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運論壇】臺灣學生運動：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視野
第二場：「現代化下的鄉愁：祖國與鄉土」
時間：2004年11月20日7:30pm
地點：紫藤廬
主辦：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紫藤文化協會
引言人：王曉波、林孝信、鄭鴻生、楊祖珺
鄭鴻生引言稿（2014年重整版）
發生在1971至1973年間台大校園的學生運動是以1971年春天的保釣運動為濫觴，引發學生爭取言論自由與民主參與的訴求，繼而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並走出校園關懷社會弱勢。隨後引來當局反撲，先是在1972年4月以一篇四萬字長文〈小市民的心聲〉開始，接著於1972年年底引發「民族主義論戰」，最後以警總在1973年2月逮捕約談台大相關師生告終。而1974年夏天的台大哲學系解聘事件則是當局最後補加的整肅手段，經此思想清算與淨化過程之後，台大哲學系在六十年代曾經作為台灣思想龍頭的地位就此沈淪。而台大學生的政治社會關懷也要再過十年，來到一九八○年代才又開始重現生機。
一九七○年代初的這次台大學運對我們今日所處困局的歷史意義如下：
一、1970年代臺灣的保釣運動非常「在地性」，不同於同時發生的海外保釣運動（本土性一詞已被政治人物附加太多省籍「族群」含意）。它是基於臺灣當時的政經社會條件與內在矛盾而爆發的，也因此接著能對臺灣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問題提出訴求。
二、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也不同於1990年代的三月學運，它是「自發而且是自主的」。當年社會上的反對力量式微，《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都早已停刊，黨外勢力尚處萌芽階段。台大學生完全是因為在精神上受到民主前輩如雷震、殷海光的感召，在校園裡自尋出路。而非像野百合學運時期，民主運動已成氣候，民進黨也已壯大，社運團體則如雨後春筍，各方人馬主動介入操作代言。當然相對而言，它的規模也就很小，大半活動受限在校園裡面。即便如此，學生既未自以為有特殊地位，也不妄自菲薄，而是在社會幾乎一片瘖啞的狀況下，自覺自發地承擔了這個歷史任務。1970年代的保釣學運相較於1990年代的三月學運，就外在條件而言就有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相較於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當然歷史所承載的意義難以同日而語。
三、也正是這種自發/自主性，因此學生中的積極份子絕大多數是基於理想與熱情，相對缺乏權力意識與政治出路。也正因為這種缺乏權力意識與政治出路的相對單純性，當年的參與者絕少成為當今的政治人物，三個當年最重要的台大學生帶頭者洪三雄、江炯聰與錢永祥，畢業後都立即遭遇到大小不等的政治迫害，也再沒走上政治一途，王曉波更不用說了。反過來說，我們同輩在當今政壇顯露頭角的則絕少參加過當年的學運。
四、保釣運動的訴求並不能只用愛國運動來涵蓋，它對當年的參與者是一個第三世界的覺醒場域，是一場對冷戰結構下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的突破。學生們發現屬於自己國家的土地(宜蘭屬島)竟然被號稱民主陣營的美日兩國私相授受，而政府對此竟然無力抗爭。當然第三世界的意識早在1960年代就已經進入臺灣，甚至可說延續著日據時期台民的抗日意識。而這個第三世界的歸屬感又是與「鄉土」意識息息相關的，由此引發了對「人民自己的」歷史的發掘，譬如林載爵的發現楊逵與發掘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王曉波的追尋左翼台灣史，以至於企圖擺脫黨國教條，去尋找被當權者掩蓋的人民的歷史，重新探索整個中國近代史。在這裡，中國是在「鄉土」之內的，臺灣的鄉土也即是中國的鄉土。
五、隨著保釣運動而來的是台大校園的民主抗爭。反對派學生從形成競選代聯會主席的非正式黨外聯盟並大獲全勝開始，展開一連串爭取「言論自由」與「民主生活」的座談會，更進一步舉辦「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辯論（全面改選中央民代的訴求不是三月學運才有的），最後更為了介入中央民代選舉而舉辦學生監票員活動。在這裡所有積極參與保釣的也都積極參與到這兩年的民主抗爭，王曉波與陳鼓應更是帶頭衝撞的兩位哲學系老師。保釣與民主有著內在的聯繫。
六、與保釣運動同時展開的是走出校園關懷社會的「到民間去」運動，從服務社會弱勢的慈幼會的成立，到新代聯會發動的「社會服務團」與「百萬小時的奉獻」，王曉波關切礦工災變與飛歌工殤事件的呼籲，都是一種走出大學象牙塔、擁抱斯土斯民的企圖。在這之前大學生大半只能討論愛情與留學問題，雖然有個影響深遠的「青年自覺運動」，但那基本上是傾向個人修養與志業的問題。因此保釣運動在引發知識青年對社會正義的追求上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七、可以說這兩年學運的三個重大訴求：反抗強權、自由民主與社會正義是三合一的，而這其實並未超過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的範疇，同時也是五四運動的繼承。而這也要歸功於雷震殷海光等人，他們曾在五六十年代就將五四的議題在台灣重演了一遍，為臺灣青年補習了這段功課。保釣運動延伸出來的這三大訴求，最後在1970年代下半的夏潮雜誌與鄉土文學論戰，及第二波的民主運動中進一步發光。
八、以這三大訴求建立起來的鄉土觀的一個重要基礎是中國人的身份。直到這時，中國人的身份對年輕學子而言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是與生俱來之物，或至少是一點也不勉強之事。而鄉土即是面向基層的斯土斯民，而非面向族群，是無關省籍地域的。因此面向臺灣的基層，也即是面向中國的基層，在這裡鄉土與中國人身份一致而不衝突。然而這樣的鄉土觀為何變成後來的本土觀呢？那是因為這樣的鄉土/中國走向挑戰了兩個政治勢力──黨國當局與台獨。
九、1972年底的民族主義論戰是分離的開始。簡單說，這場論戰實質上是台獨派、自由派與黨國當局三方聯手打擊保釣學運的鄉土/中國走向而引發的。其中對立的觀點包括第三世界相對於西方霸權、社會正義相對於資本主義、集體福祉相對於個人自由、在地鄉土相對於全球化、文化傳承相對於西化/現代化、中國歷史的傳承與割斷等等。雖然論戰文字尚屬大學生水平，但該有的議題都涵蓋了。
十、這場論戰終於引來國家機器的出動，在1973年2月動手逮捕偵訊鄉土/中國走向的反對派師生，終結了歷時兩年的這次學運。如此打壓了校園裡的鄉土/中國走向，也就促成了這麼一條「去中國化之路」的台獨論述。
十一、 這次學運也展現了台灣戰後新生代（嬰兒潮）在吸吮了六十年代台灣文藝復興的奶水之後，在政治與社會關懷上的第一次「世代實踐」。台灣戰後新生代不再像他們父親「失語的一代」，而是從國民政府的普及教育中重新學習了現代白話中文，掌握了語言工具，得以在這兩年學運中形成論述，侃侃而談；也不再像他們父親一輩謹小慎微，而是大膽地、自主地要求成為政治的與社會的主人。
建議閱讀書目：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十年代台大學生運動》（自立晚報，1993/9）
王曉波《尚未完成的歷史──保釣二十五年》（海峽學術，1996/10）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2001/12）
───〈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思想》第4期，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