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具體而活生生的，對住在同一地方的人們及其生活環境的關懷之情，被包上種種「民族」的，「本土」的，政治的外衣後，同胞之愛與鄉土之愛，就演變成要求大家「大聲講出愛台灣」的口號。如此「台灣」就變成抽象的、概念化的東西，具體而素樸的感情就變成外鑠的道德理念了。
※ 此文原刊於《自立早報》副刊，台灣社會評論專欄，1991年5月16日。
在去年(一九九○)三月學運的嘉年華氣氛中，發生過這麼一件小插曲。有幾位正在國家音樂廳演奏的室內樂團提琴手，走出音樂廳來到台階上，要向廣場的學生致敬。他們並經由會場主持人安排當場即興演奏，想給廣場的學生一點娛樂與鼓舞，沒想到卻被一些學生噓了下來。這些學生的理由可能是國家當此危難之秋，哪能容的下這種高級娛樂，尤其是貴族味十足的西方古典音樂。很可能西方古典音樂在這些學生的心目中早已跟壓迫階級劃上等號，而這些提琴手除了改行之外，看來是難以被這些學生接受為同路人，更不要說是同志了。
這確實是個尷尬的場面，這些學生的偏執當然可以歸諸他們的年輕。然而這種現象並不是年輕的學運分子所獨有，在其他一般的政治社會運動分子身上，也經常看到類似的傾向。這裡最典型的莫過於濫用「立場問題」，來斷絕任何溝通的可能。不管是民族立場還是階級立場，一但被無限上綱，排斥性就很大，而這些「立場」卻往往經不起分析。就以民族立場來說,有不少人認為台灣社會的種種問題是在「國族認同」的欠缺，只要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其他問題即將迎刃而解。類似的看法是，只要解決這個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其他的問題都是次要的。這裡衍生出來的說法是，人的問題即是「政治」權力的問題，而且是被限定在那個狹義的政治，即政黨、政權、國家等運作範圍裡。因此各個弱勢社會運動團體在今天的反對運動裡，就一直扮演著配角。這種泛政治化的取向也呈現在個人與其周遭環境的關係上，例如一群人會積極地參與某個政治社會運動，但對其所處的工作或生活環境的問題卻經常視若無睹。當然有可能因為在那些政經大事上他們是處於劣勢，而在身邊的貓狗小事上則站在優勢地位。
以上只是談到理念與行動的層次，在理念與行動之下的情緒層次裡，人的七情六慾在其中滾動，制約著理念的形成，也提供行動的衝力。對大多數參與運動的人而言，開始參與的契機往往是看到別人受到壓迫。也就是說，它是來自人最素樸的感情。然而這種具有現實基礎的包容性感情，一旦被運動或其他因素神聖化之後，就逐漸帶有排斥性，而形成理念上的偏執。
這個疏離(alienation)的過程在以「愛」為名的各種現象中甚是凸顯。愛從作為人類較素樸的感情，到成為一種道德式的指令，中間已經遭到多少轉折與扭曲。在我們這個社會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男女愛情了，愛情的核心被包上道德的許諾與神聖的外衣之後，被互相當作財產一樣的佔有。愛的對象被神聖化、概念化，愛的感情本身也就會變成道德教條。例如，以鄉土之愛來說，一種具體而活生生的，對住在同一地方的人們及其生活環境的關懷之情，被包上種種「民族」的，「本土」的，政治的外衣後，同胞之愛與鄉土之愛就演變成，要求大家「大聲講出愛台灣」的口號。如此「台灣」就變成抽象的概念化的東西，具體而素樸的感情就變成外鑠的道德理念了。民進黨如此談「愛」當然會讓人家起雞皮疙瘩，但是國民黨的談法卻也一樣使人心裡發毛，其中對愛的感情最大的扭曲的，莫過於前些時充斥媒體的「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那句話，在這裡愛的感情不僅被概念化神聖化，而且還轉移成為具體的一塊布，甚或只是心中的一個布塊的影像。
從素樸的感情到理想化的感情，這是一個人自我疏離的過程，一個人的理念不再是基於他所擁有的理性以及有著現實基礎的感情，而是受到道德化神聖化理念的制約，成為一種外鑠的東西。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而所衍生出來的現象一般可以用「神經病徵」(Neurosis)一詞概括之。對一個反對運動的參與者而言，原先反壓迫的感情會提升為反壓迫的理想。然而在我們這個社會，理想的實現本是較為坎坷。而且參與運動者又是較為不安的一群，較敏感於家庭/社會關係的扭曲與壓迫的一群。這種成長過程遂在這些人身上打下烙印，使得原來素樸的理想逐漸蛻變成「理念化的自我形象」(Idealized Image)。譬如說，去完成革命理想的實踐，就轉變成理念化了的革命者形象，去關愛某群人，就轉變為去成就理念化的施愛者形象。如此理想就脫離了感情的現實基礎，異化為道德教條式的喋喋不休，而原來感情與理想的對象如具體的鄉土與人民，也就可能異化為高高在上，無血無肉的理念。而感情也就從包容變為排斥，一個值得去奮鬥的理想，也就變為一個貼標籤講立場的理念形象之爭。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的是，某些人可以大談政經大事，卻無視於周遭的權力迫害；可以認同一個理念上的民族，卻無能處理好周遭的人際關係；可以愛一個神聖化了的鄉土，卻無知於周遭的一草一木。這種「被壓迫者」所衍生的問題不僅發生在個人身上，也經常成為運動的集體徵候，造成理念的偏執與視野的盲點，使得運動的方向脫離了現實的基礎。這個運動上集體性的神經徵候，是人類文明頗為根深蒂固的問題，也是所有參與政治社會運動者所必須嚴肅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