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

另一種形式的壓迫



台灣的知識菁英不管在統一運動或獨立運動中,都是一樣背負著歷史的包袱,繼承了壓迫的機制,善於將異議者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籤。…在今年的五二○遊行中,「中共的走狗」或「統派」這類標籤就被一些學生拿來打擊持異議者。而從這些台獨青年學生身上,我彷彿看到了昔日北美統運那些積極活動者的身影:充滿著革命的理想,承擔著人民的苦難,似乎真心地在執行一件神聖的歷史使命。
此文原刊於《自立早報》副刊,台灣社會評論專欄,1991613

前不久,一位旅美學人曾經倡議組織一個「內奸制裁委員會」,來負責找出「主張立即談判、統一者」、「甘願附庸於中共的走狗」之類的「台奸」,蒐集其言行資料,並公佈姓名使之接受社會輿論的制裁。總之,就是要抓「中共的走狗」。(見一九九一年五月廿八日自立早報)
在反對白色恐怖成為五二大遊行的動力來源,並成為民眾的共識後讀到這樣的消息,不禁又令人毛骨悚然起來,馬上聯想到的是,美國在其最瘋狂反共的一九五年代,麥卡錫主義所幹的「獵巫」(Witch Hunt)行徑。那時美國也有一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職司調查所謂的「反美」份子。而反美份子指的是那些人呢? 從共產黨員,社會黨員,人權主張者,到自由主義者,只要反對當時美國統治集團在全球的霸業,及其在國內的壟斷權力的,全都算在內,簡單稱之就是所謂的「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當時有多少人在這獵巫恐怖下受到迫害,連卓別林也不能倖免,而諷刺性地為這個號稱有著言論與結社自由的民主社會,暴露出其法西斯的一面。
當美國人受到麥卡錫主義淫威的迫害時,也正是台灣人民受難於黨國威權,白色恐怖最淒慘的時候。台灣的人總算熬過了這四十多個年頭,到今天可以開始對過去受到的迫害算起帳來。然而這筆帳要怎麼算,並不是一件自明的事誰是壓迫者? 誰是受難者? 受到什麼方式的迫害? 產生什麼樣的創痛與後遺症? 種種這些問題並不是那麼一目了然,有個容易的答案。
最近中共官方在為延安時期寫〈野百合花〉的王實味平反。我的一個心思單純的同事,從不曾知道王實味是何許人物,卻有著如此自然的反應:「原來去年那些搞學運的傢伙用野百合花做象徵,是有共產黨的來歷的」,言下之意是台灣的學運份子乃是中共的同路人。這是壓迫者的邏輯進入一般人,甚至是被壓迫者的意識裡,而繼續起作用的一個很不幸的例子。這類壓迫者的邏輯變成被壓迫者的傷痕的現象,在人權與民主慢慢萌芽的今天,還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呈現,所以說這是一筆難算的帳。
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向來就被威權當局指為「中共的走狗」,當然這個標籤不只被用來套台獨人士,任何形式的異議人士都有被如此誣陷的危險。譬如在十幾年前鄉土文學論戰時,「工農兵文學」的血滴子就曾如此拋向鄉土文學作家。當然這種作法的動機是很清楚的,在「共產黨」被定位成蛇蠍惡魔的我們的社會裡,把任何異議者戴上它的同路人或走狗之類的帽子之後,就使這些異議者被列為可殺之列。這是威權統治者對付異議者所使用的一慣伎倆,而很不幸的這個壓迫的工具也往往為被壓迫者拿來活學活用,歷史上的例子可說不勝枚舉。
一九七○年代初,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是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大整肅之後,在台美兩地的台灣知識份子對黨國威權體制,第一次公開而集體的反抗。這個運動深具台灣的屬性,有為數不少的台灣留學生參與並主導運動的發展,然而他們也是帶著被壓迫者的傷痕參加運動的。當「釣運」演變成「統運」時,這個傷口也越來越潰爛,且隨著中共政局的變化而終至不可收拾。當「統運」在其最高峰時,就有一些參與者意氣風發,不可一世的拿著「台獨份子」的帽子到處扣人,到處要人表態站立場。凡是不同意他們的運動路線的,都有被他們扣上「台獨同路人」的帽子。他們雖然只是一小撮人,但也搞的整個運動雞飛狗跳。在那個運動裡「台灣獨立」是最大的禁忌,「台獨同路人」的標籤也就成了打擊運動內異議分子的一種絕佳手段。
乍看之下,這是從壓迫者學來的「不是同志便是敵人」邏輯的運用,但是這裡有著更深一層的意涵。他們並不像威權統治者那樣,有意識地將之當成壓迫手段在使用,而是被這個壓迫機制進到潛意識層次裡去,而在意識的層次表現出理想或革命的光環。統運中揮動大棒的那些人,很多是充滿著「革命的」理想,力行著「革命式」的生活,心中似乎承擔著中國幾千年的苦難,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人是真心地執行他們的神聖使命,卻並不自知他們也同時在扮演著壓迫者的角色。
北美的統運如今煙消雲散,然而無所不在的壓迫機制卻仍在到處借屍還魂。隨著北美統一運動的式微,獨立運動也漸漸在台灣留美學生中擴展,與釣運/統運一樣,台灣獨立成了那時吸收反對黨國威權統治的台灣青年的主要運動。不記取歷史教訓,必然重蹈覆轍,台灣的知識菁英不管在統一運動或獨立運動中,都是一樣背負著歷史的包袱,繼承了壓迫的機制,善於將異議者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籤。早在一九八○年代初的北美台灣同鄉會活動中,就存在著一種不把台獨兩字寫在臉上,就不算是同路人的氣氛。到如今當獨立已成為台灣反對陣營裡的主流思想時,這種態勢更是咄咄逼人。原來黨國威權所用的「不是同志便是敵人」的壓迫公式,在這裡還是有效,最大的惡魔還是中共(或中國)。因此對運動路線有不同意見的其他異議人士,就有可能被扣上「中共走狗」的標籤,前面所提到的那個「內奸制裁委員會」之倡議,即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更令人可悲的是,這種心態不僅表現在旅美學人身上,也出現在應該還有著素樸理想的熱情學生身上。在今年的五二遊行中,「中共的走狗」或「統派」這類標籤就被一些學生拿來打擊持異議者。而從這些台獨青年學生身上,我彷彿看到了昔日北美統運那些積極活動者的身影:充滿著革命的理想,承擔著人民的苦難,似乎真心地在執行一件神聖的歷史使命。
從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開始,經過釣運/統運,到今天的民主運動,台灣的知識菁英還在命定地重蹈歷史的覆轍,無能擺脫壓迫者所加諸於內心底層的壓迫機制,而不時扮演起壓迫者的角色。壓迫的機制就如此一代傳給一代,由壓迫者傳給被壓迫者,原來的被壓迫者就又扮演起壓迫者的角色。因此,如果號稱的解放者自身不能從壓迫的機制裡解放出來,則悲劇必然會再次重演,而這是歷史所一再揭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