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台灣與香港被占領經驗的異同
◎本文由〈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2015)一文增補修訂而成。原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15期，2020年4月，259-283頁。2021年3月修訂。
每次歷史事件的發生都牽涉到多重因素，今天對於香港這幾年來的動亂有各種說法，包括屬於所謂顏色革命的一環或是香港加強版的太陽花運動。這些說法各有其立論基礎，也能從不同的視角呈現部分的真相，而本文要進行的則是從一個歷史性的比較角度來觀察。具體說就是拿台灣光復來與香港回歸做比較，也就是去探索二二八事變與今日香港動亂的共同歷史性因素。這個比較的意義在於它們都是在19世紀時先後被列強割據的中國領土，也都在回歸母國時產生了衝突。從這個面向來探索或許更有助於我們對台灣與香港問題的歷史性理解，也希望進而對中國各地現代化過程的差距與異同的理解。
本文主要探討台灣與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前的狀況，分別是1945年與1997年之前，回歸後的發展只能在較有扣連之處點到為止。雖然香港名義上是在1997年回歸，但實質上在1984年中英兩國經過幾輪談判，達成回歸共識後就已經開始。就是說香港對1989年六四事件的反應，包括此後每年的紀念活動，是在1984年的實質或心理回歸之後發生的。因此香港的六四反應與後來的占中事件和反送中事件前後呼應，應該連成一線來看。基於上述考慮，本文不擬涉及六四的香港衝擊。
本文將從日本與英國這兩個現代帝國對其侵占地的不同經營策略談起，探討其不同的教育政策、母語傳承、人才培育與帝國精神的遺留等，進而探討其所造成的現代文明心態以及與母國疏離的身分意識。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兩地回歸後與母國扞格不入的歷史大背景。底下就從頭來梳理這些歷史因素。
一、兩地在地理與人口組成上的異同
香港與台灣這兩地區都是中國在現代帝國強大的武力侵略下，以中國的一小部分領土被長期占領的；台灣被占領了50年，香港則被占領了155年。兩個地區都被各自的侵占帝國現代化了，又在新中國復興過程中的不同時間點回歸母國；一個是在抗戰勝利時的1945年，一個是在經濟正快速成長中的1997年。然而兩者的經歷卻有不小的差異，首先在人口與土地方面。台灣的土地夠大、人口夠多，而能成為日本帝國進行經濟榨取之地，這從台灣成為日本的米糖供應地可見；而香港卻小到只能當大英帝國經營東亞的貿易與前進基地。
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時，台灣已有超過300萬的人口，居民主要由閩南和客家這兩大漢語族群，加上少數但多樣的南島語族構成；清代的大陸來台移民潮已經基本結束，延續了閩粵地區傳統的漢人社會已經定型。當日本在1945年退出台灣時，還是由這兩大語族構成主要部分。二戰結束時，約600萬的台灣人口組成中除了數十萬的日本新移民外，主要是既有人口的自我成長。
香港原本人口不多，是在被英國占領之後才在不同階段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大陸移民而成長。香港島在1841年英軍登岸時不過五、六千人，主要是漁民與農民；新界在1898年被強行租借時也只有數萬人。當時整個香港主要是以說圍頭話（粵語的一支）、客家話、蜑家話等為主的方言語族。香港後來因歷史與地理上的因緣聚會，吸收了中國大陸各地移民，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粵語族群，才構成今天的人口狀態。現代香港比起台灣其實更像個所謂的移民社會。
然而相較於台灣是在明末清初才有漢人較大規模的移居，整個大香港地區卻是早有中國人居住。多年來的考古發掘找到不少漢唐遺蹟，而且早在宋代就有代表文化水平的書院的設置；客家人也早在明朝初年就定居於此。可以說香港被佔領的時候雖然人口稀少，可以追溯的中國歷史比台灣還長。
二、英日兩帝國施行的不同現代化策略
香港與台灣是被不同地位、階段與性質的現代帝國所佔領，一個是西方甚至全球現代化先驅的大英帝國，一個是在東亞現代化上後起之秀的日本帝國。兩個帝國在經營其占領地上有著不同的策略，因此兩地居民歷經了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學習到了不同的現代視角來觀看世界。
日本在台灣由上而下強力推行現代化，不僅上層菁英必須屈從，下層庶民也不放過；它企圖在整個社會進行現代化。英國佔領香港則「並非為了殖民，而是由於外交、商業與軍事目的……英國建設香港，確實主要是以它為帝國的前哨站，而非為教化當地華人或向其傳播基督教」（高馬可 2013：22-23），即是將香港當作進入中國內地進行政治、軍事、商業與傳教活動，並進而與中國對抗的根據地。為了維持英國在中國的長遠利益，所以著重在香港的穩定，居民只要順從，大半任其自求多福。於是相較於台灣的很多傳統事物與規矩在被日本占領期間遭到破壞，香港居民的很多傳統習俗則流傳下來。
日本帝國的這種強勢作為有個特殊的心理因素，就是它作為學習西方的後起現代帝國，在與先進帝國的競爭上不甘認輸；它要當「帝國主義世界的模範生」。相較於英國這個老大帝國又是現代化的祖師爺，日本一開始也曾被強迫開放口岸，簽下不平等條約。隨後它經由明治維新進行體制變革，跟上了西方現代化的腳步，並以西方帝國為學習標竿，終於將自己打造成另一個現代帝國。
由此來看，日本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確實有其自主性，然而從它後來的帝國作為卻可看出，它在這過程中也在進行某種心理與精神上的自我否定，由此而產生了對自己過去「落後」狀態的羞恥感與自卑感，與追求模範生心態互為表裡。這種羞恥感與自卑感在它侵占鄰邦時，特別不能忍受這些新占領地的落後狀態，而要對其實施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於是在台灣留下數不清的痕跡。相較而言，老大帝國的英國沒有這種心理糾結，它在香港只是在統治一群被它認定是落後的子民，一切以維持其統治與帝國全球策略為考量，例如法國就以傳播西方文明使命自許，而企圖同化占領地人民。[1]
有此不同的帝國心態，日本人在1895年占領台灣不久就開始設立給台灣人就讀的現代小學「公學校」，全面實行日語教育；接著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設立給台灣人就讀的中學校，也是全部日語上課，造就了從小就接受日本式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灣現代知識菁英。英國在其統治前期則如同在其他占領地那樣，二次大戰前香港「殖民政府教育政策的目的是培養少數替殖民政府及英資商行工作的買辦（intermediaries）」（黃庭康 2008：5），即英語流利的「高等華人」。它在香港除了以中央書院（1862年成立的以英文教學為主的中學）與香港大學（1911年設立的英文大學）等學校來培養中上層管理與中介菁英外，並沒有像日本在台灣那樣在中下階層強勢施行現代化教育；中央書院的設立還是因應中產華人的要求。由於香港執政當局忽略了華人大眾的教育需求，沒能提供足夠的教育機會，香港一般人的教育任務只好由中國人自行創辦學校，基本上也使用中文母語教學。港英政府的這個教育政策直到二次戰後才有所改變。
當然這裡也必須注意到這兩大帝國的一個重要的共同心態，即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港英當局與台灣總督府對於新中國的各種現代化運動，都抱持著疑慮與抗拒的態度（這點在後面會詳述）。這也影響到他們的統治與教育政策。
三、不同教育政策帶來漢語傳承的差異
台灣與香港雖都是漢語的方言地區，但在漢語現代化的發展上卻有很大不同。台灣的漢語方言閩南語或客家話經過日據時期都發生了傳承的斷裂，而香港在港英時期卻由粵語一支的廣府話一統天下，成為香港人的通用語；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上一節所述的日英兩國不同的帝國教育政策。
甲午戰爭之前，台灣的閩南和客家語族各以其方言作為日常生活、讀書識字、引經據典及高談闊論的語言。就是說閩南語和客家話不僅作為日常生活語言，還是知識菁英用來論述的語言。當然他們與其他中國人社會一樣，都使用共同的書寫文體──文言文。換言之，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前，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各自成套的全方位語言。然而如上節所述日本占領台灣不久就開始以日語實施現代化教育，接受這套教育的新生代台灣人，雖然在家中鄰里還能運用閩南或客家口語，卻開始喪失母語的論述與書寫能力。這一代人不再接受傳統漢文學堂教育──這種學堂也因公學校的設立而消失殆盡，轉而在新式學校裡全面用日語來上課，因此不再像他們的長輩那樣能夠以母語來讀傳統經典，來書寫論述；日語成了他們主要的現代化論述與書寫語言。可以說「台灣總督府」（日本在台灣的最高權力機構）的教育政策，造成了台灣人語言的上下斷裂。[2]
台灣由於母語在日據時期的斷裂，其論述與書寫部分沒能跟上現代化的步調，以致在光復之後，以北方官話為基礎所確立的「國語」及其書寫文體「白話文」，就比較容易施行於台灣。以戰後新生代為例，我們從小在學習母語的階段從長輩學到只有日常生活的閩南語，學不到論述書寫的典雅閩南語。這是因為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長輩早已失去典雅閩南語的論述書寫能力，而只能用日語；李登輝閩南語能力的欠缺就是個鮮明的例證。於是戰後六、七十年下來，國語就成了台灣年輕一代的一種「母語」了，而且其發音還帶著南京國民政府江浙口音的深刻影響。
然而光復後強制實行的以現代白話中文取代日語的措施，卻讓當時台灣的知識菁英產生了強烈的失語感。當時日語做為敵國的語言，國府會迫不及待地在報刊上禁用，是可理解的。如果當時作為台灣人主要母語的閩南語和客家話都保持完整而且與時俱進的話，光復後知識菁英在論述語言上的被剝奪感或許不至於那般強烈，而遺恨至今；甚至二二八事變的發生因素也會減少幾分。
相對而言，由於英國並未在香港強制推行英語教育，母語的現代化斷裂並未發生在香港，各種漢語都有各自的發展空間。原屬說圍頭話、客家話以及蜑家話的香港成為大陸各方移民的目的地，由於外來人口多方匯聚，原本沒有任何一種漢語方言占據全面的支配地位。根據相關的人口統計研究，1949年前後香港居民原來籍貫的母語分佈依次為廣府話（粵語一支，48.8%）、四邑話（粵語一支，19%）、潮州話（閩南語一支，10%）、客家話（7.9%）、閩南話（漳泉音系，5%）、上海話（2.9%）、圍頭話（粵語一小支，2.3%）等等（劉鎮發、蘇詠昌 2005）；廣府話雖是最大方言族群，但並非全面支配性語言。
廣府話為何會成為香港人的全面支配性語言？有一說法是當太平天國戰爭（1851~1864）漫延到廣州時，大批廣州人湧進香港島才使廣府話開始立足於香港。而且由於當時說廣府話的都是社會與經濟地位較高的人，使廣府話成為香港島的通用語。然而細考香港歷史，在清康熙年間開放廣州為通商口岸之後，有名的「廣州十三行」的西方商人就曾以香港島為其出入廣州的暫棲之處。英國人在鴉片戰爭後的1841年佔據香港島開埠時，更吸引來一批廣州府城的商家。廣府話應該在那時就成為香港島的重要通商語言了，那時尚未納入港英政府統治的新界則還是客家話和圍頭話的領域。
廣府話後來的發展並非港英政府聽任其自然發生的。原本港英政府確實不管香港一般中國人的教育，然而19世紀末開始，中國大陸發生革命運動，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廣東，甚至還以香港為基地，如興中會的多次起義事件，遂改變了整個形勢。陳冠中（2019）認為新中國的胎動讓港英當局十分不安，它為了對抗中國革命運動，於是鼓勵傳統漢文書院的發展，想以保守派來抵銷革命派對香港的影響。因為當時來香港設立傳統書院的多是避革命之難而來的廣州傳統文人，當然就是以廣府話來教授傳統文言經典了。黃庭康的研究指出，到了1927年中國北伐統一運動的高潮時，雖然香港大學在華人壓力下終於成立了中文系，但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卻特意延請在港定居的前清翰林來擔任講師，也是有這個目的（2008：120-127）。因此在香港以母語來傳授中文傳統經典，並沒有像日據台灣那樣中斷了，至少廣府話這一支是被完全保留，這點對後來廣府話在香港成為全方位的現代語言起了不小作用。
港英政府要到1949年之後才開始大力推廣小學普及教育，不論是課本教材或上課語言都是廣府話，因此來自不同母語的新一代移民小孩，也都在學校學得廣府話。此後在與中國內地政治發展脫鉤的歷史情境下，作為粵語一支的廣府話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成為高階語言，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大專院校快速擴增的時候也成為其教學語言；廣府話最後成了香港人的通用語。這裡可以看出港英政府的政策起了統一香港語言的作用。
相反地，代表著新中國通用語的「國語」及新書寫文體的白話文，卻沒能得到港英政府的鼓勵，「國語」甚至在六七暴動後被禁止在民間學校傳授（劉鎮發 2002）。港英政府有意識地推動廣府話成為香港的通用語，這一點與日本總督府在台灣以其本國語日語作為台灣通用語的語言教育政策十分不同，但用來抵抗代表新中國語言的「國語」，英日兩國在這個目標上卻是一致的。
因為英國的帝國教育政策並沒有將漢語傳承斷絕，甚至還強調文言文教學以作為對抗白話文的工具，所以廣府話在香港作為通用語，不僅沒有像日據時期的台灣話那樣跟傳統經典脫鉤，甚至還形成一種揉合了文言文、現代白話文和粵語方言而成的所謂「三及第」的書寫文體（陳冠中2019）。香港所謂的中文指的就是這種可以用廣府話讀出來的書寫文體，這正是台灣的閩南語所沒能完成的[3]。有了這個書寫文體，廣府話遂能與時俱進跟上現代化的步調，成為生活、論述與書寫兼備的全方位語言，兼具庶民生活口語和知識分子高階論述語言的地位，而能在現代化的學校課堂與議會大堂上應付裕如。
雖說英語還是最高階的語言，由於有這個廣府話來作為上下一體通用語言的條件，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就不會發生如台灣光復後幾乎整代知識菁英的失語狀態。由此可見，英日兩國對其占領地的不同語言政策，造成港台在母語發展上的差異，對後來的政治發展也有著很大的影響。
從這個比較可以知道，台灣母語傳承的斷裂始於日據時期，而且與台灣總督府的現代化教育政策密切相關。台灣在方言母語上有著如此斷裂的遭遇，光復後幾代人下來，與現代白話中文搭配的國語就成了新生代的新母語了。這是今天的現實狀況，因此在台北太陽花運動的現場，演講台上與網路上的論述語言與文體都是國語。反觀香港，廣府話是占中與反送中現場的唯一語言。[4]
四、帝國的人才培育政策與社會自我治理
港英政府在19世紀雖然基本不管華人的基礎教育，它還是有栽培華人管理菁英的政策，在其統治後期也培養了一批能中英文並用的香港人管理人才。相較而言，日本人在台灣雖然由上而下強勢地推行基礎教育改造，卻從未考慮培養台灣人的社會與政治管理人才。
台灣總督府由上而下強勢推行教育改造，是對台灣施行「去中國化」同化政策的一環，然而對高層的菁英教育卻有其特別考量。日本雖在1928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日據時期台灣唯一的大學，但相較於香港大學之為華人而設，台北帝大是帝國大學系統的一環，面向全日本招生，絕大部分學生是日本人。帝國大學是為培養日本的統治菁英而設的，台北帝大為了配合帝國的南進政策，更被賦予南洋研究的重任。為了將台灣最高學府經營出南洋風味，他們甚至種植了原產古巴的大王椰，如今台大校園裡的椰林大道就是歷史的見證。
日據時期除了醫科外，很少台灣人就讀台北帝大。台灣總督府提供台灣人中學畢業後繼續求學的主要是專業技術學校，何況這些技術學校還是以招收日本學生為主。在中學校與專業技術學校的銜接上幾經變動，最後形成四個專校：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商業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與台中農業專門學校；後來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併入台北帝大成為其醫學部。此外台北帝大沒有法律學部，台灣也沒有其他法律學校，台灣人想當律師就得去日本就讀。
從這整個教育體制可以看出，日本總督府並不想培養台灣人的政治管理人才，以及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全島整個行政體制裡，台灣人只居於中下層單位裡的少數，以警察系統為例，基本上只能當基層的巡查或巡查補。就是說台灣人作為日本帝國的「次等國民」，是不被信任的。日本直到發起東亞侵略戰爭後，因為亟需人力才改變不信任台灣人的心態，實施皇民化政策，企圖改造台灣人能像日本人那樣效忠帝國、為其死命。就是因為這個自我管理人才的缺乏，當光復時日本行政與治安人員幾乎全部撤離之後，就引發問題了；二二八事變的發生而終至不可收拾，難說與此無關。[5]
港英政府也是如同台灣總督府那樣從上而下對香港施行統治，不考慮給予香港居民政治權力，並且與大英帝國的全球占領地形成人才互通網路，例如「到了1960年代，香港警隊的組織仍是沿用傳統的殖民地模式，高級警察大多數來自非洲、馬來亞和巴勒斯坦的外籍資深警官，而低級警察則一般是華人」（高馬可 2013：4-5）。雖然相較而言，英國基本上讓香港的基層社會自生自滅，不去強行改造，並無同化政策這樣的強勢作為，也沒發生要香港居民效忠大英帝國為其死命之事，但是港英政府卻也透過各種類似手段「皇民化」了不少香港菁英，在其統治後期還培養了一批能中英文並用的香港人管理人才，中下層公務員就是由這批人擔任。只是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本地華人在政府中所能擔當的職務一直受到限制，最高級和涉及敏感事物的職位都由外籍人士壟斷」（高馬可 2013：202）。當然香港的回歸從1982年柴契爾訪北京與鄧小平會談而明朗化之後，有15年的準備期，而不是像台灣在1945年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後，中下管理層突然走空了那樣；九七回歸後香港也就是由這批人繼續維持自我治理的穩定。然而就如近年來香港動亂所顯示的，這批港英政府所培養的在地管理菁英，只能在政治安定的情況下維持治理的延續與穩定，卻還是缺乏亂局中所需要的政治領導能力。
由於英國統治香港的基本心態是以維持安定與帝國全球策略為考量，從一開始港英政府即壟斷了所有權力，從無讓渡政治權力給在地華人的意思。二戰結束之後曾有個計畫「給予華人居民更多影響公共決策的權力。……卻不曾落實。……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推動立法局直選前，殖民地政府的權力結構基本上沒有改變」（黃庭康 2008：96-98）。 就是說港英當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確定回歸中國之前，從未給予香港居民民主權利。這一點與台灣的日據時期基本一樣，也同樣造成了社會自我治理能力與現代政治經驗的嚴重匱乏。香港由此衍發的政治行為如今看來也類似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情況，所謂的公民社會這東西既難以在日本占領過後的台灣找到，顯然也不會在被英國長期占領過的香港自動產生。
五、帝國精神的遺留
如上所述，台港兩地居民在個別被日英帝國統治之後，無論是在人才還是心理建設方面，都沒能培養出現代社會的自我治理能力，也缺乏現代政治經驗。但由於各自學習到不同的帝國之眼，世界觀還是有所不同。他們繼承了看似不同的帝國理念，而且這些理念其實都被在地化，甚至扭曲變形了，而最終都造成回歸母國的心理障礙。
乙未之變後，台灣人經由科考爭取功名之路斷絕，卻出現一條新的功名之路。前面提到日本總督府由上而下強勢進行現代化改造，很多傳統的事物遭到摧殘，其中除了漢文學堂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是中醫傳統（郭譽孚 1998：28-30）。傳統中醫的沒落與現代醫學校的設立是一體兩面的事，台灣總督府亟需培養一批醫療人員來維持社會的健康狀態，以遂行其占領地的發展計畫。總督府醫學校在1899年即已成立，招收台灣人與日本人各半，由於學制銜接問題，開始幾年在台灣學生方面只能招收公學校畢業生，而且願意就讀的台灣子弟不多，因為當時會接受西醫治療的還是以日本人為主，而他們也還不信任台灣人醫生。
然而隨著台灣人開始接受西醫的治療以及中醫的沒落，這個醫學校遂變得熱門起來，經過幾次重整、擴大與改名之後，在1936年併入台北帝大成為其醫學部，即是1945年後的台灣大學醫學院。在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從總督府醫學校到台大醫學院這一延續的台灣西醫培養學校，遂成了台灣人子弟的新功名標竿，直到今天未能稍歇。日據時期很多新世代抗日志士與左翼分子出自這個學校，像蔣渭水、翁俊明、賴和、杜聰明、李應章、許強、郭琇琮等人。光復之後當醫生繼續是台灣子弟的奮鬥目標，各個醫學院網羅了大半的台灣優秀人才，他們後來也都成為社會賢達，擁有較大的發言權，進而從政。這種畸形的人才分布難免影響到光復後台灣的社會發展，也造成中國傳統醫藥在台灣社會的衰退，這是日本占據台灣的深遠影響。
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下則有另一番景象。相較於日本治台政策破壞了不少傳統的東西，港英政府如前所述對香港華人的傳統民俗抱著不干預的態度，甚至為了對抗新中國的革命運動，還採取鼓勵的措施，如前述傳統書院的設立與中文教材的傳統內容。港英政府對中國傳統的容忍使得中國醫藥在一般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比台灣高出許多，能將四季如何進補說得頭頭是道。
香港最早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是醫學院，即1887年設立、孫中山就讀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此校後來也併入香港大學成為其醫學院。現代醫學都是英日兩帝國在其占領地首先設立的高等教育，有著現代帝國醫學的全球共通性。然而香港的醫生沒有台灣那麼風光，而律師與法官的光圈則比台灣發亮很多。相較於台灣人大半還以傳統的「情、理、法」次序為行為準則，法治這東西一直被認為是英國留下來的值得炫耀的精神遺留。然而這次的動亂像衝擊立法會與法院、打砸搶商店、圍攻異議者等諸多暴力事件被不少香港居民與知識分子接受，似乎又顯示所謂的法治只是修辭與工具，並不如宣揚的那樣有實質內涵。顯然當造反分子陷入革命的亢奮狀態時，以目的來合理化手段乃是全世界的共通特質，其實是與冷酷的法治精神有著相當遙遠的距離。
相對而言，日本占領台灣留下來最沉重的卻是那個「帝國榮耀」及其核心武士道精神的允諾與召喚。然而作為次等國民的台灣人民，尤其是男性，那又是一場虛幻的、自我膨脹的夢幻。當帝國毀滅時，日本男人可以自安於其日本身分，重新來過；可是受到這場夢幻所召喚過的台灣男性卻在內心留下了巨大的創傷，這個創傷所衍生的各種心理與精神症候還代代相傳，直到今天仍舊陰魂不散。
陳映真曾在他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2001）裡，細膩描摹了受到這個「帝國榮耀」所迷幻的一群台籍日本老兵的悲劇。此外還有不少社會事件和影視作品也不自覺地表現這種心理，例如數年前的紀錄片《灣生回家》（2015）引發的「假灣生事件」所呈現的成為日本人的渴望，又如這十多年來充滿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夢幻與依戀的一系列電影。這些文藝相關作品還只是較為突出的個例，可以讓我們窺見一斑。然而更大更深的影響是在整個戰後新生代，尤其是男性的性格上。筆者多年前寫的〈父親的畢業紀念冊〉（鄭鴻生 2008a）一文，描述了台灣子弟如何在日本帝國的教育下，一步一步走近帝國榮耀的所在；另一文〈尋找大範男孩〉（鄭鴻生 2008b）則試圖解釋我們這一台灣戰後新生代男性為何從小缺乏「大範」（閩南語指大方、大氣、不扭捏）的氣質，並指出其父輩慘痛的被殖民經驗是一個重要歷史因素。
相較於台灣戰後的這種扭曲的心理狀態，英國人在香港所栽種遺留下來的應該是另一種精神症狀吧！這方面從這次反送中運動出現的各種現象可以看出，需要有對香港社會深入理解者來進一步探索。
然而不管如何，英日這兩個現代帝國都留下來一個共同的心態──「現代文明位階」的觀念，即是因為被現代帝國賜予了所謂的殖民現代性，而產生了對母國落後狀態的歧視心態，這從台灣光復後就開始流傳至今的那個虛構出來的用來嘲笑國民黨軍隊的「水龍頭的故事」：「當年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台灣時，看到牆壁上的水龍頭這東西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牆上塞，卻奇怪為什麼沒有水流出來」，可以清楚地看出[6]。直到現在，台灣很多人都還是不能免於對中國大陸抱著現代文明優越感，而這恐怕也是今天香港人的基本心態。
當然一般人的這種文明優越感只能針對大陸的一般狀況，而像上海這種中國首善之地反而曾經是台灣在日據時期流行品味的一個來源，如改良式的民國旗袍（鄭鴻生 2007）。同樣的水龍頭的故事也曾經有個上海版本，嘲笑的對象變成1949年進城的中共解放軍，用來顯示上海的文明優越感；故事裡這些「土八路」還用抽水馬桶來洗菜淘米（鄭鴻生 2006）。
此外這個現代文明位階的觀念還具現在語言能力上，大凡淪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第三世界的人，會不會說宗主國的語言往往成了劃分文明與本土、進步與落後的依據。以港英政府培養了的一批英語流利的「高等華人」來說，在台灣與之對應的是日據的中後期培養的一批日語流利的台灣菁英，但他們只是日語流利，卻不曾像香港那樣有過管理能力的磨練。台灣具有日語能力的這一代人除了對中國大陸有文明優越感之外，對台灣本土的種種也多抱著輕視的態度，「水龍頭的故事」就是這些人傳播開來的。然而他們卻因為戰後英語成了高等語言而沒能發揮，也沒能把曾經有過的這個語言優勢傳給下一代。因此台灣戰後會說英語的這個優勢反而具現在外省人，尤其是來自有過租界的大城市子弟身上，並且成為戰後台灣新生代妒恨的對象。
六、身分政治的不同歷史與性質
台灣和香港兩地在被日英帝國占領前，居民並無清晰的台灣或香港身分意識。這兩種身分意識的產生都與帝國占領有關，但又有著不同的歷史與性質。
台灣在被日本占領之前，其主要人口就已經有將近300年漢人社會的堅實歷史，基本上已經不是移民社會。從乙未之變日軍登陸的第一天起，台灣就開始了激烈的抗日活動。漢人的武裝抗日一直延續到1915年的台南噍吧哖事件（也稱西來庵事件），足足有20年，死亡人數超過10萬（參考《維基百科》「乙未戰爭」 2020年2月7日）；原住民的武裝抗日甚至延續到1930年賽德克族的霧社事件。台灣人在武裝抗日失敗後，新一代知識分子改變作法，採行現代政治社會運動，例如文化協會、民眾黨以及各種工人與農民組合的成立，最後是共產黨組織的出現。然而這一波現代政治與社會運動也一直遭到台灣總督府的嚴厲鎮壓，尤其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始的皇民化時期，所有反抗運動都被壓制。最激進的共產黨人不是入獄就是逃到大陸，直到日本戰敗台灣光復，這些人才復出活動，而在二二八事變中起了重要作用。
換言之，台灣從割讓的第一天起就開啟了這個抗日的傳承，同時也在這抗日運動中開始塑造以日本為對立面的台灣人身分。在這之前的清代，台灣居民是以各自的族裔來認同的，像泉州人、漳州人、福佬人、客家人、泰雅族、排灣族等等身分。傳統服飾被稱為台灣衫，傳統虛歲被稱為台灣歲，都是在這個時期與日本人帶來的新事物的對比中形成的。
雖然這些抗日分子開始有了台灣人身分，但他們還有著另一個更大的身分，他們基本上都是「祖國派」，念念不忘唐山原鄉；他們的抗日運動基本上也緊跟著中國大陸的政治與文化運動，亦步亦趨。換言之，他們這群人除了有了台灣人意識之外，同時也有了現代中國人意識。然而台灣人除了反抗之外，也同時帶著被母國遺棄的悲情心理，因而當有著祖國意識的抗日分子被全數鎮壓之後，留下來的就只是悲情心理了。
台灣被日本統治50年，抗日的最大力量最後集結在左翼旗下，雖然這股力量在光復之後復出活動，卻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左翼肅清中被撲滅殆盡；最有能力承擔反思所謂的「後殖民」問題任務的一批人就此消失，直到保釣運動前後才又復甦，但也一直未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
相較而言，香港除了講客家話與圍頭話的新界原居民外，可說是個移民社會；它在被英國占領時沒太多人居住，也沒太大反抗，除了新界的原居民與九龍寨城在1898年英國強租新界時有過一些。現在的香港人除了新界原居民外，大半是在歷史變動中分批移入的，基本是自願加入做為英國占領地居民的，尤其是在二戰之後。原因有多重，多數應是為了求得美好生活的單純經濟因素，以及為了躲避大陸上的各種動盪，如太平天國、軍閥混戰、日本侵略、國共內戰、三年困難以及文革等。
1841年英國人佔領香港島開闢商埠之後最先吸引來廣州商人。19世紀五十年代因太平天國的動盪為香港島增加到8、9萬人口；辛亥革命及討袁之役又讓其人口增加到50萬；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因港埠發展的勞力需求，從潮州招來大批苦力，構成此後潮州移民的基礎。大陸的持續戰亂帶來廣東的動盪也讓香港人口在1931年增加到85萬；日本侵華又帶來了不少難民，在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前，人口已增加到150萬之多。二戰後雖然只剩60萬，但接著的國共內戰產生更大的移民潮，到了1955年香港人口已達250萬；而在大陸三年困難時期後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香港人口就達到了500萬。[7] 由此可見，香港人口的主體是大陸各次動亂所產生的移民及其後代所構成的；在這歷史過程中，相較於台灣居民從抗日運動中產生台灣人的身分意識，逃難來到香港的人比較會接受港英政府的治理，也就無從以港英為對立面來產生香港人身分意識。
然而香港不只是被動地接受大陸移民，它也成為大陸各種政治運動的中繼站與庇護所。它首先是興中會的重要據點及其多場革命之役的發動地；抗戰時期香港尚未淪陷時，它是許多抗日志士的庇護所與轉進地；中共建政後，它又成為冷戰時期各方勢力競逐與勾心鬥角的國際港埠。以此觀之，香港類似以前上海的租界區。就是說，香港社會在被英國占領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中，與中國大陸的變化息息相關，它的人口組成也一直在變化，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大陸移民潮放緩之後，才有條件在以廣府話作為香港普通話的背景下，啟動了香港人的身分意識。
雖然香港一直有左翼人士存在，但左翼運動主要是在配合或呼應大陸的運動，例如1925年五卅慘案時的省港大罷工。1949年之後左派也主要是配合中央的香港政策，共同維持香港的現狀；1967年香港左派工會呼應文革的六七暴動應是個意外。直到上個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之交，才有戰後新生代自發的「天星輪加價事件」、「中文法定語文運動」與「保釣運動」等對港英政權有所挑戰。
以廣府話作為通用語的香港人身分的成型，與港英政府的政策大有關係。如前所述，港英政府為了抵擋新中國的各種運動如辛亥革命、國語運動、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北伐統一等的影響，對華人的教育採用以傳統對抗革命、以方言對抗「國語」的政策，比如鼓勵設置傳統書院、在中文教學上著重文言文經典、推行廣府話教學等等。而根據黃庭康的研究，這些圍堵措施最後凝結在1949年之後實施的「中學會考」這項制度上面，因為會考的成績是用來申請大學入學的，於是就限定了民辦中學課程的教學範圍（2008：175-183），就像今天台灣的中學課綱所發揮的作用。
黃庭康指出這個中學會考的內容在歷史與地理課程上把「中國」轉變成一個外在的純知識性的對象，而且還是帶著偏見的；在中文方面則著重中國的傳統而避開中國的新事物，於是它「所呈現的中國文化是一項經過改造的『選擇性傳統』，它的作用是阻止香港出現強烈的親北京、親台灣或中國民族主義身分認同」（黃庭康 2008：182）。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的設立則是這個機制的「最後一塊拼圖」，這所大學由1949年後成立的三所書院組成：崇基、新亞與聯合；崇基書院是從大陸撤退到香港的基督教團體所設立，聯合書院由從廣州轉移到香港的五個書院組成，新亞書院則由轉移到香港的新儒家學者所設立，歷來都得到西方各個基金會的支援。新亞書院原來只是民間辦學的性質，在這個形勢下也被收編進中文大學，反映了前述的港英政府以傳統中國來對抗革命中國的一貫策略。中文大學成立後遂大大提高了中文中學會考的重要性，深刻影響到中學的教學內容，可說「發揮了鞏固殖民統治的霸權功能」（黃庭康2008：175-198）。
雖說港英當局以「中學會考」的機制來抵拒新中國的事物，然而也難以全面施行。雖然尋求進入香港大學或中文大學的中學生受到影響，但大學名額僧多粥少，一些想到歐美或台灣上大學的中學生就成了漏網之魚。其中來到台灣上大學的香港僑生所上的中學不少是國民黨或親國民黨人士所辦的學校，會接受到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例如一九七○年代初發生的保釣運動，不管在北美洲還是台灣，香港留學生都是積極參與者。在台灣大學校園貼出第一張保釣大字報的即是香港德明校友會，德明中學是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學校，他們的學生在香港所接受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和當時台灣學生接受到的應無二致。由此香港也同時發生了保釣運動。這些是港英當局不能完全左右的「民間」教育，然而在後來顯然也不足以對抗港英當局遺留下來的抗中心態，何況這些學校還是施行了與港英當局一致的反共教育。這些複雜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與「反共抗中」相應的則是左派學校的清除，如達德學院在1949年被撤銷註冊，南方學院在1951年被關閉。劉鎮發（2002）也指出1967年的六七暴動又讓港英當局進一步推行「去中國化」的政策，以香港認同替代原本就不強的現代中國認同，以廣府話替代國語。例如在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幾乎獨占港台及東南亞華人市場的香港國語片，此後完全被粵語片所取代。可以說，港英政府一直來就有意打造以新中國為對立面的香港人身分，而這次香港的動亂更可看出前港英政府的用心及其斬獲。總之，相較於台灣人這個身分在日本侵占初期漸次形成，香港人的身分要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人口組成穩定，戰後新生代逐漸成年之後才開始成形；在這之前，所謂的香港人基本就是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之謂。與此同時，廣府話也登上香港通用語的位置，而粵語流行歌與電影也開始興盛。
1949年後國民黨退守台灣，雖然嚴厲鎮壓了左翼分子，但也帶來了不少各方面的人才，促進了台灣的經濟與文化建設，如資委會人員啟動的經濟發展，中國自由主義者帶來的政治啟蒙，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帶來的現代白話中文的文藝成果；他們是台灣戰後新生代在失去左眼的條件下還能順利接上現代中國的重要媒介。然而在台灣未能解決「後殖民」問題的情境下，他們在文化上的優越位置也在戰後新生代心中，埋下了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文化優越感與自卑感的心理隔閡，加強了日據時期以來本省人的悲情心態；加上在親美的國民政府的教育體制下，英文取代了日文成為新的上國語言，國語取代日語成為新的論述語言，這種幾代相承的文化失語感使這種悲情心態與省籍情結糾結在一起，更加堅不可摧，影響到後來台灣人的公眾與政治行為。
香港在其發展過程中則不斷有大陸人才來來去去，在1951年港英當局關閉原來自由流動的邊界之前，也如台灣一樣收容了不少大陸菁英，這批人促進了戰後香港社會的繁榮、工商業的發展與文化的提昇。然而或許在港英統治下，不管先來後到都不涉及政治權力的分配，沒有像在台灣那樣造成裂痕，因而在九七回歸前似乎就已在廣府話文化一統天下的改造下成為香港人了。然而在這次動亂中，不斷發生的示威者對「國語/普通話族」的敵視甚至動武，卻又讓人聞到二二八事變時省籍排斥的味道。
雖然台灣人身分從乙未之變起就開始打造，但直到今天這個身分的基本核心人群還是講閩南語的所謂福佬系。這個核心身分只解決了漳泉之間的問題，並沒能解決福佬與客家之間的差異（客家人基本上沒參加二二八事變），更不用說去涵蓋外省人與原住民了。因此台灣人身分其實還未能完全消除前清時期以方言為基礎的地域觀念，及其政治運動的地域屬性。而如今香港居民看似被廣府話一統天下，然而在反送中運動的各種衝突中，我們也看到這種方言地域的存留，例如被認為是與三合會有關的反「反送中」的元朗白衣人，其實有著新界客家原居民的背景；又如被圍剿的北角福建人社區則有著閩南移民的背景。我們從這些現象倒可以看出，今天以中國為對立面、以廣府話為其通用語的香港人身分運動，並未得到全部香港居民的支持，甚至還有奮力相抗的傳統社區力量。從這裡似乎可以看到香港這次動亂跟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都帶著類似的傳統地域械鬥性質，並有著地方反抗中央的意涵。
七、「殖民現代性」後遺症與國家觀念
如前所述，台灣與香港這兩個從中國被分割出去的領土，都是在被占領時期現代化了。英日兩個現代帝國在兩個地區施行現代化方案，雖有力道強弱之分，卻留下一個共同的心態──現代文明位階的觀念，即是兩地區居民因為被現代帝國賜予了「殖民現代性」，而產生了對母國落後狀態的歧視心理。而這個殖民現代性除了產生對母國的文明優越感之外，還造就了另一種心態，就是「國家觀念」的缺乏。這兩種心態的互相加乘，遂造成了兩地在回歸母國時都產生了扞格不入的問題。
上百年來第三世界各地為了擺脫西方現代帝國的占領與支配，一般都藉由民族解放的形式來奮鬥，就是建立一個新的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然而要能真正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並不容易，比如說中國大陸在面對甲午戰爭後列強逐步進逼的壓力下，經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八年抗戰，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試圖走出民族復興的一條現代化道路；雖是自主的，也走的頭破血流、千瘡百孔。或許由於中國規模之大與複雜，在能夠產生集體力量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上，本來就比較困難，因而有民國初年革命者對「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悲嘆。如今大家多認識到，中國的現代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是在奮鬥了數十年之後，直到抗日戰爭時才達到高峰。因此在八年抗戰之後，中國大陸不管左派右派都已具有十足的新中國的國家觀念了。
然而台灣社會在1895年乙未割讓之後，與中國大陸基本隔絕，而沒能參加到這個重要的歷史過程。日本的台灣總督府由上而下強制施行的現代化方案，所培養出來的接受日語教育的乙未世代，除了抗日分子等少數對20世紀新中國的各種運動或心儀或親身參與之外，一般人不只沒能經歷，也沒能知道這些事件，從而沒能從中建立起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而光復後來台接收的國府軍政人員是歷經辛亥、北伐、抗戰的國民黨這一系人員，他們的中國觀念是帶著這段歷史的。當他們碰上對中國大陸的艱辛過程不理解，卻有著不能當家作主的悲情心理的台灣乙未世代，心理上的互相不適應就難以避免了。
香港雖然在被港英統治過程中，和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動息息相關，但正如上述，香港移民的難民心態以及港英政府的「對抗新中國」的教育政策，也起了阻絕香港居民對中國苦難歷史的同理心，更無助於建立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了。何況來到香港的移民，尤其是後期在新中國的動亂中逃難來的，對新中國即使不帶敵意也會有著怨懟之心。難以期待他們的後代會自然產生新中國的國家觀念。
更嚴重的是，如前所述，由於兩個地方在被現代帝國現代化的時候，也產生了對母國的現代文明優越感。沒有母國的國家觀念卻有著現代文明優越感，這是台港兩地在回歸母國時的共同心理狀態。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就在這兩種心態的交互作用下，一發不可收拾。香港如今的動亂也可看出這些因素。
八、不同現代理念的衝突
總的說，台港以及大陸由於經歷了不同的現代化路徑而產生不同的現代理念，當這幾個不同理念互相碰撞時就產生了一時難以解消的問題。
傳統中國在受到西方現代帝國侵略，被迫進行現代化改造，以其規模之龐大、際遇之多樣，就有了多重的現代化路徑。台灣被日本帝國從上而下強勢施行日本式現代化改造，香港被大英帝國有選擇地、較不強勢地施以英國式的現代化改造；兩地在回歸之後確實有著不完全一樣的「殖民現代性」，但也有著相同的帝國非物質遺留與後遺症。而中國大陸若是先不管其局部差異，整體而言則是自我摸索著一條較為自主的道路，最後由中共的路線取得主導。
不管是哪條路徑，台港的現代化過程都造就出一批新的知識與政治菁英，接受不同的西方（或西化的日本）理念的灌輸與栽培，各自在其社會取得論述主導者的地位，如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李登輝。這批知識菁英被不同現代化方案養成之後，往往以各自的帝國之眼──西方帝國的文明世界觀，來看待自身社會的傳承、基層的人民，以及母國的種種。例如前面提到台灣的「水龍頭的故事」自光復之後就一直被分離運動者用來貶抑大陸來台人士；或者以西方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民主」來看待自身社會的政治安排；或者對自身社會或第三世界國家都抱著深怕被西方恥笑的焦慮不安。這些帝國之眼引起的焦慮不安，在台灣甚為尋常，在香港今天的衝突中也一一具現。
這批新型知識與政治菁英構成了現代化社會的優勢者，也造成了回歸後解決「後殖民」問題的巨大障礙。以台灣為例，這些人一方面構成反國民政府的本土力量，另一方面也構成分離運動的基礎。二二八事變除了有國共內戰及光復後復出的左翼分子的因素外，更大的是來自大陸與台灣不同的現代化路徑所產生的歧異這個底層因素。這個面向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也構成了重要的背景因素。我們試著想像，如果沒有西方現代化的因素，台灣在1945年的光復或許就像北宋假設真的收復燕雲十六州，或隋朝統一了淮河以南諸國，只是傳統中國的分合，應該不至於發生二二八事變那樣慘烈的衝突──當然小衝突難免。
台灣和香港的漢人社會歷史較淺，而且在西方勢力大舉來到東亞之前，面對中國內地在政治上、地理上與文化上都相對邊緣。或許這個發展的落差與不一致性，本就是這個龐大的中國傳統社會轉變到現代社會的正常現象，而需要更大的耐心與更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九、餘論：終歸是中國問題
綜合上述，台灣和香港作為一個大文明載體的中國的邊緣地區，個別被現代帝國侵占之後產生了較為特殊的複雜性，看似台灣或香港的特殊問題。然而在比較兩者被帝國占領經驗的異同，以及台灣光復與香港回歸後的種種問題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特殊性不能過度強調，不能只視之為台灣或香港的個別問題，而是中國被割讓的邊緣地區的共同問題。當然台灣問題或香港問題，基於其占領帝國的不同特質與統治歷史等因素，而有其相對特殊性；但畢竟都是由傳統中國社會被帝國占領與現代化之後產生的問題，所以還是傳統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的一環；就是說終究還是屬於中國的問題，一個在台灣或香港的具體歷史情境下呈現出來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問題。
何況中國大陸在其現代港埠地區也曾長期存在過繁華的外國租界，如上海、天津、武漢等；還有一個短期存在的「滿州國」。這些影響與後果都可以拿來和台灣與香港對比，也應該能看出深一層次的中國問題來。再說，現代帝國帶來的非物質遺留，不僅留在曾經的殖民地和租借地，而且全面性地作用在全中國範圍的各個心理層次，與台灣和香港其實都有著共同的精神狀態，其中之一即是自我否定的心理。
中國的主體大陸地區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其相對自主性，而且為了取得這個自主性而經歷血跡斑斑的奮鬥，犧牲遠遠超乎台灣，但是就如日本在其「脫亞入歐」的現代化中所顯現的自主與自我否定的雙重性格，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免帶著自我否定的創傷。這種創傷的一個具體例證表現在它曾經比日本更強烈地厭惡自己的過去，露出更昭彰的羞恥感與自卑感，比如漢字拉丁化運動、全盤西化論、破四舊等等，又比如來到新世紀還有人主張中國應該被西方「殖民」三百年才能脫胎換骨。
因此台灣、香港與大陸這三地如今所顯現的各種問題，就不應只被看作不同歷史經驗的個別問題，而應是傳統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共同問題，如此就得回到中國現代化的整體問題上，更具體的說就是一個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如何重新認識自我，如何真正尋回自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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