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黨國的右派愛國教育，既被用來界定中日關係的對待方式，也被用來當作一種威權壓迫的意識形態。不幸的是，這整套觀念被反彈的右派台灣民族主義者繼承，在台灣島內搞出一個所謂的「族群問題」，譬如這些年來流行的「外省人原罪」的說法。這與「日本人背負二次大戰原罪」的說法可謂如出一轍，同樣是右派民族主義者的一種典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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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表於2001年8月11日台社論壇「再次反思《台灣論》──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座談會。座談會內容集結成書《反思台灣論──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2005年6月）。
多樣的殖民地經驗
從這次與日本批判圈的交流，我們知道小林寫《台灣論》，基本上是為了支持他的前一本漫畫書《戰爭論》，簡單說就是為日本市場寫的，而與台灣的真實狀況不必有關。他原來是把台灣捧上了天，然後在這次被拒絕入境後，又罵說台灣沒有民主自由。他對台灣的無知，從這件事即可清楚看出。然而他也並非完全沒有觸及台灣的真相，因為殖民地經驗其實是多樣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經驗，甚是在不同的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回憶。
日據時代後期的台灣人當然不會像他所想像的，也非如台灣某些人所誤解的，對日本的殖民統治抱著心悅誠服的態度。舉一個小例子，我是台南一中畢業的，我父親在日據時期也就讀同一個學校。我們雖是校友，然而我父親的畢業紀念冊上寫的卻是「台南二中」。同一個學校在不同時期卻有不一樣的名子，這是因為日據時代的「台南一中」是日本人的學校，只有極少數書讀得最好的台灣子弟才能進去；相反地，「台南二中」是台灣子弟的學校，只有很少的日本人就讀。
一個第一，一個第二，這種殖民地式的不平等待遇當然令「台南二中」出身的台南人菁英很不服氣，於是在光復之後馬上將原來的「台南二中」改名為台南一中，而原來的「台南一中」則變成現在的台南二中。當年台南人的社會菁英大半是原「台南二中」畢業的，而改名之後的台南一中也就成了他們的子弟就讀的學校。我的大伯父小時候書讀得很好，是家族裡少有進當時「台南一中」就讀的。光復後他卻施展不開，部分原因當然來自於他的中學同窗大部分是日本人，光復後在台南沒能形成社會網絡。當然一中二中之名在平常只是一種社會菁英之間的位階之分，但牽涉到殖民地問題時也會呈現出反抗的信息。這個例子的重點在於，日據時代的台灣地方社會菁英並非完全像李登輝、許文龍那樣順服。
而日據時期日本帝國在台灣的形象當然也是多樣的，幾個月前在小林台灣論對慰安婦的態度所引起的爭議高潮中，母親突然向我回憶起年輕時候的一些事。外祖父在日據時代開一家小雜貨店，仍是少女的母親必須幫忙看店，除了因外祖父不善經營而帶給母親看店的諸種壓力外，又有一個至今仍然讓她心有餘悸的記憶。那段期間每隔些日子，雜貨店就會出現日本稅吏，穿著十分威嚴的帝國文官制服，進來查稅。外祖父總是卑躬屈膝、敬煙奉茶，而母親則膽怯地躲在後頭偷看，生怕出事。最後她總會看到外祖父必須塞一包錢給這位威武莊嚴的日本帝國文官，才能打發。做為小市民的這類經驗與回憶，當然與出身日本刑事之家的李登輝有所不同。我母親深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啟蒙與影響，對日本基本上抱持好感，從不曾向我如此回憶過，最近卻說出不少，或許是三一八之後的變化。
如何對待「日本」
如何對待我們的殖民地經驗，牽涉到如何對待我們的日本殖民主。
不管是用光復還是終戰一詞，我們大半人都會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了。但是所謂「日本戰敗」或「日本侵略」，到底是誰戰敗了？誰侵略了？就我們所受到的教育來說，當然是日本整體作為一個民族侵略並且戰敗了，而日本右派民族主義者也因此極不服氣。但是真有這麼一個完整一致的東西叫做日本民族或日本人，而他們是本質地壞，本質地侵略成性，必須懺悔謝罪？還是主要是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的所作所為？一個單純的日本人需要為此負責嗎？
悔恨謝罪這類感覺只有在個人層次才有實質意義，要一個「民族」進行道歉是不可能的，當一個「民族」在歷史上型塑出來時，它就是永遠的政治正確，不帶有道歉悔罪的基因的。要「日本民族」懺悔，等於是要「每個」日本人都表現出一副懺悔的樣子，基本上只是為了滿足某類人心理層次上的需求，因為這類人必須藉著「民族」之名，必須看到「他族」之人矮於「我族」，才能自我肯定。這與小林善記以踐踏中國來自我肯定，基本上是一樣的。
當然日本帝國軍人在戰場上進行侵略殘殺，犯下總總罪行時，確實是背負「民族」之名的。但是以民族之名犯下的罪惡並不能再以民族之名來解消，而必須深入去了解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發展軌跡，甚至個人的情境，才能找到解法。我想這是左右派看待民族問題的一個基本分野。
幾十年來我們接受的黨國教育，一直用右派的本質論的觀點在看待民族問題。除了引來各種極右派如小林vs.馮滬祥的互相反彈之外，當然找不到出路，也當然會有李登輝現象。而其延續出來的「新政府」也基本上承繼了這套思維心態。
如何對待兩岸
我們對待日本的態度也與我們對待兩岸關係息息相關。
幾十年來黨國的右派愛國教育，既被用來界定中日關係的對待方式，也被用來當作一種威權壓迫的意識形態。而這除了引起不少台灣人的反彈外，當然無助於日本殖民問題的解決。不幸的是，這整套觀念被反彈的右派台灣民族主義者繼承，在台灣島內搞出一個所謂的「族群問題」，譬如這些年來流行的「外省人原罪」的說法。這與「日本人背負二次大戰原罪」的說法可謂如出一轍，同樣是右派民族主義者的一種典型操作。
更慘的是，這套操作模式也被用來對待兩岸關係。
小林《台灣論》漫畫裡提到剛到台灣的國府軍隊不知道自來水的水龍頭笑話，是一個傳統的典型例子。這個一向在台灣的選戰中流行的笑話，我也曾聽過另一個版本。這另一版本的場景也是發生在早期的台灣，但是不知道自來水的則是一位鄉下老農。他來到台北找兒子，在都市發了跡的兒子卻以這位鄉巴佬父親為恥，尤其恥笑他父親沒見過自來水，還想買一個水龍頭回鄉下去裝。一模一樣的故事，場景與角色卻換了。原來是一則呈現城鄉現代化差距的故事，卻被改頭換面成了誇大「中國」與「台灣」之間落後與現代對比的笑話，是一個右派思維的操作典型。
對兩岸之間的這種操弄在世紀之交還繼續在運作。兩年前中國時報的民意論壇曾出現過一則讀者投書，作者自稱是一位台南的醫生，他以真實的口吻，敘述一位台灣人在美國公路上，與一位「中國人」的接觸：
「在美國一個正下著大雪的公路上，一輛中國人駕駛的轎車和一輛台灣人駕駛的轎車撞個正著。車雖然毀了但人均安全爬出車外，靜待交通警察前來處理。在嚴寒中兩人均不斷發抖，這個中國人突然跑回車內拿出一瓶洋酒，非常客氣的向這位台灣人說『天氣非常冷喝一點酒會比較舒服』，這位台灣人受寵若驚非常感激，把酒接過來喝下一大口，果然全身一陣暖和，感到很舒服。當他抬起頭來看到這中國人也冷得發抖時，他以感激又誠懇的口吻跟這位中國人說『您也冷得嘴唇發紫，喝一口暖暖身吧！』中國人笑著回答說『謝謝您！我等警察來了之後再喝吧！』」
這位「中國人」被描寫的如此狡詐，當然會讓臺獨支持者感覺很爽，而讓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很不爽。
很不巧的，這位醫生的「實境描寫」，我很久以前就聽過另外一個版本。在這個老版本裡，中國人的角色本來是一位美國律師的。這個在美國流行的故事，原本只是一則脫口秀上諷刺美國律師的笑話，沒人當真。這篇投書登出後，也立即有人回應說，他早在中文版讀者文摘上讀過另一種版本，角色則是城市人與鄉下人。而我們這位台南醫生卻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不僅把在笑話裡具負面角色的美國律師或城市人置換成「中國人」，還把它包裝成「真實發生」的情景。他很清楚地企圖製造出一個「狡詐的中國人」vs.「善良的台灣人」的真實事件，將「中國人」污名化。
這個「狡詐的中國人」的故事與水龍頭的笑話一樣，都是有心人操作族群建構的典型，企圖製造出民間流傳的「真實故事」。而能讓其暢行無阻的溫床，則是長期受到右派族群思惟教育的一般民眾，以及無能明察的媒體編輯。
另類出路的契機
我們如此不幸地長期陷於族群思維的迷津裡，哪裡會是出路？
這次日本批判圈的朋友來此，為我們介紹了現代化下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對我們尋找出路確實有所啟發。
民族主義是所有第三世界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大難題，在東亞尤其有其特殊的狀況。東亞諸國有著不同步的現代化進程，也有著不同調的現代化方案。西元一八七○年左右，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式的現代化過程，而在二次大戰戰敗之後被強加了美國式的政治體制。中國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以「革命」的方式展開了現代化，然而原是中國一部份的台灣，卻在早幾年就已經淪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被迫接受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現代化方案，卻又在日本帝國戰敗之後，被代之以親美的國民黨式現代化方案。而幾乎同時，中國大陸卻走上了蘇聯式的中共現代化之路。兩韓的情況恐怕也是一樣，充滿著不同步調的扭曲。
可以說東亞各國各自與不同的西方典範掛勾，統治菁英各自從特定的西方學來一招半式的武藝，奉為尚方寶劍。站在右派族群思惟的立場本就難以對話了，在不同步調的現代化之間，不管國際或國內，則更充滿著齟齬與困境。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各國之間對這問題有所醒悟的批判圈人士，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並未能互相溝通。令人慶幸的是，在後冷戰的今天，小林的《台灣論》居然帶給我們這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不再只靠台灣的「知日派」來了解日本，並且開啟了共同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另類出路的可能，這是今天台日批判圈對話的意義所在。而我們也希望這個批判圈的對話也能擴及整個東亞地區，因為這畢竟是整個東亞共同的問題，必得共同來解決。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解決「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