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如何重新看待二二八，到底要把它看成是一場民變──人民基於對民主與進步的要求而產生的反抗行動，還是「族群衝突」，其實是一念之間的事。但這一念之間卻有著天壤之別，會走上極為不同的道路，是一種自由對抗法西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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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表於2005年2月26日，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與台大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的【從影像反思二二八的記憶政治】座談會，並刊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61期，2006年3月。
二○○五年的二二八紀念日不同往年，不再有因選舉而動員的大規模群眾造勢活動，在淒風苦雨的早春天氣裡，倒是出現了不少反思二二八的座談會與集會。而在這些比往年較多和平氣氛的座談與集會的言談中，最顯目的卻依舊是「族群和解」、「族群對話」等圍繞在「族群」觀念的語彙。
「二二八」被當作「族群政治」的起點已有一段時日，用「族群」來敘說當年情境似乎已經成了我們這個社會的共識。不過一年來我們家族中偶然找到的一本小書，卻給了我極為另類的啟示。
從家族中的一本出土小書說起
不久前，家族中一位長輩的家人在整理舊物時，找到一件小東西，那是我這位長輩讀中學時編撰的一本廿四開大小、二十來頁的文藝小冊子。
我的這位長輩用水彩為這本小冊子畫了封面，在高山與激流間有一棵綠樹。翻開來在刊頭語之後是一篇時事論文，討論當時緊張的世界局勢，還配合畫了一張政治漫畫。然而接下去就都是文藝作品了，有中文創作小說、好幾首現代詩、詩人拜倫小傳的翻譯、電影〈居禮夫人〉的影評、一篇托爾斯泰小說的翻譯、一封舊日日本同學的來信，翻成了中文，還有一首A. Tennyson的英文詩，編者說「很難翻譯中文，請讀者自己翻查字典吧」！這麼一本集評論、小說、散文與詩等文學作品的小冊子，全都用俊秀工整的鋼筆字寫成，還配上也是鋼筆畫出的各種精緻圖案，很清楚是一個還是中學生的文藝青年，自得其樂的創作，不足為奇。
然而讓我驚異的是，這本小冊子的編撰日期標明是民國卅七年六月十二日，那時距台灣光復還不到三年，而二二八事件過後也才一年多。這位長輩在其中一篇散文裡這麼開頭：「歲月似飛瀑的傾瀉，江水的奔流一樣，在不知不覺間，我已度了十九載的生活。」那年他十九歲，中學即將畢業，從日文教育轉而接受中文教育三年不到，卻已能用中文寫出還蠻通順的文學作品。
我的這位長輩在他的家族同輩中書讀得最好，還在日據末期，他進的中學是日本人子弟讀的「州立台南一中」，那時只有成績最好的極少數台灣人子弟才能進去就讀，其他的譬如家父就只能讀「州立台南二中」。據家人說，他一進去就挨日本學生揍，因為他是「清國奴」，要先被鎮壓一番，挫掉銳氣。光復之後，台南人氣不過，將校名對調，從此「州立台南一中」改叫「省立台南二中」，而台灣人子弟讀的「州立台南二中」則正名為「省立台南一中」。因此我父親就跟我同一個中學校畢業了，雖然他是二中，而我是一中。台南這兩所中學的校舍如今還是可以看出差別，現在的南二中在大馬路上，舊校舍巍峨大方，南一中的就差多了，還躲在一條小路的盡頭。這在我還沒感覺到這個更名的歷史意義之前，一直是令我納悶的一件事。「一中/二中」名分之別，如今聽起來有點意氣之爭，然而在當時卻是我父執輩心頭之恨。
光復後日本學生都隨家人被遣返歸國，校名也改了。而剩下的這一些台灣人優秀生就被轉學到已「正名」為台南一中的原州立台南二中，對他們而言還是繼續讀「台南一中」。然而當他們來到省立台南一中繼續學業時，又是先挨一頓拳腳。這次卻是挨自己台灣同學的揍，因為他們這些轉來的是「三腳仔」，三隻腳的。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罵日本人叫狗，介於「日本狗」與「台灣人」之間的，跟日本人太親近的，幫他們做事的，等於是介於四隻腳的狗與兩條腿的人之間的，就是那三隻腳的怪物。
不過畢竟大家都是年輕學生，這筆帳算完之後也就相安無事，甚至成為好同學好朋友了。我這位長輩繼續把書讀得很好，也成了個文藝青年，用新學來的白話中文編起文學小冊子來，在同學間傳閱，冊子首頁還曾留下大半空白，讓同學們寫上讀後感。
一個中學年紀、原本接受日文教育的年輕學生，在兩三年間掌握了白話中文，其實也無須太大驚小怪。然而為何還讓我驚訝不已呢？這個驚訝來自於，白話中文這個看來應該可以成為他日後得心應手的思想與書寫工具，往後在他手中的命運。
台南有個成年禮的民俗叫「做十六歲」，起源於乾隆年間的台南港口碼頭。當時碼頭的搬運工要到十六歲，才可以開始領取成年人的工錢，因此十六歲就成了台南子弟不分男女邁入成年的年齡，而有此慶祝的民俗。二○○四年台南為那些七十歲以上、而在年少時因各種因素沒能「做十六歲」的老市民，舉辦了一個「補做十六歲」的活動。其中一項是讓這些老者去回憶十六歲當年的情況，我的這位曾是文藝青年的長輩也寫了一篇他的回憶，然而卻全部用日文來書寫。他的日文據說甚為流利，比當年中學時期當然是更好了，而他當年努力學得的現代白話中文則消失的無影無蹤。
當然我的這位長輩後來的政治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其實從我年輕時候就以為他有這麼一種政治傾向，而且日文不錯也是我熟悉的印象。因此在這本文藝小冊子出土之前，我是不曾知道當年他還有過那麼一段熱切擁抱白話中文、對前途充滿理想與希望的文藝青年時期。
然而更讓我驚訝的是，當我的這位長輩正在興致勃勃地做一個使用現代中文書寫的文藝青年時，二二八事件才過沒多久。更何況他在事件期間，又曾有過一次血淋淋的經歷。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旬，國軍上岸後一路鎮壓下來，進入台南的時候，台南的大街頓時商店關門、行人匿跡，學生也都放學回家。我這位長輩那天離開台南一中後，就先到我父母在大街旁一條很窄的小巷子裡的住處，當時我母親一個人在家。他磨蹭一陣後又想回去他住的地方，就先走到巷口張望，看看是否可以安全過街。沒想到頭一探出巷口，就碰上一個士兵端著一枝上了刺刀的步槍，原來鎮壓部隊的前鋒沿著大街兩邊騎樓成縱列前進，剛好巡到了巷口。他轉身就跑卻已來不及，那枝步槍就刺了過來，刺中他的大腿。還好士兵沒追上來，他拖著血淋淋的大腿，一拐一拐地回到我母親住處。這是家母的回憶，而這兩年我又聽到他的家人說起，那個士兵是為了搶奪他的手錶的。
然而不管如何，我這位長輩的這次驚悚經驗，在他一年後編撰的這本文學小冊子裡，卻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這本小冊子充滿了年輕人對理想與前途的憧憬，顯然二二八事件本身並未讓他做成一個絕然的轉向。其實後來，他在物質條件與社會地位上也都有所成就，算是地方名流之列。
這位長輩從中文再回到日文是有一個過程的，在這過程中「二二八」顯然並非是個絕然的不歸點。這就像與他同時代的李登輝，在那段時期，還曾兩度加入中國共產黨一樣。即使在血淋淋的二二八事件之後，他們並沒有就因此摒棄中國，甚至還曾更進一步地去擁抱過。這與我原來的認識大相逕庭，正是讓我為之驚訝的所在，也讓我再次去思考二二八的真相與意涵。
三十年前的另一本小書
在我小時候，在那噤聲的年代，關於二二八的一切，只能隱隱約約從家族中聽到一些，不外乎台灣人打阿山外省人，軍隊鎮壓台灣人等等。從這些片段我所能拼湊出來的圖像是一場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族群衝突」，這種印象讓我十分不安。
後來直到上了大學才讓我有機會認識到更多的真相，那正是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之後、台大學生的民主化浪潮之時。在從海外秘密寄回台灣給我們的各種書刊中，有那麼一份影印的東西叫《台灣二月革命》，是謝雪紅的愛人同志楊克煌，以林木順之名所編著的一本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小書，只有四、五十頁，出版於二二八事件一週年的一九四八年二月廿八日。在一九七○年代初校園學運的氣氛下，這本書除了給我極大的震撼外，還了卻了多年來讓我耿耿於懷的一個心結，就是二二八是一場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族群衝突」這個心結。
這樣的一種心結，直到我讀到楊克煌的這本小書才有所改變，才瞭解到原來二二八事件是一場民變──人民抗暴記，是一場台灣人民反對當年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抗爭行動，而不是什麼族群衝突。當然這本書有著左翼的、進步的視野，或許未能全面關照，但它至少為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觀點來看待二二八事件，當時真讓我感到滿心的釋然。
在那時海外寄回來的書刊中，我還看到一幅二二八事件的版畫，心中相當震撼，就是那張很有名的〈恐怖的檢查〉。後來我也得知版畫作者黃榮燦竟是來自四川的外省人，一位青年藝術家，光復後卅歲不到就來到台灣推廣版畫藝術。二二八事件其間他人就在台灣，事變後兩個月他悲痛地創作了這版畫，而後也繼續留在台灣，卻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當局槍決，埋骨台灣。直到一九九○年代，大家才在台北六張犁山丘的亂葬崗上，發現了他的荒塚。他的事蹟帶給我更大的啟示，二二八事件不僅不是省籍族群衝突，外省人還加入了反抗的行列。這些外省人與台灣人一起反抗的事蹟，進一步說，當時整個中國的進步分子都在支持聲援台灣人民的這場抗爭行動，這些史實這幾年來都一一出土了。如今我們知道，當年大陸的民主進步人士沈鈞儒發表過〈台胞絕不會奴服的〉一文，而《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也發表過〈紀念「二二八」感想〉，斥責當年國府對台灣人民的虐政。
《台灣二月革命》這本書以及〈恐怖的檢查〉這幅版畫，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七○年代初，真正解開了我心頭的一個糾結，帶給我一種精神的解放。而不管那本書所呈現的左翼觀點是否正確、是否全面，二二八事件此後對我而言就不再是一場族群衝突事件了。
在讀到楊克煌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這本小書的三十年之後，我又有幸讀到了家族中那位長輩的文藝小冊子。這兩本小書竟然同時在二二八事件一年之後的一九四八年，相隔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之內發表，而且也都各自經過幾十年的時間之後，才得以重見天日。雖然一本是敘述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另一本則只是一位文藝青年自得其樂的作品，但都對二二八這個台灣重大的歷史事件，呈現出非族群衝突的觀點。
如今看來，二二八事件首先當然是國民政府以及陳儀的不當措施引起的民變──官逼民反。再則，一九四七年「國共之爭」已經在全中國的範圍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也不可避免地是這場慘烈鬥爭的一環。台灣人民的抗爭也即是在這意義下，得到了大陸上各階層開明與進步人士的支持與聲援的。
當然，我們也難以抹殺掉一個重大因素，就是日本帝國佔領台灣五十年而讓兩岸走上不同的現代化路程這個因素。兩岸現代化過程在心理動機、精神走向、改造內容與實施步調上的差異，確實在光復之後產生了不少問題，這些誠然也是我們應該深入探討的，但隨著時間也應該都可以得到緩解的。
然而一個當時最末流最不應該強調的因素，後來卻被誇大渲染成為最主要的矛盾，就是這個「族群衝突」。如果二二八事件的主要意義非得建立在這「族群衝突」上的話，我們能夠找到當時最鮮活、最具體的例證就只能是「打阿山仔」──就是在事變期間一些暴民不分青紅皂白，到處毆打殺害一般外省人這件事。而這正是讓我年輕時候耿耿於懷的心頭之痛。
兩條道路的選擇
我們今天如何來看待「打阿山」的這段不能否認的歷史，及其衍生出來的「族群衝突」的糾結呢？
我想作為現代人，我們會認可或至少接受人民為了抗暴與自衛，而攻擊軍警與壓迫者的行為，但不會認同以任何族群身份為名攻擊無辜人士的作法。當然，會以血統族群身份來區分善惡對錯敵我的人，每個社會都會有。但是我們是否就可以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大時代總會出現小差錯為由，為他們這種行為開脫呢？我想是不行的。從歷史上看，在一九三○、四○年代的德國與義大利，他們可能會是納粹法西斯的盲從者；在抗戰時期的中國，他們可能是犯下南京大屠殺罪行的日本軍人；在一九五○、六○年代的美國，他們可能會是幫著白人種族主義搖旗吶喊的三K黨徒；在清代的台灣，他們也可能會是閩客械鬥、漳泉械鬥的附和者；而在一九四七年的台灣，他們就可能成了「打阿山」的暴民。這些人在承平時期可能是善良溫馴的農民，可能是家庭裡的標準父兄，也可能是「公民社會」裡的守法公民，卻不幸地在亂世淪為迫害者。可以說這不是少數人的偶然行為，而是牽涉到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必須嚴肅面對。
因此，雖說每個社會多少都會有這樣的人與這樣的現象，但是問題不在於一個社會存在著這樣的人與現象，問題在於這個社會是否對此進行反省。若不能對此反省，那它就會成為這個社會的恥辱，甚至更嚴重地會讓歷史重演。
由於半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各種噤聲失語的情境，二二八事件很不幸地被扭曲成族群之爭，卻又缺乏反省的機會，以致成了「社會共識」。這些因素包括國共之爭、國府退守台灣、建立威權體制、冷戰形成、台灣變成美國勢力的前哨等等。也包括犯了發動侵略戰爭罪行的日本帝國，在冷戰的形勢下反而被美國扶植為反共基地，而錯失了民族自省的機會。
這個日本錯失的機會在我那位長輩編著的那本小書中也有所呈現，他翻譯的一位日本同學的來信是如此起頭的：
親愛的鄭君！
我起初寫了這一句便覺得異常的感慨，曾經在美麗的台灣島，肆意橫暴的我們日本人，嗚呼我們的末日是可憐極的了──前經離別高雄港的我們，終於六號到達了大竹港，接受了溫和似的櫻花的歡迎，但是等待著我們的只是貧苦，絕望，無情，矛盾的社會和飢餓的生活而已。
「這也不過是日本過去的罪惡所致」
這樣想來便覺得並沒有辛苦的。……
最後則是這樣結束：
新生中國，新生日本，互相握著手並將三民主義推廣世界而維護世界永遠的和平，必須要我們青年的熱血與努力。
親愛的鄭君！我們的血是同樣的！
我們是永遠朋友的！
這位日本青年信中反映的政是戰後日本反省的契機，同時也是台灣對被殖民進行反思的契機，然而隨著局勢的猛然變化，遂被壓抑噤聲了幾十年。
還好，冷戰結束之後這些壓抑的因素一一消失，也開始了各方面的檢討與反思。這幾年來關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平反，我們的社會確實已經做了不少，但是其中「打阿山」這件事卻從未認真面對過。這裡並不只是在為那些死傷的無辜的外省人講話，因為更重要的是，我們台灣社會必須對此有所反省，才能成為一個有理想、有希望的社會。
然而我們的社會不僅沒能對此有所認真的反省，反而以「族群衝突」為名來為此脫罪，甚至扯出了「外省人原罪」的觀念。這種「二二八是外省人原罪」的說法，有如當年猶太人被納粹德國烙上「種族原罪」印記一樣，本來就是極為荒謬錯亂的念頭，而竟然因此衍生成一個「外省人有無原罪」的問題。台灣社會竟然走到如此地步，除了來自政治勢力的煽動與五十年來威權體制下的噤聲外，也聯繫到日本在戰後失去對其帝國罪行的反思契機，而連帶影響到台灣社會，沒能對日本殖民五十年的負面遺留，進行去殖民化的反思。
這個缺憾甚至影響到台灣社會對二次大戰法西斯運動的認識，以致於多年來還經常看到納粹黑十字標誌會被看成是頗「酷」的符號。前幾年台北有家新開餐館曾在店裡布置這類標誌以招徠顧客，而引起旅台歐美人士側目。甚至連公家單位也缺乏敏感性，譬如不久前某南部城市的一份作為觀光事業宣傳之用的市刊上，在介紹一家地方知名的抱枕店時，竟然就有一個以納粹黑十字為圖案的抱枕，公然地登上了刊物的彩色圖頁，令人怵目驚心。而這正意味著在一般人心目中，這類納粹圖案除了很「酷」之外，並不關連到它背後的意義與歷史。也就是說戰後這六十年來，整個台灣社會不僅對二戰時全球性的法西斯運動缺乏認識，也沒能去認識並反省到，曾經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日本帝國正是這個全球法西斯運動的軸心之一，並且在台灣留下了一些極為負面的影響。以致於我們社會對當今政治勢力的操弄「族群政治」，就極為缺乏警覺性。
其實，看看民進黨裡面最有開明形象的前立委沈富雄，在二○○五年關於二二八的談話上，都不免還會講出「二二八不該是外省人的原罪」、「父親做的事和兒子沒有關係」等這種還是以「省籍族群」為視角的話，就知道我們的社會在這方面是如何缺乏反省，而距離理想有多遠。
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到，將近六十年前的「打阿山」心態如何在今天以「族群衝突」的面貌重現，而我們的社會為何還會繼續用「有無族群原罪」這種虛擬問題來質問外省人，還會有一堆學者在討論「族群衝突」。我們也可以理解到，這些年來我們的社會對待「外勞」、「大陸妹」、「外籍新娘」的態度為何會是那般令人慘不忍睹。這真是「我們台灣人」的恥辱。
總的說，我們今天如何重新看待二二八，到底要把它看成是一場民變──人民基於對民主與進步的要求而產生的反抗行動，還是「族群衝突」，其實是一念之間的事。但這一念之間卻有著天壤之別，會走上極為不同的道路，是一種自由對抗法西斯的選擇。今天是我們面臨重新選擇道路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