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移民與新移民之間，有兩個不同於以前的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一個是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另一個是二次大戰後的冷戰局勢。日本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的「本省人」社會不再是那麼完整的中國傳統社會，而冷戰局面也使得「外省人」不再是傳統的中國移民。沒有這兩個因素的其中任何一項，今天台灣應該不會有本省外省的問題。
※ 此文原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於2001年5月26日舉辦之「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省籍問題中的災難與希望」文化批判論壇研討會，並刊登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2001年9月。
關於本省外省和解是否可能的問題，我想先把場景拉寬拉深來看。陳光興把場景拉寬，從同屬東亞的韓國談起，我就把場景拉深，從一千七百年前的中國談起。一千七百年前是中國南北朝的「五胡亂華」時期，中原士族第一次大規模南移，他們先來到東吳，就是今天江南一帶，在那裡產生了所謂吳姓與僑姓之別，吳姓指的是東吳的原居民，僑姓就是新移入者，有如今天的本省與外省。我們不清楚當時具體的情境為何，但一二百年後到了唐代這個問題也就不再存在了。那時移民到東吳一帶的中原士族，其中有一部分繼續南下，經由浙江來到福建。雖然我們沒看到歷史上的記載，但相信也一樣有過閩姓與僑姓之別。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多次發生，而且在同一地區反復出現，譬如江南與福建。隨著時間之流，他們不僅和解，而且連和解的痕跡現在都看不到了，譬如江浙人以為他們從來就是住在那裡的。
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大規模的族群遷移上，也發生在個別的家族上。我最近讀到清初和尚畫家石濤的一些東西，石濤姓朱，原是明朝宗室之後，但他的籍貫卻是廣西，而非朱元璋的安徽，因為他們這一支已經落籍廣西好幾代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不管族群大小，這個連結基本上不是土地的，而是宗族的與文化的。我的意思是說中國傳統社會雖然安土重遷，但只要在適當條件以及家族連結的條件下，也會大規模遷移的，而且這還不是絕無僅有的是，台灣的福佬人就是這樣來的，也因此我父母雙方的家族就這樣來到了台灣。
這個在歷史上自然發生的過程，在今天的台灣為何出了問題？我們試著從幾個方向來考察。今天外省人被罵的最狗血淋頭的是「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幾年前(一九九七)印尼發生排華暴動時，在台灣也有一些「政治正確」人士指責印尼華人不認同印尼才招來禍害，言下之意也是對印尼那塊「土地」的認同出了問題。雖然我一直不明白土地要怎麼被認同，倒是很清楚傳統社會的家族認同機制。當中原人口一族一族往南遷移，甚至渡海來臺時，是不發生認同問題的，至少每家每戶都有一座神主牌，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的牌位，牌位在，家就安了。但是我到現在為止還不曾在任何一位外省朋友家裡看到神主牌位，外省人的這次大遷移大半是個人的或者是現代化的小家庭，他們在台灣既沒有家族的連結，也沒有帶來神主牌，他們不再是另一次傳統移民。相對於本省人在這方面的保守傳統，要被罵「數典忘祖」的恐怕是這些現代人類的外省人了。
關於台灣家族移民的多樣性，我想舉個有意思的例子。我有個朋友籍貫是上海，他們家確實是在一九四五年後從上海移民到台灣的所謂外省人。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他們家來到台灣後曾經到高雄屏東一帶尋找祖墳與族人，原來他們的家族曾經在台灣落腳過。他們原是福建漳州人，幾百年前先從漳州來到台灣，定居高屏一帶。幾代之後又有部分族人從台灣移到上海，那時上海已經開始成為大商港。卻沒想到過了幾代之後，這批人因逃難又回到台灣。他們的家族以前經營海上貿易，靠海為生，自然也有分支去了南洋的，他們的遷移路線是海洋中國/海洋台灣的一個鮮活例子。若硬要以自然界的東西來認同，我想對他們家族而言海洋比起土地恐怕更有意義。而其實從宋代開始，閩南人就有不少以海為生的，成了海商家族。這方面已經有不少歷史材料出土。
回到神主牌的問題，假設一九四五年後外省人都帶著祖宗牌位來到台灣，是否就沒問題了？應該沒這麼簡單，不然不會有吳姓與僑姓之爭。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時間，他們可能來得不夠長，才幾十年。這裡我想起我父母雙方的家族，他們來到台灣的時間也不能算長，不出清代晚期十九世紀，但我不曾從長輩口中聽到，當年作為新移民有何齟齬之處，他們很快就被接納。顯然當下我們面臨的問題與時間的長短關係也不大。陳光興的論文提到在傳統移民與新移民之間，有兩個不同於以前的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一個是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另一個是二次大戰後的冷戰局勢。日本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的「本省人」社會不再是那麼完整的中國傳統社會，而冷戰局面也使得「外省人」不再是傳統的中國移民。沒有這兩個因素的其中任何一項，今天台灣會是如何我不敢說，但應該不會有本省外省的問題。
陳光興提到日本殖民統治對本省人的重大影響，我就先從這裡談起。去年(二○○○年)班納狄克‧安德森來台演講時，我參與過其中一場，任務也是作回應。在回應中，我提到我們家族三代人的不同思想背景。我的祖父算是前朝遺老，還懂得一些「漢文」，我祖母一生只穿唐裝，她的髮油還是來自長在我們家牆頭上的蘆薈，而她最大的美容工程是去挽面。我父母接受的則完全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整套現代化教育，而我與大家一樣戰後出生，接受的是國民黨的與美國式的現代化教育。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我父母那一輩人，看不起我祖父母那一輩人的無知與落後。譬如小時候我祖母會帶著我去看歌仔戲，我母親就不太以為然。而接受美國式現代化教育的我們這一輩，也不太看得起我父母那一輩，畢竟日本是戰敗國。我當時提出這些是作為反思台灣的民族主義的素材。
演講會後我們與安德森聚餐，我並開車送他回旅館。在途中他追問了我一個三代人之間的問題，他問說，我覺得與父母還是祖父母比較接近，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與父母比較接近」。這顯然是他較為期待的答案，因為對他而言我與父母所共有的現代化思想基礎，即使有著美國式與日本式的衝突，還是比較有助於他所同情的「台灣民族」的建構，而我祖父母那一代的東西卻可能起妨礙作用。
然而後來回想之下卻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我的情感也沒那麼單面。我的父母輩，雖然有著接受了現代化洗禮之後的幸福與驕傲，精神上其實蠻空虛的，何況日本的一套戰敗了，而美國的一套又藉著國民黨之手把他們搞得七葷八素。其中的徵候之一是，他們雖然掌握了用來學習現代化種種事物的日語，但卻失去了母語的能力。我並不是說他們不會說台灣閩南語了，而是說，他們除了用台灣閩南語來進行日常生活的溝通外，其他屬於抽象的、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層面的大道理，都必須藉助日語才行。李登輝就是那一輩的一個典型，他的日本話講得比他的母語流利太多了，他的高層次思考大半是用日語進行。金美齡應也如此。
我最近開始跟一位老先生學習「河洛話」，我們這位老師是台北三峽人，曾經擔任李登輝當總統時的台語代言人。他是經由家族裡傳統教育學到傳統漢文的，對他的母語很感自豪，不願叫別的名稱，只叫它作河洛話。他認為河洛話是比「國語」還要古老、還要豐富的語言，也最合乎傳統詩詞的聲韻規律。他不只用河洛話來教我們讀三字經千字文，讀唐詩宋詞，還教我們用古調來吟唱，是他最得意的時刻。他是李登輝的同輩人，與日本人來往講日文也沒問題，但是李前總統在年輕時就已喪失母語的能力，不會用母語在電視上宣讀元旦文告，只好請我們老師在背後對著嘴配音。
在這個重新學習「河洛話」的過程中，我雖然覺得三字經千字文的內容確實有些跟不上時代，卻也認識到，非有傳統漢文教育不能掌握河洛母語，也更認識到我祖父母與我父母這兩代之間，在母語斷裂上的悲劇性。我父母的現代化語言是日語，而我的現代化語言則是國語加英語。除了日常生活溝通外，我們兩代各自失去了父母的語言。那是不是把我的河洛話老師那一套拿來就管用了？顯然也不行。那一套語言需要一番「現代化」，而且還有一些「有音無字」的問題，這方面很多人做過很大的努力，就不是我能言說的範圍了。我要說的是，從河洛話在我們家三代人之間的失傳，可以看到問題是出在現代化的斷裂上，而從同樣的斷裂點上切入，我們也應該可以找到本省外省和解的線索。
如此把場景拉遠拉大之後，我們看到的就是現代化這個力量，然而這個東西卻又多重線索，令人無所適從。如果用簡單的現代化上國（先進國家）來分類，我們有過日本式、德國式、美國式、甚至蘇聯式的現代化方案。這些彼此衝突的方案也都各自有著在地的代表，形成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文化霸權，也形成難以和解的衝突以及前後矛盾的論述。譬如說現在有個「落後的外省人來統治現代化的台灣人」這個流行說法，可是大家不要忘記，在以前我們也有過「現代化的外省人瞧不起沒有文化的本省人」的說法。我記得三十年前我的一位外省教授曾表示過對雨夜花這類歌謠的不屑，他的不屑很清楚地是因為他的上國是美國，他是聽古典音樂與藝術歌曲的，他對所有的流行歌都不屑。但是他的個人的不屑卻可能上綱為「有文化的外省人歧視沒文化的本省人」的責難。我個人認為，到底誰有文化誰落後都不重要，因為這些互相矛盾的論述，基本上都是一種政治操作，牽涉到背後不同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在這類政治操作中，我們當然看不到和解的可能，甚至有時會讓人捏把冷汗，譬如安德森在去年演講會上提到的另一件事。
安德森在那次演講會上曾經提到在美國的一位台灣留學生向他說起的一件事，是那位留學生親身聽到還是轉述並不清楚。安德森說，在美國有一位男性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顯然是個極右派民族主義者，對於台灣獨立的主張很是悲憤，以為大半的台灣人都是這樣，於是說出要X盡所有台灣女人，類似這類的話。
安德森的轉述是否屬實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知道全世界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右翼民族主義者都會有這種集體性強暴敵對者婦女的念頭。最近的例子是巴爾幹半島的族群衝突；再早一些的例子是南京大屠殺；更早的還有日本軍隊侵占台灣時，在鎮壓了當時起來抵抗的地方武力後，對他們的婦女施以姦淫凌辱的手段，這也是史冊有載的。這種集體強暴的行為並不只是在發洩性慾，而是戰勝族群的男性對敵對者男性的一種耀武揚威。這裡或可看出現代民族主義所潛藏的男性因素，是那般充滿著集體性的神經病徵。
由此來看，大陸留美學生中有人會有這種想法就不足為奇了。反過來說亦復如此，我認識一位有很強烈台灣意識的，他很討厭大陸的中國人，多年來不願踏上對岸一步。但這一年來他不知為何去了幾趟，回來後卻向我誇耀他在那裡找女人的經驗。這雖是個人行為，但這種被身份認同政治所扭曲的集體神經症狀，即使程度有別，在兩性關係上卻是無所不在的。
但這些都不是安德森所要傳述的重點。安德森要說的是，男性武裝者只會對敵對異族的婦女進行集體姦淫，而不會對自己族群的婦女同胞幹這種事。因此當他聽到有大陸中國人想對台灣婦女幹這種事時，他高興地想到大陸的中國男性開始不把台灣人當成是自己的同胞了。當然安德森不會無知到以為那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想法有代表性，但以他的民族理論以及同情台灣獨立的立場，自然會希望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兩個異族之間的問題，以為從這裡可以看到解決的曙光。於是他那天就進一步說，當有很多中國大陸男性都有這種想法的時候，就是他們不再把台灣人當成是中國同胞的時候，那台灣民族的問題就解決大半了。
我覺得安德森有點一廂情願，但他的確觸到了一個存在於兩岸之間，存在於本省外省之間的一個很關鍵的東西。身份認同是互相的，你即使拿到美國國籍，很多美國人都不見得會接受你為美國人。你去日本，日本人也會把你當「外人」。但是你去中國大陸，他們卻還是把你當中國人，不管你接不接受，喜不喜歡，這個致命的吸引力確實有點麻煩。這裡當然有打造中華民族的現代因素在內，但也有不少前現代的傳統因素。譬如，中國人一向都稱南洋華人為華僑，把他們當成中國人，這種前現代觀念碰上界線分明的現代國家觀念，當然屢被指責為撈過界的大中國心態。
這種不完全與現代國家/政權的認同有關的包容性觀念，其實也存在於台灣中心的意識裡。多年以前，很多台灣人第一次到新加坡時，還會驚訝於新加坡人也會講「台灣話」。其他的因素不談，這裡是包含著一種把新加坡華人納為自己人的底層心理機制，我想這是中國人把有相同文化連帶宗族連帶的都認為是中國人一樣的心理機制。而正是這種身份認同的底層機制是難以用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來輕易加以解消的。
我想以安德森的智慧，他是看到了兩岸之間，甚至台灣內部，在身份認同上的這個麻煩，不是民族主義可以輕易解決得了的。進一步說，我想他在這裡也看到了他那套現代民族理論的困境。我想這是他當時心裡的疙瘩，也因此他會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有朝一日大陸人不再將台灣人當成同胞。
相對於傳統中國人概念的過度包容性（或說雜交性），新生的台灣人概念則顯得保守許多。本省人與台灣人這兩個概念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可以互用的，在台灣不少地方譬如台南，台灣人原先只指涉到講閩南語的福佬人，固然不包括原住民，甚至也不包括客家人。在這種地方原先是沒有福佬人概念的，自己就是台灣人或本省人，客家人則是客家人，其他族群就不用說了。多年前朱天心曾在報紙上強烈抗議不少本省人只把她當作是外省人，即使她有一個本省母親。這使我想起美國的情況。老虎伍茲據說是個大混血，他的長輩除了有黑人與白人外，還包括好幾種其他血統。但很清楚的，美國白人不會認為他是白人，即使他有白人血統，美國黑人倒是接受他為黑人，即使他只有部分的黑人血統。這是美國人一般的黑白分類法，白人必須是純粹的白人才算，譬如說你只要有1/8的黑人血統，你的黑人特徵就會顯示出來，你就是黑人。這是你會發現很多美國黑人長得很「白」的原因。在美國族群顏色的位階上，處於最高階的白人有如純種狗一樣，不能有一點雜質。
回到我們台灣人的情況，我想以傳統社會為基礎的閩南移民社會，還是有著傳統中國人的包容性與雜交性，只要文化上能夠納進來的就是自己人。那為何還會有朱天心抗議的情況？我想還是與現代性有關，與台灣民族國家的打造所衍生出來的族群政治有關。問題就在於，我們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為什麼會變得這麼狹隘，好像是在培養一種純種狗？當然我指的並非是血統論的問題，而是說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標準居然變得這麼講究心理層次的純粹性。而安德森提起的那位大陸留學生也一樣不再有傳統中國人的包容觀念，海峽兩岸顯然都陷入了打造現代民族國家的迷障。
「多桑」的英文副名是"A Borrowed Life"（借來的生命），廖朝陽教授引伸出來的一篇英文論文名為"Borrowed Modernity"（借來的現代性），這個「借來的」字眼很貼切，我們的現代化是借來的，缺乏自發性。自從我祖父那一代之後，活在借來的世界似乎是我們難以逃避的宿命，就如我們今天討論到的四部作品的題目。譬如「香蕉天堂」，香蕉原產地應該是中南美，天堂應該也是個現代觀念。而「多桑」的叫法，在我台南老家並不曾聽到有人用過。小時候有一家頗為西化的鄰居，他們的小孩叫母親作「媽咪」，相對於多桑的日本，這是美國式的。我的父母輩則要我們叫他們「爸爸、媽媽」，這也是現代化後了的叫法，而我的祖父母輩則仍舊要他們的子女叫他們「阿爸、阿母」，我也聽過有叫「阿爹、阿娘」的。這裡反映的情況是，借來的東西充滿著差異性與拼湊性，甚至在同一個時期的台灣（其中台南人可能比較有那麼一點自主性）。至於「蝙蝠」的意象，就一個比較鄉土的、自然的觀點來看，蝙蝠其實是與人類相當親近的動物。甚至在台北都會，你也只要找個有水有樹的空曠地方，在黃昏的時候抬頭一望，就會發現很多蝙蝠在空中捕食蚊蟲。蝙蝠在我們這裡會成為一種恐怖之物，也是一種借來的現代性。
因此，如果說借來的現代性太多重，太缺乏自我，以致讓我們陷入無可避免的衝突，那「和解」的源頭恐怕還是要回到那個前現代與各種現代的交接點上，進行全面反思。從這個觀點來看，就不只本省外省要「和解」，接受國民黨加美國教育的我這一輩，要和接受日本教育的父母「和解」，我們兩代也要與沒接受到現代化洗禮的祖父母「和解」。
我個人與外省人沒有「和解」問題，我妻子就是外省人。我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的「和解」也不成問題，雖然我曾怪罪過他們為何沒有教我講漂亮的台灣閩南話，只會背著我用日語交談。然而就如安德森所期待的，我們兩代人還是較為接近，因此與前現代的祖父母的「和解」會是一個考驗。但是都已走到所謂後現代的今天，對我個人而言應該也是可以解決的，尤其是在學習用河洛話吟唱唐詩宋詞的時候。當然我很清楚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我感覺到有個和解的情懷在心裡頭，在精神上不再踐踏他們，就覺得心安理得，不再怨恨，雖然這樣子就有點與安德森的期待背道而馳了。這是我個人的層面，但就整個台灣社會而言，當然不會如此簡單，而將是一個大工程，需要各個層次的參與。
而且進一步說，不只台灣內部要「和解」，兩岸之間也要「和解」，而受到現代化衝擊的整個亞洲，包括日本與韓國，也都有自身的以及互相的「和解」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是與日本的「和解」，不論是從台灣出發，還是從大陸出發。如果只是去看到「日本」的侵略行為，而要求「日本」道歉，那是絕對有偏差的，就如溝口雄三的質疑「一個國家的歷史全部過程，就這樣成了其他國家的罪孽，這難道是可能成立之事」？我們也必須看到日本人其實也是陷入現代化的迷障裡，才會衍生出後來一連串的國族悲劇。因此就像陳光興的論文開頭提到的「首爾在集體哀悼韓國的現代性」，我們是必須把場景拉大拉遠，進行一種全面的「和解」，如此本省外省的「和解」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而且，如果是能如此將眼光拉遠放大，那問題恐怕也就不在「和解」與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