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用警察來解決很多人不守法的問題，警察所執之法必須是由社會大部份人的共識所訂定。…但很清楚地，無論那一種共識在今天的台灣都不存在，法既然不能代表社會的共識，警察當然無力執行，而不能執法的警察當然是不會具有公權力之權威性了。
※ 此文原刊於《自立早報》副刊 台灣社會評論專欄，1990年11月22日。
最近發生接二連三的攻擊警察事件。在所引起的各種老生長談的議論當中，比較新穎的是，某電視台為此而播出了美國警察在執行勤務時的一些影像片斷，真是一副威風凜凜、架式十足的樣子。電視台播出美國警察形象，其言下之意是，台灣警察應該效法美國警察的架勢。筆者滯留美國多年，確曾見識過美國警察的權威性，在那裡除非萬不得已，黑道是不去招惹警察的。一個美國警察站在街頭代表著國家公權力的超大權威，這無疑是台灣警察所欣羨的，然而我們要問的是，美國警察的權威性來自那裡呢？
警察權威形象隨民主化而剝蝕
從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建立起現代化的統治之後，台灣警察的權威性曾經歷過數次變化。從小時候起，就不時聽到父兄輩在比較二次戰後的台灣警察與治安狀況，表現出對日據時期治安與秩序的懷念，以及對當時日本警察權威性的敬畏。當然日本警察的權威性，其使人畏的一面來自殖民統治的暴力性，而其使人敬的一面，則來自它有著執法公平與清廉的形象。到一九五○、六○年代，台灣警察的權威性就只能靠國府的威權統治。而如今隨著威權統治的崩潰，這點權威性也漸在一般人心目中剝蝕殆盡，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流於近乎「穿制服的流氓」之譏了。
警察是現代政權的重要統治工具之一，一個政權的正當性從其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略窺端倪。兩百多年來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統治之正當性，充分在其警察角色上顯示。拿此來與台灣的情況做比較，可以讓我們看出台灣的警察是處於一個如何的困境。
我們這個社會一直一廂情願地認為，增加警力是解決治安問題的方法。但是美國警察的有效性，並不在於其人員之多寡與配備之精良，而在於大部份美國人民的合作。也即是說不只依靠線民，而是大部份的美國民眾會主動地通風報信。最近台灣警方的掃黑行動，曾引起警方擔心失掉平常賴以破案的線民，因為除此之外，台灣警察並不能取得大部份民眾的合作與支持。這種靠著與黑道的曖昧關係來維持治安，是台灣黑道得以坐大的原因之一。而多年來的台灣經驗所顯示的是，沒有一般民眾的合作與參與，黑道是消除不了的。前上海青幫老大之一的黃金榮，在一九四九年共軍攻佔上海後，失去了黑道與官方互依共生的社會條件，也就是失去了所有的存在理由與權威，使得一般民眾敢於站出來控訴指證他的罪狀，而得以被罰在以前盤踞的大樓前掃街，威嚴盡喪。黑道只有在全盤拔除其社會基礎，以及取得民眾的充分合作下才掃得掉的，而與警力之多寡沒有直接關係。
警察無力執行社會尚無共識的法律
前面所說，是針對警察被用來對付一小撮犯罪分子而言的。基本上，在一個有統治正當性的社會，代表法律的警察必須只被用來對付犯法的極少數人。即是說，必須大多數人是守法的，警察的運作才能有效，這也是美國社會的一般情況。在缺乏這個條件的當今台灣社會，警察或者只能疲於奔命，而失去執法的功能，或者將自身無限膨脹，用來對付大多數不守法的民眾。
我們不能用警察來解決很多人不守法的問題，警察所執之法必須是由社會大部份人的共識所訂定。脫離傳統社會之後，這個共識可能來自威權暴力的恫嚇與思想的灌輸，如日據時代與戰後的二三十年。也可能來自統治集團在包括意識形態之各個領域內霸權之取得，如今日之歐美各國。但很清楚地，無論那一種共識在今天的台灣都不存在，法既然不能代表社會的共識，警察當然無力執行，而不能執法的警察當然是不會具有公權力之權威性了。
缺乏公權力權威性的台灣警察，就難以像美國警察一樣被一般民眾視為其權益之保護者，是人民的警察。例如三更半夜鄰居舞會太吵，警察有責任應召來制止；路上兩車相撞，有理的一方趕快召來警察對事件做出紀錄，這在我們的社會大概還是天方夜譚。
台灣警察缺乏公權力的權威性之另一後果便是缺乏美國警察在專業上與使命上的自信與驕傲。一個在精神上與道德上不能令人引以為傲的公職，又握有著那麼大的權柄，腐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美國社會並非範本
想要回到過去，用威權暴力去重建社會秩序，已經是不可能了，當權者對這一點應是十分明瞭。另一種選擇似乎是走上歐美之路，由權力壟斷集團建立起生活上各個領域的霸權，從而建立高度發展資本主義之社會秩序，這條路可能是五花八門統獨諸派所能同意的。然而這是唯一的選擇嗎？
其實前面所描述的美國警察只是光明的一面，是高度發展資本義生產方式，所建立起來的階級隔離下，警察角色最有效的發揮。美國社會藉著都市的區隔化(Zoning)把它的諸種問題，圍堵在下層階級所住的地區如貧民窟。本文開始時所提的那段錄影片的內容，看來正是美國警察在貧民區對付黑人與墨裔人口的景象。美國警察在對付這些問題時已漸感力有未殆，更何況這些問題現在已從貧民區泛濫到中產階級區了。近年來紐約市治安的惡化與全國性的毒品問題，正是鮮明的例證。
因此，在台灣歷史捩點的今天，如果我們不願接受美國社會階級隔離的做法，美國警察所提供的模式就不應成為我們的範本。那麼如何為台灣警察的角色重新定位，就成了我們思索未來社會的重大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