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原本應是一個私密的交心行為，卻被這位小林先生給出賣了，他竟然把他們的交心話堂而皇之地印在書上。這是因為小林以他狹隘的世界觀，是完全不能理解被殖民者的心理狀態的，而且他真正關心的是那個軍國主義烏托邦，而不是這幾個可憐的交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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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表於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於紫藤廬舉辦的「對小林《台灣論》引發多重效應的回應與批判」台社論壇座談會，2001年2月28日。座談會內容集結成書《反思台灣論──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2005年6月）。
許文龍是我的同鄉，關於他與小林善紀《台灣論》這件事的爭議，我想先從小時候的一位鄰居說起。在我念小學到初中的那段日子，大約是一九六○年代初，有一位鄰居我們尊稱他叫林先生，與我的父母輩同一個世代，因此他的小孩也是我們兄弟的同學。他作為一個現在所謂的公民社會的公民，確實值得尊敬，不只奉公守法，還熱心公共事務。那幾年他還義務擔任我們的小學台南市永福國校的棒球隊教練，十分地敬業而熱心。而那時候台東的紅葉少棒還沒影子，全國少棒熱還沒發生。
這麼一個可敬的市民在那白色恐怖的高壓年代，還有一個熱烈的企盼，他一心一意想成為日本人，顯然對黨國威權統治完全絕望。因為他家的小孩是我們的同學，因此我們經常到他們家去玩。那是個二樓小洋房，一樓作為這位林先生的代書辦公之用外，二樓全部是日本式的布置。後來他的這個想成為日本人的苦心孤詣終於成功了，他們在我讀初中時舉家遷日，據說是以被日本人收為養子，改名換姓而成為日本人的。
林先生在我受到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的父執輩中算是較為極端的，而李登輝、許文龍等人則是較為一般的典型。然而他們同樣在內心深處構造了一個烏托邦，一個帶著日本軍國主義氣息的現代化烏托邦。相對而言，陳水扁所出身的台灣貧農家庭，既然沒能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恩澤」，也就難以打造出這麼一個烏托邦了。這裡無可否認的有著一個階級差異的影子。
一個烏托邦是容不下任何污點的，他們必須努力去維護這個烏托邦的神聖性。因此對一般人而言十分顯而易見的日本軍國主義污點，他們也會為之辯解。然而他們作為這個烏托邦的一員，身份卻是不穩的，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天生的日本人，而他們所擁抱的烏托邦，卻又是那麼充滿種族主義的因子，他們沒能像那位林先生那樣決然地轉換了身份。即使轉換了身分的林先生，到底有多大程度被接受為日本人，仍是不確定的。
就因為他們有著這麼一個身份上的不安，所以會對這個烏托邦的真正代表小林先生，說出讓他十分窩心的話。但是，這個原本應該是一個私密的交心行為，卻被這位小林先生給出賣了，他竟然把他們的交心話堂而皇之地印在書上。在我想這是因為小林以他狹隘的世界觀，是完全不能瞭解被殖民者的心理狀態的，而且他真正關心的是那個軍國主義烏托邦，而不是這幾個可憐的交心者。
然而問題不在於許文龍這些人會有這種想法，而在於五十多年來，這類烏托邦從來沒有被好好面對與反省過。很顯然，五十多年來我們在這方面所接受到的，都是跟這個烏托邦一樣的種族主義的、本質論的教育，當然也就無能解消這個結了，尤其它又在政權本土化的過程中被利用、傳遞並發酵。
關於「哈日」的問題，在我想「哈日」是一個新的名詞，但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在我們小時候，除了聽洪一峰、文夏之外，也聽美空雲雀，後來有一段時期，很多國台語流行歌都是來自日本。電影明星方面，我們除了有矮子財、周遊、趙雷、林黛外，還有小林旭、吉永小百合。漫畫書裡來自日本的月光假面也與本土的四郎真平一樣受到青睞。與現在不同的是，我們那時沒什麼零用錢可以來造就出一個青少年次文化，沒機會可以染紅頭髮，但是那些日本明星的吸引力卻一樣強烈。
世代之間另外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幾十年來我們青少年都較難被西方世界的各種明星所吸引。在我看來也是很自然的事，日本的東西比起歐美的本來就比較容易為我們所接受。這是一種文化的相似性，與其直接去「哈」西方的流行文化，還不如經過日本先一步東方化之後，比較容易接受。我們也可想想有多少中文的現代詞彙是來自日本。又譬如說日本的A片明星會比西方的來得親近，我們甚至不知道西方任何一位A片明星的名字。
當然因為台灣有一個長久被經營的「族群仇恨」的因素，「哈日」於是成了某些人的問題了。因為「日本」這個概念也一樣被種族主義地、本質論地界定，讓我們也陷入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的困境。這種種族主義的、本質論的右派論述方式，是我們幾十年來所習慣聽到的，不管是來自統派還是獨派，親日派還是反日派。這種心態也同樣存在於中國大陸與韓國，可說是整個東亞「現代化與殖民/被殖民化」過程中的一個病灶。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恐怕必須全面對東亞國家之間的這整個現代化過程重新檢討，或可找到族群和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