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能夠幫助「人民鴉片煙」的基督教，在中國「打下基礎」？教授的這番說法當時很令我不解，然而他又說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教最大的障礙，乃在於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而中共幾十年來已經把這個幾乎牢不可破的制度擊垮了，而為今天的中國人在接受基督教的福音上，掃清了道路。
※ 此文原刊於《中時晚報》時代副刊 後視鏡專欄，1991年11月6日。
一九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文革已經結束，鄧小平復出，開始一系列開放改革的新時代。我當時留學美國，曾獲系裡一位美國教授邀請到他家吃飯。教授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飯後不免談起基督教在東亞的情況。他先是因為中國人不甚接受基督教而有些感傷，然後又因為文革結束後中國的開放局面，而感到安慰。他高興地說，如今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將大量的中文版基督教聖經運入中國，並且頗樂觀的期待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復興。接著這位教授並為他的樂觀提出了理由，他說如今的情況比幾十年前，甚至百年前好多了，因為中共已經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佈打下了基礎。
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能夠幫助「人民鴉片煙」的基督教，在中國「打下基礎」？教授的這番說法當時很令我不解，然而他又說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教最大的障礙，乃在於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而中共幾十年來已經把這個幾乎牢不可破的制度擊垮了，而為今天的中國人在接受基督教的福音上，掃清了道路。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等待一個開放的機會，讓傳教士進去傳佈福音了。
對於一位極為虔誠的基督徒來說，這真是一個美妙的遠景，然而卻也充滿著現世的荒誕與弔詭。上帝必須藉著祂的終極否定者共產黨人的手，來替祂的子民鋪平通往天國之路？這個難題一直困擾著我，卻也令我想起很早以前讀過的費孝通的兩本書──《鄉土重建》與《鄉土中國》。費孝通在這兩本寫於抗戰之前的書裡，試圖對被列強侵蝕下殘破凋零的中國鄉土提出一個重建方案，而在其中貫穿著一條他用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軸線。
在他看來，西方社會裡的個人，在面對最高無上的存在，譬如超世的上帝或現世的國家時，個人與這個最高無上的存在之間是毫無隔閡的。而在這個上帝或國家的最該無上存在之下，個人之間是互相平等的。而傳統的中國社會則非如此，在最高無上的存在之下，個人之間的關係還是有著親疏遠近的差別，每個個人以血緣婚姻、鄉黨鄰里，或同校同事情誼，由內而外、由親而疏，推出一層又一層的「差序格局」同心圓圈。人與人之間依著不同脈絡裡的親疏遠近關係，而有著不同的對待方式，但是其中並不存在一個最高無上存在之下，個人之間的平等而同質的關係。
平常所謂的人情味可以十分凸顯華夏文化下的這種人際關係。有一次我開車想要從一沒有紅綠燈的巷口，左轉入已堵成停車場似的街道。由於剛回台灣不久而尚缺台灣開車者必備之旺盛的企圖心，因此久久左轉不成。然而幸好後來右邊來了一輛開車者竟是鄰居，他微笑著做著手勢讓我插隊。雖然這個鄰居平常也只是點頭之交，但「見面三分情」也就足夠讓他對我有那善意的舉動了。在台灣讓位或讓車，通常不是由於公共領域對每個平等個人的一致要求，而是基於授受雙方的親疏遠近關係。在美國同樣壅塞的街道可以得到陌生人基於做為一個平等的公民而互相禮讓的情況，在台灣就難得一見了。在這裡經常有所爭論的所謂公德心，在西方是連這個名詞也找不到的，因為它已經是內化在西方社會關係裡頭的東西了。
根據前述我的美國教授的看法，在中國傳統社會裡的以家族為主軸的親疏遠近關係，乃是基督教發展最大的障礙，它阻隔了中國信徒以完整的個人身份直接面對上帝的可能。我們可能一時還無法斷言中國共產黨四十多年來，已經替上帝清除了這個障礙，但是卻可以十分確定，在歷經近百年資本主義現代化洗禮後台灣，還是以中國傳統社會的多重同心圓人際關係為主軸，還是一個華夏社會。佛教這幾年在台灣的復興，更可看出基督教在此地的無力感。而更弔詭的是，那位虔誠的美國教授若知道這種情況，必然會對親西方的台灣抱著十分感傷而悲觀的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