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理解二二八事件的超族群背景，也就不能理解為何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會是不分省籍的發生。不能理解慰安婦背後的性別壓迫，也就不能理解過去中華民國的軍隊裡要有「八三一」的存在，或者為何台北市「春城無處不飛花」，像個大慰安營。
※ 此文原刊於《中時晚報》時代副刊 後視鏡專欄，1992年3月25日。
官方《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佈之後，各種立場之間的互動與對談還未充分施展開來，而原有的激情與懸宕也尚未能塵埃落定。卻在這時候，二次大戰日本帝國殖民地婦女被迫為日本軍妓──所謂慰安婦的事情，首先在南韓與日本被揭發出來，跟著也在台灣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除了嗅覺靈敏的記者開始到處尋找曾當過慰安婦的不幸女同胞外，有些人也趁此把日本帝國侵華的種種罪行，尤其是對中國婦女的蹂躪，拿出來再清算一次。雖然國民政府在為受難國人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上，一貫地不積極，而且在這次的慰安婦事件上也再次被如此責難，但是在仔細觀察下卻又不容否認，有關方面在這次的表現確是比以前積極多了，已經宣稱要向日本方面提出道歉賠償的要求。
其中又有一種聲音，顯然是因為受不了最近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於是批評某些人只會抓著二二八事件吵嚷，卻不對慰安婦問題有所反應，尤其受難的又是台灣婦女。言下之意是那些叫嚷二二八事件的人只會對自己人斤斤計較，卻對外國人而且是民族敵人仁慈寬厚。
這一連串的發展，對映著二二八事件報告所引起熱度的冷卻，使後者像個老掉牙的問題，從必須不斷追逐新鮮話題的報紙媒體消失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慰安婦問題的揭發，確實對棘手的二二八事件的處理起了不小的降溫作用。
企圖以慰安婦問題來淡化二二八情結的人士有兩個論點：首先是慰安婦的受難，甚至擴大為整個中國婦女在日本帝國侵華時期的受難，是遠比二二八的受難還要慘烈的。另一個更重要的論點是，二二八事件是自己人的誤會，而慰安婦則是受辱於異族。由此衍生出來的論點是，吵二二八事件的人士不去向民族敵人討回公道，卻只知跟自己同胞過不去。
長久以來二二八事件被台灣民族論者解釋為族群衝突，再加上國府長期以來有意地利用省籍意識進行統治，這種情況當然會影響到不少外省人對此事件歷史真相的理解。而今當官方報告公佈，此一歷史事件開始揭露其神秘面紗之時，還有不少外省人拖著過去歷史的陰影，未能掙脫省籍意識的桎梏，以至近來可以聽到如下的不平之辭：譬如說當時也死了不少外省人，為什麼報告的公佈所引出的整個氣氛卻是只有台灣人是受難者？又譬如說接下來的白色恐怖時期，被殺被關的外省籍多過台灣人不知幾何？總之不少外省人的不平之心，基本上還是在這個省籍對立的框架裡運作。
這些現象顯示，一方面台灣民族論者將二二八事件解釋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衝突，企圖用這個悲劇去強化省籍的對立；而另一方面中華民族論者則企圖用慰安婦事件去強化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民族對立。這兩種心態都建立在同樣的模式上面，都是將族群的差異無限擴大來解釋歷史，並將「我族」苦難的原因歸諸「異族」。
在這種架構下，二二八事件背後的帝國主義、殖民地與第三世界諸問題不見了，而同樣背景下的慰安婦背後的妓女與性別壓迫問題也不見了。可以這麼說，不能理解二二八事件的超族群背景，也就不能理解為何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會是不分省籍的發生。不能理解慰安婦背後的性別壓迫，也就不能理解過去中華民國的軍隊裡要有「八三一」的存在，或者為何台北市會是「春城無處不飛花」，像個大慰安營。族群觀點在這兩件事情上，除了起蒙蔽歷史真相的作用外，就只是政治勢力鬥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