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主義深刻地受到帝國主義（包括日本）的制約，換句話說日本帝國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一方面開啟了台灣民族想像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在海峽兩岸同時強化了中華民族主義的發展。台獨的與中國的這兩種充滿現代性的民族想像，辯證而弔詭地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
首先感謝安德森這本書對民族主義的冷酷解構，所帶給我的深刻啟發。因此我在這裡想要做的是，應用安德森的民族理論，來檢視台灣的民族想像的各種發展可能及其障礙。我尤其想從歷史情境談起，並且配合上我們家族三代的體驗來呈現。就是我的祖父母、父母以及我這三代，分別代表清代、日據時代以及國民政府時代。我想藉由這樣的歷史情境，來探討台灣的民族想像所內涵的矛盾與障礙。並且我也想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為例，來談一下安德森民族理論的一些難題。最後我將回到這次演講會的本題，即全球化下民族想像的前景與困境。
種因於日本殖民統治
首先我要說的是，台灣的民族想像的第一個歷史條件，就是一百年前開始的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而接下來五十年的國民黨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則進一步成全了這個民族想像的可能。
從我所理解的安德森的觀點來看，日本殖民統治在台灣的民族想像上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而其中之一就是以日語為媒介的現代化教育。我的祖父只會講閩南語，受的是傳統漢文教育，他沒能趕得上日本人的現代化殖民教育，直到去世還是一個穿唐裝的「老一輩」。但是他的子女輩，我的父母則從日本的殖民教育中，「幸福地」用日語接受了「現代化」的觀念。
在這之前，「台灣人」這詞彙並不是一個完整而獨立的概念，住在台灣的人除了原住民外，更多的是偶而會互相械鬥的漳州人、泉州人與客家人。而這些漢人移民與內地其他人一樣，當時都是以北京為安德森所謂的朝聖中心的。
日本殖民統治不僅斬斷了往北京朝聖的可能，還基本結束了漳泉客與原住民的多語問題，他們都統一在日本話的語言之下，只有用日本話他們才能在現代化的世界順利溝通，這裡還可能包括新興的「民族想像」。以我父母親同時代的李登輝為例，他只有在用日語面對日本媒體時，才能暢所欲言，而他也正代表著我父母親那個所謂的「失語的一代」。所以說，日本殖民統治用日本話幫助清除了台灣民族想像在語言上的的第一個障礙。
同時日本殖民統治者，雖然用日本話教會了這整個世代的台灣人步入現代化，但並不將他們接納為日本人──他們仍是清國奴。二次大戰開始後雖有皇民化運動，但已經太遲了。可以說日本的殖民統治雖然沒有將台灣納為它的本土，但卻幫助界定了這個民族想像的地理範圍，就是被日本殖民政權統治下的台灣島與澎湖群島這「兩個」地方。有如安德森所言，殖民地的行政邊界成了新的民族想像的邊界。
最後日本殖民統治者用日語所進行的現代化工程（這方面台灣史學者說了很多，無庸我在此贅言），也為想像「新的」民族提供了一個「否定過去」的武器。我的父母這一代人看不起我的祖父母那一代人的守舊、落後、迷信、抽鴉片、不衛生等，就像他們是屬於同樣落後的中國一樣。由此而來的文化羞恥感，幾十年後也轉成了「否定中國」的心理條件。
定型於國民黨政權
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思想基礎，除了中華民族主義之外，還有個很重要的「反共與親美」的意識形態。
這個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在台灣民族想像的發展上起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建立了一個將對岸「傾共而反美的」中國人視為對立的「他者」的心理潛意識。然後國民黨又被錯誤地認定是傳統中國的代表者，於是在我們這一代的西化潮流中，反國民黨、反傳統與反中國遂有了心理上接軌的可能。
黨國威權不僅在思想上，同時也在實際行動上，對左派進行全面鎮壓與肅清。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造成台灣反帝國主義的左派傳統完全斷裂，以致在隨後的幾十年甚至到今天，台灣都極為缺乏左翼的聲音與挑戰，可謂全世界少有。此後，國民黨的反共親美意識形態，很成功地在台灣建立了一個「反共社會」，幾乎不受任何挑戰，也因此很弔詭地為台灣的民族想像事業，清除了思想上的雜質與抗體。
最後國民黨政權整套的統一語言、統一教本、統一歷史觀也為台灣的民族打造，準備好了思想結構(mind set)的現代條件。從這裡來檢視現在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其中很多竟曾是以前國民黨的積極擁護者，或是無言的順從者。但作為與國民黨同質的「愛國者」，從安德森的理論來看，其實並不矛盾。李登輝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的父母親這一代有了他的發言後，終於不再失語。而我們這一代也有陳水扁來代言。但是倒楣的我祖父母那一代則繼續沈默，繼續被踩在腳底下。
台灣民族想像的弔詭與障礙
所以說台灣的民族想像與打造，是由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政權來催生與界定的，而在李登輝的「新台灣人」想像中達到高峰。但是它同時也受到這兩個政權所內涵或衍生出的「另一個更強大的民族想像」──中華民族主義的挑戰。
中華民族主義深刻地受到帝國主義（包括日本）的制約，換句話說日本帝國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一方面開啟了台灣民族想像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在海峽兩岸同時強化了中華民族主義（或說中華民族想像）的發展。台獨的與中國的這兩種充滿現代性的民族想像辯證而弔詭地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
而國民黨一方面繼承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形式，並執行反共親美的政策，為台灣民族想像清除路障。另一方面卻也一再強化中華民族的各種想像，並製造了不少台灣民族想像的新路障。譬如故宮博物院就繼續發散出，有如安德森所說的，「博物館」在民族打造上的神聖光芒。又譬如中華民國的現實領域「台澎金馬」，裡面的「金馬」成了很弔詭的東西，成了台灣民族想像中的贅肉──金門人、馬祖人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而隨時可能併發出盲腸炎。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時，施明德為兩岸的和解而提出金馬撤軍論，卻惹得市長候選人陳水扁馬上飛到金門去安撫選民。這些都是台灣的民族想像發展中所內涵的矛盾。
可以說一百年來的發展，這兩個激烈衝突的民族想像，都在台灣本身同時並存，他們基本上是第三世界現代化下的孿生兄弟，展現出相同強度的「妒恨情結」。這個內在矛盾構成了台灣的民族打造的一個不小的，也可能是致命的障礙。
面對中國的難題
提到故宮博物院，我想順便談一下安德森理論上的一個重大難題。故宮博物院也是一個有趣而弔詭的存在，它發揮著安德森所說的民族想像的強大功能(所以杜正勝一定要去搶)。然而我們考察它的歷史，就會發現故宮那些寶物的收藏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開始了。後來金人攻陷汴梁，將這批寶貝帶回他們的帝都燕京──現在的北京。元朝一統天下之後，又將燕京與南宋臨安的收藏都放到大都──也是現在的北京。此後歷經元明清三代的陸續增藏，到了中華民國手裡，最後蔣介石把它很重要的一部份帶到台灣來。
從安德森的理論來說，單從「博物館」的傳承這一項，我們似乎可以推論出中華民族的想像竟是發端於宋代。這聽來是有些荒謬，然而宋代卻是個有趣的時代。有人說宋代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它的印刷業盛行(是print-capitalism或是commercialism?)；它開始了說書的傳統，是中國小說的濫觴；它完備了以才取士(meritocracy)的科舉制度，讓所有的讀書人，以其通用的「官話」，在其統轄領域內有個朝聖之旅(pilgrimage)。
所有這些商業印刷、小說、以才取士、通用官話以及掌握知識的人的朝聖之旅，都是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裡，很精彩地描述出來的民族想像的諸種歷史條件。雖然這些條件竟都在宋代就發生了，但是我們今天卻不會說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於一千年前的宋代。顯然安德森的民族理論少了某些重要的東西，以致於應用到中國的歷史情境來，就捉襟見肘了。
今天我們對中國的概括描述大約脫離不了「東方專制主義」或「天朝模型」等東方主義式的論述，甚至今天用「民族主義」來界定中國，可能也脫離不了東方主義的陰影。不管如何，我個人覺得中國的問題是我們在民族主義論述上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我對安德森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
全球化下民族想像的內爆
如果把全球化定義為以美國為典範，以華盛頓為中心的朝聖運動，這就表示每個小群體甚至每個人都有著排除中間障礙，以便直接去與中心美國掛勾的欲望，就像歐洲的宗教改革，改革教派與信徒個人都有著跳過羅馬教廷，去直接面對上帝的要求。
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較大範圍的民族或其他想像內部，會有較小範圍的民族想像要求打破阻隔，以便直接與世界中心掛勾，而在其內部也可能會有更小的群體提出同樣的要求。每個群體甚至個人都陷入這麼一個企圖直接與美國中心掛勾的競爭之中，整個就形成一個一再分化與重組的狀態，巴爾幹半島應該是一個很好例子。
從這觀點來看台灣，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有著親美的意識形態與民族想像，從來就是要美國中心直接掛勾的，就是說台灣五十年來都押對了寶。從這條線索來看，台灣的民族想像者當然要排除擋在中間的任何障礙，包括具有反美因素的那種中華民族主義。然而在台灣內部，也會有次一層的群體，想要排除以「台灣民族想像」為中間人，自主地去與任何世界或區域中心掛勾的企圖（譬如Internet的子民）。就是說一個民族想像的成就，可能引發自己的內爆。
因此，如果說全球化是數百年來現代化與民族運動的最高成就，則一再分化與重組的民族想像則可能是其內爆的元素，這是我對全球化下的民族主義比較悲觀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