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認同台灣，都是台灣人」的問題，在於什麼才算「認同台灣」。台灣是一個多重複雜且充滿著外來事物的組合，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動機的團體，就在這個異質的組合裡，各取所需地去塑造他們對台灣歷史的解釋，以及對台灣本質的定義，也就是說，「認同台灣」是要大家認同他們所定義與詮釋的「台灣」。
※ 此文原刊登於《中時晚報》時代副刊 後視鏡專欄，1992年2月8日。
番薯一向被一些人認為是台灣的象徵，除了由於台灣島像是一條番薯外，番薯更被賦予了諸多政治與族群上的意義，譬如因為番薯可以長在較貧瘠的土地，在以前是勞動階層的主食等特質，所以被拿來代表台灣人在被壓迫環境下的生命力與質樸的精神，代表台灣人的本質。
弔詭的是，番薯顧名思義並非台灣土產，也非大陸移植，而是白人發現美洲新大陸後，從那裡帶給歐亞舊世界的大禮物之一，明代中國人口大增的主要原因乃在番薯的引進。然而拿非土產的東西來當作台灣的本質，這件事倒是有著十分的台灣屬性，就像原產非洲的鳳凰木一再被引用為台南市的標誌一樣（當然這裡必須假設，台南市所剩不多的鳳凰木不再被市長們砍伐殆盡），台灣是個充滿著外來物種與事物的地方。
雖是外來物種與事物，但是時間一久也自然被接受為本地的東西，並進而被任為是本地才有的特有種或特產。即以族群而言，閩南移民的後裔一向自認為自己才是正宗的台灣人，這是外來物種轉化成本地特產的一例。這幾年來有人企圖以「福佬人」或類似名稱來較嚴謹的指涉閩南移民後裔，而非以籠統的台灣人稱之，這或許是個進步。此外以原住民來取代山胞的稱呼也是一大進步，然而這個稱呼卻還是有點誤導，使人以為他們的祖先原本就在台灣存在，是台灣的正宗土產。事實上原住民的祖先也是外來的，只是他們來得比其他族群更早，而且很不幸的被後來較為強勢的「福佬人」侵凌，以至無法取得台灣人的名稱。
所以說來到台灣的各個族群，有著時間先後與勢力強弱之分，那誰能宣稱自己才是正宗的台灣人呢？有人寫台灣人四百年的歷史，很顯然地把台灣人定義在四百年前開始移民台灣的「福佬人」範圍內。但即以閩南移民而言，大部分也不是四百年前就到台灣的，閩南移民的高潮其實是在清代中期以後，有些甚至延續到日據時代，比客家移民還晚。因此時間的先後是不能成為台灣人的身份證明的，更何況還存在著比閩南移民更早的原住民移民。
既然移民的先後不能用來做為台灣人身份的認定標準，這幾年來於是被修飾為「只要認同台灣，都是台灣人」。這個說法看似有進步，但還是繞了一圈回到原點，問題在於什麼才算「認同台灣」？就像在界定台灣人的本質時，所會面臨的難題一樣，台灣如前所述，是一個多重複雜且充滿著外來事物的組合，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動機的團體，就在這個異質的組合裡，各取所需地去塑造他們對台灣歷史的解釋，以及對台灣本質的定義。就是說，「認同台灣」是要大家認同他們所定義與詮釋下的「台灣」。
由於台灣本身的這種外來屬性，加上現代社會變遷的加速化，四百年前曾在台灣存在的，並不比一百年前甚至四十年前才在台灣存在的更台灣。即使是昨天才存在，只要在這裡形成一定的根基與活動範圍，即成為台灣的現實。以語言的例子來說，閩南語並非是唯一的台灣話，而且其中還有著漳﹑泉﹑潮州等的語音歧異，並未成為整合的「福佬話」，而所謂的「國語」由於被為數頗大的台灣住民所用，卻也已經成為台灣話的一種。
「國語」雖然來自中國大陸，但是經過幾十年的隔離，與對岸所講的「普通話」已經有所差別，離真正的北京話更是有著極大的歧異，因此用「北京話」來指涉台灣的「國語」是很不恰當的。台灣的「國語」由於幾十年來漸漸與台灣的社會生活整合，尤其是在以台北市為中心的都市生活圈，已經開始有著自主的草根的生命。這樣的一種台灣話或許可稱之為「台北國語」或「台北官話」（傅大為稱之為「官北話」），不過不管所稱為何，它已經成為台灣話的一種，而且是外來事物進入台灣而成為台灣本土事物的一個活生生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