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波(1943-2020)，1970年代海內外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催生者，台灣史研究的先驅。
那是個令人心神不寧的早春夜晚，我坐在小斗室裡傾聽著外頭的車聲，尤其是吉普車的聲音，神經隨著車聲的漸近而漸遠也跟著緊繃然後鬆弛，幾天來都是如此提心吊膽、反覆不已。
這個不到十米見方的小斗室，在擺上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書桌、一個小書架以及一個達新塑膠衣櫃之後，就沒有太多轉圜餘地了。斗室雖小，但門戶獨立，一個離家北上求學的大學生住起來是相當舒適。這間租屋位於台灣大學實驗農場邊緣、靠近公館的蟾蜍山腳下，一出門沒幾步路就是台大的實驗農場。平常上課的日子，我就騎著腳踏車搖搖晃晃穿過一片片農田，再跨過基隆路(今天的舟山路)進到校園。不到學校的日子，我也可以窩在這裡，到聚集在山腳下的小吃店解決口腹問題。
對於一個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這真是單純而詩意的大學生活最後的時光。然而單純的日子早就放棄，詩情畫意離我更遠，在最後一個學期開學前的那幾天，我突然陷入一個無力抗衡的處境。幾天來我的大學夥伴黃道琳、錢永祥、宋秩銘……，他們已經一個個被吉普車帶走，我哲學系的老師陳鼓應與王曉波也隨之步入後塵。而吉普車是從警備總部開出來的。…
──錄自《青春之歌》楔子
1970年秋．殷海光的傳承
…這時的台大哲學系頗為熱鬧，聚集了各方「英雄豪傑」。與我同時轉入台大哲學系的還有謝史朗，他從文化學院哲學系降了一級轉來，我們也就與曾是建青成員的張復同班了。邱義仁則早在前一年就從輔仁哲學系轉進來與錢永祥同班。大四的鄭南榕剛從暑假的大專暑訓補訓回來，還留著短短的平頭以及曬得黝黑的皮膚，他的班上還有蔡禎文、張景森、莫一予等人。
台大哲學系的老師這時卻是青黃不接，…但是系裡的年輕老師如陳鼓應、趙天儀、葉新雲、林正弘、黃天成、胡基峻、李日章、楊樹同等人卻有著另一番氣象，而王曉波與楊斐華則是研究生兼助教，雖然殷海光的其他學生如何秀煌、許登源、劉福增等人皆已出國留學。這些年輕老師在當時都是沒出洋留學過的土產學術工作者，但是哲學系自殷海光以降的啟蒙除昧與自由探索的精神，卻多具現在他們身上，並深深感染到我們學生。
雖然殷海光引進的邏輯經驗論在系裡的年輕老師中聲勢不小，但他們真正的興趣領域其實十分多元，林正弘專研數理邏輯，趙天儀傾心美學，陳鼓應、黃天成、李日章、王曉波則遊藝於中國哲學的各個領域。重要的是這些年輕老師之間雖然有學術領域的不同，卻少有研究上與人際間的敵對與疙瘩存在。在殷海光的精神與人格影響下，這時的台大哲學系是一個思想自由、風氣開放、富有朝氣的地方。邏輯經驗論理論本身雖然霸氣十足，然而對台灣的年輕學子所起的最大作用其實是在批判精神上面，在台灣當時的學院環境裡是挑戰各種御用與主流學術權威的武器，這正是台大哲學系承繼殷先生精神之所在。…
──錄自《青春之歌》第三章 山雨欲來
1970年秋到1971年春．風雲突起──「釣魚台是我們的」
這段等待的日子畢竟不長，民國59年入秋之後釣魚台列嶼的問題已開始醞釀，並且出現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雖看不出會成為重大事件，台大的校園刊物也開始報導。然而到了年底這個問題居然在海外留學生中風起雲湧，引爆成為保衛釣魚台運動，不僅很快在隔年春天衝擊到台灣島內來，並且竟然點燃了變革的火種。
…民國59年9月琉球警方拔走了中國時報記者搭船去插在釣魚台上的國旗，並驅逐宜蘭漁船。10月，還在讀台大哲學研究所的王曉波在中華雜誌上發表了〈保衛釣魚台〉一文，這篇戰鬥檄文催生了海內外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從這一年年底開始，一直到隔年春天，台灣與港澳留美學生在美國各大城市到處串連聚會，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美日私相授受，侵犯我國領土釣魚台」。而在民國60年4月10日在美國華府的「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大遊行達到最高潮，有兩千五百人從北美洲各地趕來參加。這是留美學生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尤其能夠聚集那麼多人從廣袤的北美大陸各地趕來參加，可以想見釣魚台問題所引爆的民族主義熱力與能量，影響了那整個世代的台灣港澳留美學生與學人，包括李遠哲，而其後續威力則讓國民黨完全失算，節節敗退至今。
…我們論壇社找上了在中華雜誌發表《保衛釣魚台》檄文的王曉波，他又找來王杏慶等幾位前輩，有天晚上大家聚在汀州街的一家小咖啡館討論該怎麼辦。王曉波曾積極參與過自覺運動，年來對釣魚台問題密切關注，收集了很多相關資料，這時都攤在桌子上。當然，我們還是活在白色恐怖的餘威之下，並沒敢馬上打破禁忌串連社團，於是決定先以大學論壇社名義舉辦一場「釣魚台問題座談會」，再伺機而動。我們開始緊鑼密鼓籌辦這場座談會，聯絡與會人士，然而沒料到台大的一個僑生社團「香港德明校友會」率先行動了。
…經過這幾天的校內串連，台大各學生社團得以在4月16日晚上聯合舉辦了一場「保釣座談會」。在原先只是「坐著談」的座談會上，經由王曉波、錢永祥與法代會主席法律系三年級的洪三雄等人的推動，確定成立「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洪三雄如此追憶當時情景：
我率先主張保釣運動有成立常設機構的事實需要。……錢永祥一個劍步跟在我後面上台，神采奕奕、慷慨激揚地支持我的建議。一時之間彷彿道出了與會同學的心聲，……王曉波適時走上發言台，他高舉著瘦小卻充滿悲憤和力量的拳頭，聲嘶力竭地高呼：「保衛釣魚台常設機構委員會立刻成立！」
…台大保釣會這天晚上在體育館正式成立之後，接著舉行「釣魚台問題座談會」，會場坐滿了台大師生，氣氛極為火熱。我與幾位哲學系的年輕講師葉新雲、林正弘、黃天成等人坐在一起，每當聽到精彩處，為了喝采大家就興奮地猛跺腳下的階梯木板，發出聲聲巨響。當時不只是學生，年輕教師也在發洩著他們長久以來壓抑的激情。這一年王曉波還是哲學系研究生，以學生身份成為台大保釣運動的靈魂人物。
──錄自《青春之歌》第四章 校園驚蟄
1972年春．黨國反撲──「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從保釣運動到呼籲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台大校園所展現出來的「黨外」學生動力，顯然不是校內忠黨愛國的學生社團所能接戰。…從開放學生運動到全面改選中央民代的這一系列要求，已不再局限於台大校園，更傳播到《大學雜誌》這一份全國性評論刊物上，這種棘手的情況已經不是台大校方所能對付得了，因此最後還是驚動了黨國當局。
…中央日報副刊從民國61年4月4日開始連載以「孤影」為筆名的大文章〈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洋洋灑灑四萬多字，六天才刊完。作者以所謂「小市民」的身分，訴諸中產階級追求安定生活的心理，反對支持學生運動的「某教授」。「孤影」聽來既像「姑隱」又像「鼓應」，內容也主要在批判主張「開放學生運動」與「設立民主廣場」的陳鼓應。
…「學生運動」的提法今天看來或許有些粗糙，但在那種「杌隉不安」的年代，卻是知識青年要求參與國事的象徵。而〈小市民的心聲〉這篇大作雖只針對學生運動與陳鼓應打轉，實質上是在否定從保釣運動到爭取校園民主，再到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代這一連串的學生抗爭活動的意義，很清楚是當局苦心安排出來的第一波大反撲。這個「小市民心聲」的反撲不僅有其他報章雜誌的大量文章來呼應與配合，還印製成小冊子，據說印了六十萬本，散發在所有機關、學校與軍隊中，幾乎人手一冊，簡直是一場全國動員的文宣攻勢。攻擊的對象很清楚不只是陳鼓應一個人，而是保釣運動所釋放出來的學生要求改革的動力。
…台大學生反擊「小市民」的高潮集中在法代會於5月2日舉辦的「對『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看法」聯合演講會上，邀來了黃默、王文興及王曉波等老師。三個人一致批判「小市民心聲」之欺騙性，王曉波甚至以其敏感的歷史眼光，覺察到「小市民」也衝著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思想而來，於是再次強調保釣運動的正當性。當晚會場擠滿了人，很多人只能在檯前席地而坐，或著擠在門口站在窗外聆聽。
──錄自《青春之歌》第五章 烽火杜鵑
越戰啟示錄──站上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立場
越南戰爭更是一場活生生的當代啟示錄。那時除了台灣報紙的國際欄偶而會透露美國政府在越南及世界各地扮演「帝國主義」角色的一些蛛絲馬跡之外，外文雜誌其實是我們獲取資訊更重要的管道。
王曉波曾以茅漢為名在《大學新聞》上寫過一篇〈誰是屠殺越南平民的兇手〉，談到1968年發生的美萊村事件的悽慘，但並不敢明指美國政府，只能說戰爭是萬惡之源。然而《生活雜誌》(Life)上圖文並茂的越戰現場報導才真是慘不忍睹，台大新落成的研究圖書館樓上就有這份雜誌，成了我經常造訪之地。我在這裡不只讀到文字敘述，還看到大批驚悚的現場照片。
…我們又讀到美軍在叢林地帶投下了大量橘紅藥劑(Agent Orange)的報導，圖片呈現出一片濃綠的越南森林，上面有幾架低空略過的美國空軍戰機，在它們身後飄下了鮮豔的橘紅色濃煙遍灑在森林上，橘紅與濃綠十分美麗地搭配著。但是這些漂亮的橘紅煙霧卻是含有戴奧辛劇毒的落葉劑，目的是讓整片綠色森林枯焦，以便讓越共無處藏身。然而這種高科技的落葉劑也是有毒的致癌物，直到越戰結束後幾十年的今天還在繼續毒害人間。
…美國政府的這些作為令人瞠目結舌，受到羅素與殷海光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深刻影響的我們，原本抱著單純的理想，卻看到做為全世界自由民主的領導者、繁榮昌盛的美國，不是號稱要去保衛可憐的越南人民﹐使之免於「共產暴政」？怎麼會是在進行一種沒有人性的焦土政策？在我們這時單純的思想中，越南人民當然是反抗「共產暴政」的，美國軍隊怎麼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屠殺，只為了要消滅共產黨？
…越戰打得火熱的1960年代末期，作為英國貴族「最後的清品」、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九十高齡的羅素，就站出來嚴厲控訴美國政府在越南的所作所為，並曾在瑞典擺出擂台，公開審判「戰犯」美國總統詹森。羅素的這些大動作還曾經使得受過1960年代台灣自由思潮極大影響的我們一時茫然不解，以為羅素必然已經老而昏聵。
…就因為羅素有著這麼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形象，所以當他在1960年代激烈反對美國政府進行越南戰爭時，台灣有不少人以為他是向共產主義投降了。…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隨著對越戰真相的認識與越戰謎題的破解，我們對羅素的困惑也就茅塞頓開了。
作為羅素私淑弟子的殷海光應該也是站在相同的立場。王曉波在〈悼念我的老師殷海光先生〉這篇文章裡談到：
美國的越戰打破他對美國自由民主的幻想，他發現美軍在越南的所作所為，就像當年大陸的剿匪清鄉一樣，他說那是打死一個無辜百姓就打出十個「共匪」，結果「共匪」愈打愈多，是大陸淪陷的原因。
又說：
他常常指著《時代週刊》或《新聞週刊》的越戰報導給我們看，並說：「這是美國武器與越南人民的戰爭」。俄軍鎮壓捷克的暴行曾使他義憤填膺，美軍在越南的暴行也使他怒不可遏。有一次他拿一份《生活雜誌》，指著上面的照片給我看，二個越南少年俘虜，一個十七歲一個十八歲，手銬銬在一起，傲首怒目。記得照片下的文字說明是：他們說「美國要代替法國來統治我們。」而殷先生義憤的說：「兩個好漂亮的小伙子！」
殷海光如此毫不壓抑地展現了他的抗議精神。…如此我們作為他的私淑弟子，去接上羅素反對美國霸權的道路，就一點也不突兀了。
──錄自《青春之歌》第六章 另類出路
尋找另類典範
…在追尋台灣左翼傳承的努力中，王曉波對我而言是一個典範人物。他既不以理論來讓人傾倒，也不像陳鼓應那樣發散著自由精神與浪漫情懷的魅力，然而卻有著素樸的草根氣質。在保釣運動掀起了民族感情熱潮之後的那段日子，他言行上所表現的毋寧與他經常言說的黑手勞動者有著更大的認同感。
王曉波由於家庭的不幸遭遇，從小就有過打工勞動的經驗，也對勞動者抱著深切的了解與同情。這時我們只聽說他的母親因「匪諜」案被槍決，但他從未對我們提起此事。直到2001年他在為母親平反，並於8月18日在台北新店溪畔的馬場町白色恐怖紀念公園現場為母親舉行了追思會後，我們才得知全貌。在〈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緣起〉一文上，曉波如此自述：
先母章麗曼女士(1924-1953)，在48年前的8月18日，因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處死刑，就難時年僅29歲，家父王建文先生，以明知為匪諜而不檢舉處有期徒刑七年。時我未滿十歲，最小的妹妹學昭未滿周歲，外婆章陸佩蘭女士，帶著我們兄妹四人住在台中，家破人亡，無分文之收入，嗷嗷待哺，孤苦伶仃。
48年後的民國90年5月26日，「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基金會」為章麗曼女士平反，確認當年判決為「不當審判」。
…在1970年代初期，台灣的經濟已經基本上轉為外銷導向的加工出口型產業，工業化的速度和工場災變的頻率同時與日遽增。這種勞動條件的惡化本應是勞工運動發展的良機，然而在一個左翼勢力已被全面肅清的社會，我們只能看到知識分子基於良知而發的呼籲與抗議，當時一個最宏亮的抗議之聲就是來自王曉波。在活埋42個人的七星礦場災變事件，王曉波寫了一篇〈為礦工請命〉，指出：
礦災之所以不能戢止的原因何在？我們了解台灣礦業的人都知道，礦主們為了減少其投資和成本，在基本上就不肯在不能賺錢的安全設備上花錢，而只想以廉價的工資及廉價的勞工生命來賺其大錢！這種十八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竟在我們這裡發現，並普遍的存在。以廉價的勞工作為礦業的基礎，已屬不合理；以廉價的人命做為資本家發財的本錢，更是不人道！
一年之後發生了台灣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的飛歌事件，在這一年的夏秋之間，位於桃園的外商飛歌電子公司由於在工作環境中使用有毒藥劑，造成多名女工罹患急性肝炎死亡。他也在《大學雜誌》上振臂高呼，大聲抗議。
王曉波如此為黑手勞動者的處境呼籲的聲音，在台灣當時沒有階級與勞工運動的情況下，可算是最左翼的聲音了。在這裡他的民族主義情懷就有了個理直氣壯的基礎，他是為包括勞動階級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不平而發言的，因而當他揮動著拳頭談起黑手的哀歌時，總能振振有詞令人印象深刻。…
──錄自《青春之歌》第六章 另類出路
1972年秋．「有奶便是娘」
…我在會訊上開闢了一個專欄，以當時所崇拜的拉丁美洲革命英雄格瓦拉的名字Che的譯音「傑」為筆名，當時格瓦拉這個名字還不曾出現在台灣的媒體，我遂膽敢用此諧音。並為此專欄的開闢寫了一篇〈聆「校慶座談會」有感〉。這篇文章呼應史朗的社論，認為大學生應該無條件參與服務社會，通過獻身的洗禮才得救贖。同時也在引伸王曉波在大學新聞社所辦的「校慶座談會──理想中的台大人」上的發言。曉波在這段時期經常鼓吹「有奶便是娘，吃誰的奶便必須認誰做娘」的道理，而大學生的娘便應是整個社會，取之於社會就必須償還於社會。王曉波遂在這次座談會上說，因為大學教育的主要財源是國家的稅收，而這些稅收的百分之七十來自間接稅，也就是來自中下階層，而非闊氣的財閥，因此大學生的娘便是佔社會大多數的中下階層。我便從這裡引申出知識青年應該經由「罪惡感」的洗滌來清除「優越心態」，回到所從出的人群，所從出的土地，尋回他的根源。這些都是很沈重的議論，但對我們這些初次接觸到社會主義的青年，心靈的改造似乎是刻不容緩的任務，也是一種內心的自我表白。
──錄自《青春之歌》第七章 斯土斯民
1972年冬．靜夜暗流──突發的民族問題
…校園裡潛伏著的各種暗流，也在黨國大反撲的這一年爭相冒出水面，讓人既難忽略也難捉摸。正當學生監票員活動熱烈進行之際，我們得知了即將在12月4日晚上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這件事。
…這天晚上共來了六位與談人，包括代表官方的國民黨海外工作會主任陳裕清、中西文化論戰時站在反傳統一邊的韋政通、文學上的現代主義者王文興、年輕的國民黨革新派省議員許信良，以及被認為代表民族主義的哲學系年輕老師陳鼓應與王曉波。
…對我們而言，陳鼓應與王曉波當場並沒能在左翼民族主義上面有太大的發揮。即使以陳鼓應的口才，他的反霸權言論在學生中所能引起的效應，更像後來黨外人士在政見會上批判黨國腐敗的快感，是那種在黨國威權體制下一吐悶氣的快感，與其說是宣揚左翼民族主義理念，還不如說是在挑戰當局的無能、高壓以及親美的主流意識。
…座談會過後一個星期的12月11日，我們拿到當日出刊的《大學新聞》，赫然發現除了內頁一篇報導座談會的紀要外，最後一版還有三篇談論這場座談會的評論，幾乎占滿整個版面。…這三篇來勢洶洶的文章都很清楚地點名批判陳鼓應與王曉波兩人在座談會上的發言，這是首先令人感到不安與不解之處。並非基於學生不應該批評師長的傳統倫理，這在台大的自由學風中，在殷海光的批判精神影響下，本就不成問題。問題在於，陳王兩位並不是一般師長，而是過去一年多來勇敢站出來支持學生爭取民主權利最賣力的兩位老師，而其中陳鼓應尤其是當局的眼中釘，在半年前才被「小市民」圍剿過。
…大學新聞這些文章的問題並不在就事論理方面，而在於含沙射影對陳王兩位進行的人格攻擊上。這幾篇文章不只批評陳鼓應與王曉波是「盲目排外的、情緒的民族主義」者，還以極不友善的口吻攻擊他們，例如胡主民說陳鼓應與王曉波的「口號」讓他發現一股「義和團」的歪風已逐漸蔓延……。又說王曉波「與義和團不識時務上則同，情緒用事上亦同，盲目排外上更無何不同。」而陳鼓應的思想則「以善變見長，經常悟『今是而昨非』」。
…[這些文章]發洩了對陳鼓應與王曉波兩人的極大怨恨。到底是什麼樣立場的人才會對熱烈支持過學生民主抗爭的這二位老師，發出這般嚴厲而不屑的斥責？真讓人納悶萬分。
…大學新聞的這些充滿台北文人浮誇虛擬筆調的攻擊文章，確實讓我們十分難過與不平。但是在這些批評裡最惡劣也最令人憤怒的卻是這些文章開始「扣紅帽子」。那個年代所謂扣紅帽子就是指稱或影射對手是「共匪或其同路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這是很兇狠的招數。例如，胡主民說「王曉波在座談會中只提反帝不談反共」，穆谷則說「別以為打著民主自由招牌的人就不是別有用心的人」。…當年說人家政治上「別有用心」等於是在影射那人是「共匪或其同路人」，而陳鼓應與王曉波這一年來又正是爭取校園民主的積極帶頭者，竟被說是「打著民主自由招牌」的人。…除了以上這些文章之外，《大學新聞》又在下一期刊登一篇追擊文字。…這幾篇文章就是大學論壇社與大學新聞社聯合起來攻擊陳鼓應王曉波兩位及其民族主義的第一波文章。
他們的惡劣攻擊直接針對陳鼓應與王曉波兩位老師，我們學生…感同身受，就像半年前「小市民心聲」對陳鼓應的圍剿引起台大學生同仇敵愾之心一樣。然而這裡卻有一個變相，在反擊「小市民心聲」的時候，我們同仇敵愾的對象是清清楚楚的黨國體制，就像馮滬祥這類旗幟鮮明的忠黨愛國言論，站在明處總是比較容易對付，但是這一次我們的對象卻是模糊的，是屬於我們一向以為同屬反對派陣營裡的人馬。這種模糊性讓人極為不安。
但是最令人膽戰心驚的卻是含沙射影扣紅帽子的動作。這不只牽涉到做人的基本道理，在白色恐怖餘威猶存的1970年代初，被扣紅帽子除了會成為過街老鼠，而有殺頭坐牢的可能外，完全沒有在論理層次為左翼思想抗辯的餘地。面對這樣的攻擊，我們一方面湧起驚惶之情，一方面也爆發出難以壓抑的義憤，因此除了「對號入座」跳起應戰之外別無選擇，即使這陣子我們正為「擁抱斯土斯民」的學生監票員活動忙著。於是我們在沒有去找陳王兩位商量的情況下，就自行動員起來，…攏攏總總居然湊出了五篇反擊文章，登於畢聯會訊。
我們在12月18日這一天的激烈反應著實讓對方吃了一驚，穆谷因此又寫出一篇要分兩週才能登完的大文章來追殺，並且醫學院的《台大醫訊》也加入圍剿我們，於是展開了論戰的第二回合。…穆谷的長文分兩次在12月25日與元月一日登出，他除了更為盛氣凌人賣弄文才之外，又欺著我們有難言之隱的弱點，耍弄出一套萬無一失的反共邏輯來狠狠追擊。而其中最惡劣的莫過於把我們這些人劃成是屬於一個「用心路人皆知」的「╳╳╳訊」集團，…好似在昭告天下「畢聯會訊」是一個陰謀集團。
…當初我們感同身受一躍而起，完全是自告奮勇之舉，並沒想到要驚動陳王兩位老師。座談會後陳鼓應立即陷入校方指控他污衊忠黨愛國學生的糾纏之中，無暇他顧。只有王曉波為了擺脫對方扣他「不反共」的紅帽子，不得不親自出馬，寫了一篇辯駁文章〈愛國才能反共〉，投到《大學新聞》，在民國62年1月1日刊出。
王曉波除了指出胡主民與穆谷的兩篇文章「斷章取義，極盡曲解及『扣帽子』的能事」外，還是繼續站穩他三民主義的立場，試圖更理論性地來澄清帝國主義的性質、義和團意涵的多面性、三民主義的時代性等等，並聲言「從未閱讀和研究過共產主義理論的經典」，奮力抵擋對方丟來的紅帽子。
…我們當然不甘示弱，在學期結束前又組織了幾篇大小文章。這些全部在1月8日刊出。同一天的《大學新聞》上，編者還以學期最後一期為由，同時登了穆谷的回應文以及更多的追剿文字，簡直是緊追不捨。…如果每一個筆名都是不同的人，則對方人數之多真令人驚訝，我們根本無法一一對付，而且論戰至此必須暫停，因為接下去就是期末考與寒假了。
不知是誰筆名的許懷哲，他這篇大文章的題目「愛國必先反共」則清楚點明了關鍵所在，在冷戰體制的敵我二分意識下，「反共」有著無上的優先位置，這個立場一站，對手只能望風批靡。而這一把反共大刀除了揮向我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民族主義外，還將從殷海光開始、歷經保釣運動到校園民主抗爭的這條反對派傳承給斬斷了。
…當然這時我們已是腹背受敵，被逼到牆角，除了深感對方齷齪之外，並未警覺到事態嚴重，還以為過完寒假後可以再來一番論辯，萬沒料到論戰就此真的結束，萬沒料到那些圍剿我們的文字可是真的血滴子。
──錄自《青春之歌》第八章 變生肘腋
如何看待義和團──如得其情，哀矜勿喜
…更具攻擊性的胡主民〈冷眼看民族主義座談會：一個台大人的感想〉一文，除了展現黨國文人之筆外，雖然在立場上不超出那篇短評，卻有多項深意，包括挑起了如何看待義和團的問題。
他將王曉波等同於在台灣教科書上一直惡名昭彰的義和團，認為「一股義和團的歪風已逐漸蔓延」。將反霸權的民族主義冠以義和團之名來打擊，在當時甚至今天都依然十分有效，因為在台灣的教育下義和團只能代表愚昧無知與盲目排外，被扣上義和團帽子如王曉波者，就背上了非理性與反現代的罪名。
但是義和團是充滿著弔詭的東西，在1970年代初對我們而言確實有著另外一種啟示。王曉波不僅向來反對只將義和團看做是愚昧無知與盲目排外的一般看法，反而在整個事件中看到了反壓迫的庶民抵抗精神。他還曾找出孫中山為義和團辯護的言論來，興奮地拿給我們看，以證明三民主義的信徒是不會隨便參與污衊義和團的行列的。孫中山曾於民國13年九月七日的辛丑合約簽約紀念日，在他發表的〈九七國恥紀念宣言〉上如此說「…可怪他們還笑義和團野蠻。哼！義和團若是野蠻，他們連猴子也趕不上。」
如何看待義和團？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都還可能是個世界觀上的重大分歧。對生活在台灣的黨國教育下，又歷經文星時代全盤西化派的洗禮，以及現代主義之薰陶的我們這整個世代而言，義和團很自然地只能是蒙昧落後令人羞愧的代表。對於追求現代化的國人而言，義和團的行徑只能當成是愚民的暴行，其精神也只能等同於阿Q式的盲目排外；胡主民的觀念如此呈現出這樣一種台灣主流所代表的眼界與心胸。對後來的台灣意識論者而言，義和團就更進一步是愚昧落後的「中國人」的代表了，既無反帝民族主義的問題意識，更無同為第三世界的同情/同理心了。
──錄自《青春之歌》第九章 暗潮洶湧
1973年春．黨國出手
…民國62年2月14日[註冊完後在阿束家中的]這天下午，接到史朗的神秘電話後，我與老錢在開往公路西站的零南路線公車上，以「道琳是否被抓」的疑問互相開著玩笑，卻也壓不住內心的不安，兩個人都神經質地笑著。這時心裡確實浮現了陰影，因為這種約會的方式不是史朗的一貫作風，而我們整個早上又都沒有見到道琳與史朗他們兩人。
…我們來到台北火車站旁公路西站天橋邊不安地等著，而史朗一出現就以一向嚴肅而鎮定的神情說「道琳進去了」，證實了我們的預感。史朗說他一大早就出門來到學校註冊，並沒看見道琳，而在註完冊回到天母後，卻碰上警總的人來搜查道琳房間，並貼了封條，才得知道琳已經進了警總。我們又急切想知道那一箱書的狀況，史朗卻說書還安在，沒被搜走。
…史朗在14日當天碰到警總來查封房間時才得知道琳已經被抓走了，就急著四處打電話找我們，終於在阿束家找到。這天下午我們來到公路西站，聽了史朗的報告後一時傻眼不知所措。老錢頓然想起，這天早上出門下山的路上，有人向他詢問翠嶺路九號的位置，而他家則是十九號。那是在新北投的一個山腰上，周遭還頗荒涼，沒太多房舍，走到山腳則有一段路程。他也記起看到一輛吉普車就停在山腰，方位正可觀察到他們那一片房舍的出入情況。由此他推斷那個問路的人以及那輛吉普車應該就是來抓他的，警總顯然打算這天一早就將老錢與道琳兩人一併抓走，卻不巧讓他成了漏網之魚。
…17日這天在得知秩銘也被抓走之後，當晚我與阿束一起來到汀州街找王曉波，要告知他又有學生被抓的新狀況。結果我們還沒上樓就在門口被曉波的朋友攔住，向我們說曉波剛被帶走。我們搭計程車火速奔往景美育英街陳鼓應住處，通知他這件事。陳鼓應這時還安然無恙，聽到我們向他報告曉波已被抓走時甚為鎮定，似乎對事態的發展已是胸有成竹，珊珊也沒驚慌。接著邱立本與曉波的朋友也共騎一輛摩托車來報訊，而這時候警總的吉普車已經等在門外頭多時了。…
──錄自《青春之歌》第十章 風雨如晦
1973~1974年．最後的哲學系——台大哲學系事件
面對事後還被這樣當落水狗打而無能還手的處境，我們學生自是十分鬱卒。然而對於陳鼓應與王曉波，日子就不只是鬱悶而已了。當局對台大哲學系的整肅行動已經提上日程表，即使他們並沒能找到陳鼓應與王曉波的把柄。
…台大師生的民族∕民主抗爭從保釣開始到警總抓人為止，兩年不到戛然而止。而後學生四散，陳鼓應與王曉波連同其他許多無辜的年輕老師接著被趕出台大。此後台大校園一片沈寂，甚至連親美反中的台獨右派一時也無事可幹，要到1980年代中期解嚴之前，才又熱鬧起來。
…可以看出當時為了肅清左派進步意識的影響，右派反共大聯盟包括台獨傾向的親美反中派，竟不顧自由主義之夭折，一併清除了《自由中國》與《文星》一系下來的自由主義在台灣的最後堡壘。今天自由主義在台灣聲音如此微弱，恐怕部分源自這個斷裂。
…然而斷裂的不只是自由主義，也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傳承。斷裂的是雷震、殷海光等人從大陸帶到台灣來的中國自由主義傳承。
斷裂的不只是中國自由主義，也是中國的現代革命傳承。斷裂的是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的整個中國現代化過程所激盪出來的革命意識。
斷裂的不只是中國現代革命，也是中國意識。斷裂的不只是黨國當局在台灣重建起來的「中國」意識，也包括本省人從父祖之輩傳承下來的傳統歷史意識。最可笑的是中國國民黨竟然參與執行了這項對中國歷史意識的絞殺。
台大校園經過這麼一個精神上的斷裂，剩下的空間只有讓執迷於族群意識的反共親美勢力趁勢崛起，引為風潮…。仔細考察我們當時的對手在民族主義論戰時與黨國聯手圍剿我們的情況，這個轉折對後來台灣的政治發展確實有著相當的啟示性。
──錄自《青春之歌》第十一章 邊緣戰鬥
尋回真正的台灣主體性
…我和哲學系學長王曉波逐漸熟稔，他從1970年帶頭介入釣魚台問題，直到1973年春天與錢永祥諸人一起進了警備總部，也是一路往前衝鋒。而在那國家機器橫刀阻斷我們追求美麗新世界之路後，我與他都搬離台大地區，又恰巧都搬到新店，住得很近。於是在那落寞沈寂之時，我沒事就來到他家，他就拿出老米酒，斟滿兩個碗公，一人一碗灌到愁腸滿肚後，就天南地北聊了起來。有一次他竟就手臂一伸遙指遠處的新店山區，說道1950年代初那邊還有人在升紅旗打游擊戰呢！接著就向我談起從日據時期到國府遷台後的這一段期間，台灣左翼分子反帝抗日的種種活動。讓我感覺到保釣運動也是繼承這條線索而來，而這是除了五四之外，我們能夠找到的本土反抗資源。
其實在保釣運動期間，我就不時聽王曉波說起過去台灣有志之士他們活動的點點滴滴，我從他那裡獲得不少關於台灣過去的歷史知識，尤其是那批左翼抗日分子。曉波的專業是哲學而非台灣史，那時不知他的身世，也不明白他是如何去知道這些事情，而那時也幾乎沒有台灣史這個項目，然而卻是他極為關心的領域，也將這份關心傳染給我，我想我們都同樣受到想要理解自身社會如何走到當下的動力所驅策。於是他在被整肅離開哲學系之後，竟就研究起台灣史來了，而在一九七○年代成為探索這領域的先驅。
──錄自〈從歷史的探索裡尋回真正的台灣主體性〉，
序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