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從「三一三」開始，一連串的年輕人、學生與市民發出怒吼之聲的主要原因──不是為了要誰當總統或哪個政黨執政，也不是為了統獨，只為了進步中的台灣社會，不容有人能再憑著一個人的出生與歸屬，就來判定他的好壞與善惡。
※ 此文原刊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2004年4月6日。台灣的2004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再次操弄族群政治手段，引起社會廣大不安與不滿。「三一三」與「三二七」指的是對族群操弄手段不滿的市民群眾，在台北的兩次大示威集會。
「三一三」與「三二七」之後有了這麼一個新生現象，就是突然有那麼多年輕人與一般市民，自發地站出來向新政府抗議。來到四月天，更有青年學生試圖重振學生運動的精神，在廣場上絕食靜坐，抗議惡質化的選戰。
這現象引發了不少對立的議論。很多論者看到是公民社會的展現，年輕人的新聲音。然而也有不少學者卻認為廣場上的學生是認同「舊秩序」的人，幫腔的學者則是「舊菁英」，就是說他們是「舊威權體制」的餘孽。然而真相是如此嗎？「舊威權體制」的餘孽真是在那裡嗎？
六年前，台北市長陳水扁連任失敗之後，曾流傳著這麼一種論調。即是說陳水扁政績那麼好，卻還敗選，是因為外省人不看政績好壞，硬是不投票給他，而馬英九的勝利，則是因為本省人也投票給他(同樣不看政績)。因而推論出本省人是包容的、進步的，而外省人則是狹隘的、反動的。這種將選舉失利歸罪於外省「族群」的說法多年來就一直流傳著，直到這次二○○四大選還屢有所聞。
然而這是一套自圓其說的套套邏輯。真相在於民進黨以其台獨立場出發，一直在操弄著「不是同志、便是敵人」的排外性身份政治。這套「革命」邏輯是，只要你不支持台獨，你就是不愛台灣；若你還自認是中國人，那你最好滾回大陸去；你是外省人，那就帶著身份原罪，除非「交心」不然必屬賣台集團一夥；你是軍公教或其子弟，或你不認為那是個「外來政權」，那你必是舊政權共謀；你不偏綠，你就是統派媒體；你認為漢語拼音強過通用拼音，那你就有中共同路人之嫌，等等不一而足。這套邏輯明的暗的，粗糙的細緻的，在論述層次上或在生活細節裡，無所不在，到處散播，潛移默化，將這些黑五類定罪。
這是一套自圓其說的套套邏輯，從先將你定義在外開始，得出你原本就不在「我們」之內。而所有與這「外來政權」有關的人必得先交心，不然都有中共同路人的嫌疑。這種狹隘的身份政治搞法，很自然地不會得到外省人的支持。同時也引起很多本省人，以及省籍意識日漸淡薄的年輕人的賭爛，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被激怒的。在陳水扁市長敗選的那次選戰中，他的一個輔選大將就曾在松山的造勢場中，大聲告急說「兩個中國人打一個台灣人」。這種曾經讓他勝選的搞法，那次卻是失靈了。台北市民還是讓他下台，不是因為無視於他政績好壞，而是因為受夠了他的「族群」操弄。很多台北的外省人當然被這種搞法激怒了，也有很多台北的本省人與年輕人不認同這種搞法，而不投票給他。這種搞法多年來不見消退，而激怒的累積也終有要爆發的一天。
反過來說，舊國民黨在早期也曾利用省籍歧視來鞏固政權，然而再怎麼爛，也不敢把它變成一個公開論述，而是不分省籍、不分原漢，大家都是中國人。這點在身份政治上，無可否認是較為包容而沒有「族群」問題的。而在如何解決兩岸關係的問題上，相對於泛綠的鷹派，泛藍其實只是鴿派，而非真正的統派。這應較接近真實的狀況，然而泛綠卻無限上綱，自封「愛台」，而罵別人「賣台」。
在泛綠這種政治正確的強勢籠罩下，統獨利弊與舊國民黨功過是沒有理性討論空間的。我過年回台南與老同學談起選戰，提起陳映真王曉波等人，他竟馬上說出「他們為什麼不回中國大陸去」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他沒讀過他們的作品，只是從泛綠的宣傳中得知他們是統派，基本無知於他們兩人主張的內容，更不用提他們曾在反抗威權體制中所做的貢獻。心思單純的老同學也以「泛藍用錢動員」，來一筆勾消這次那麼多群眾上街的自主性。民進黨可以怪罪當年威權體制也是如此惡搞的，但它不能有樣學樣的。
回到「舊威權餘孽」在哪裡的問題。舊威權之所以是惡質的，正是那套遺毒最烈的「敵我二分法」，也正是如今被泛綠的政治人物及其意識形態專家所最善於操弄的。就是說如今正是泛綠的這些人，繼承了舊威權的這套伎倆，在無所不止的選戰中耍弄的得心應手。以前是扣紅帽子，如今還是繼續扣紅帽子。
這是歷史的弔詭反諷，曾經為台灣民主運動立下汗馬功勞的民進黨，如今卻在它走向當政之路上，因為自我陷落在身份政治的迷障裡，而不自覺地繼承了舊威權的壓迫手段。原來，威權餘孽竟是在泛綠自己的內心底層，原來「反革命」竟是藏在「最革命」的包裝裡，還不時帶上「政治正確」的假面到處打人。而這正是從「三一三」開始，一連串的年輕人、學生與市民發出怒吼之聲的主要原因。不是為了要誰當總統或哪個政黨執政，也不是為了統獨，只為了進步中的台灣社會，不容有人能再憑著一個人的出生與歸屬，就來判定他的好壞與善惡。
就是說，這是一種反法西斯的怒吼，是要求曾在民主道路上同行的民進黨歸隊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