方言來唸唐詩，會比「國語」漂亮多了（周長楫，《詩詞閩南話讀音與押韻》，敦理，1996），以致不少明清士大夫對於要用北方官話來讀古文古詩詞，抱著不屑的態度（王力，ibid.）。
[14] 為閩南語找字的問題，一個發展方向是拉丁化。西方基督教會為了傳教，早在十九世紀就在閩南語地區採用羅馬拼音來做為閩南語的書寫語言，並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這個方向在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化界曾引發了白話文與羅馬字之爭，然而羅馬拼音最後畢竟沒能成為閩南語族的共同書寫語文，就像中共的普通話羅馬拼音化運動也沒能成功地取代中文字一樣。多年來有不少人以中文字為底來書寫閩南語，在沒有相對應的中文字時才用羅馬拼音，這些羅馬拼音又有好幾套。而在全用中文來書寫閩南語的嘗試中，提倡「台語文學」的宋澤萊是個顯著的例子，他宣稱從康熙字典及其他辭書裡找出了三百多個中文字來對應無字閩南語，並用這一套自創的「台灣語文」來撰寫長篇意識流小說《抗暴的打貓市》（宋澤萊，〈戰後第二波鄉土文學介紹〉，《台灣新文藝》，1998春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